編者按：伴隨《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的修訂以及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出台，中國法律職業化程度步步加深，未接受系統法學訓練的非科班生愈來愈難走入法律職業領域。今天法學院校里的莘莘學子，將是明天打造法治國家的棟梁。可以說，法學教育對中國法治進程的影響從未有今天這麼強烈、直接。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學，曾被稱作中國法學的“黃埔軍校”，也有人評價它是中國法學教育最成功的典範。解讀“西南現象”是法學界的共同興趣。但今天，這所傳統名校因為遠離中國的政治或經濟中心，她在教育資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邊緣化。

　　但西政遇到的問題也是幾乎所有中西部高校面臨的難題。值此西政50周年校慶之際，我們解讀她的興衰浮沉，或許能為中國法學教育格局提供一個觀察的模本，也能為中國20多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的得失提供一面鏡鑒。

　　2003年9月20日，一場平靜的秋雨落在山城重慶。

　　著名的歌樂山下，西南政法大學正在慶祝自己50歲的生日。風雨蒼黃五十年。這場綿綿不絕的雨平添一種喧鬧中的清冷。

　　西政的50年比任何一個政法院校都值得記憶。這個被歌樂山裹挾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國法學界的“半壁江山”，他們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奪目———20位大法官、大檢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機關的管理者，數十位影響中國法學的學者。

　　西政創造了法學界傳奇的“西南現象”。

　　西南現象的造就者，一位見證了西政風雨歷程的古稀老人，在校慶這天卻憂傷地說：“我沒有一點心情參加這個聚會。對學校我現在只有淒涼，有什麼值得慶祝呢？”

　　曾經的寵兒

　　西南政法大學前身為西南政法學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國院系調整中，西政合併5所大學法律系而成立。

　　重慶沙坪垻區鍾靈毓秀的歌樂山下，莊嚴肅穆的烈士墓旁，400畝荒坡上，西政就此誕生。這裡曾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舊址，是美蔣特務囚禁、屠殺革命者的地方。校史記載，選址這裡“正好以先烈們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養政法幹部”。

　　在這之後的20多年裡，學校經受了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發展步伐逐漸緩慢。和所有遭遇“運動之苦”的中國高等學府一樣，在“砸爛公檢法”、“停辦政法院校”的惡浪中，西政被停辦近十年。

　　正如西政1978級學生、學者賀衛方所言，1978年恰好是西政50年歷史的分水嶺。此前的25年曆盡磨難，淒風苦雨；此後的25年劫後重生，柳暗花明。

　　泥濘的黃土路、簡陋的校舍、機器轟鳴的操場———復辦後第一批入校的1978級學生曾被眼前的場景深深刺痛———這就是嚮往許久的學堂？感情受挫的他們打出了“稀爛政法學院”的標語。

　　那時他們並不知道，在當時的歷史狀況下遍體鱗傷的學校得以保全是多麼不易。

　　1971年4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許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學院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被撤銷。

　　西政幾位資歷較深、在運動中飽受磨難的老先生不願接受這個現實，他們頂着自己頭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給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寫信，苦苦懇求保留學校。這段歷史被西政稱為著名的“護校運動”。

　　歷時一年的“護校運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曲終但人未散。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動”：人員不動、校產物資不動、圖書不動。西政以這樣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時期的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馬分屍”。

　　22年後，2000級新生在課堂上聽青年教師盧雲豹講起這樣的故事：“文革”時，學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師被分別監禁，一位老先生四下打聽老教師們關押的所在，秘密記下。“文革”一結束，老先生按圖索驥，一一找回，西政以最快的速度重建。

　　1978年2月18日，國務院高教部決定將西政列入全國首批重點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屬全國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點大學。這個光環讓西政人倍感鼓舞。得益於政策的不斷眷顧，西政被批准提前於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復招生。

　　西政得以鶴立雞群並伴隨長久的榮耀，西政校友承認那是當年連續的“政策占先”所成就的。當年西政是中國教育管理者眼中的“寵兒”，被戴上“惟一”、“重點”、“最早”這樣一頂頂桂冠。

　　“西南現象”

　　“卡車沿嘉陵江溯流而上。我對於江河並不陌生，但是當日的觀感卻很特別。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蕩，煙霧迷茫。此情此景，與卡車上一群胸懷遠大、豪情萬丈的年輕人當時的心情不是很相配嗎？”

　　西政1978級學生、學者梁治平至今難忘1978年到校第一天的情形。

　　那一年和梁治平同時到校的還有夏勇、賀衛方、王衛國、龍宗智、江山、蔣慶、顧培東、程燎原、王敏遠、陳澤憲、江必新、張穹、於安、周強……他們成為日後的俊傑。

　　“當時全國總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專業的學生，但西政的人數最多。我們那屆同學大概有360多人，我記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數一樣多。”賀衛方笑着回憶。

　　1978年全國共有5所院校招收法律專業的學生。西政是惟一一所單科學院。而西政招生的人數比其他4校的總和還要多。這使得西政日後因“人多”而“勢重”———這也是西南能夠成為“現象”的原因之一。

　　20多年後，在北京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場面。一次法學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長輩口吻招呼大家。指點一人，問何校畢業？答曰：西南政法。又問一人，復曰：西南政法。此時有人開玩笑：江老不必再問，你已被西政包圍。江老不信，指問：這位中央廣播學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在其所著《從法學引注看中國法學的現狀》中開出的國內法學學者“大名單”——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評價說，西政的“新三屆”（1978級—1981級）是中國法學教育的成功典範。他們的學術或政治成就對中國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所謂“西南現象”的大致含義。

　　西政畢業生遍布中國司法實務界和學界。翻開幾所重點大學法學院的名錄，西政血統的教授不在少數。現在的西政學生常經意或不經意地在閒聊時說上一句：“最高法院一半人是西政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在為西政1979級學生邱興隆的博士論文作序時寫道，“我對西南政法大學情有獨鍾……似乎歌樂山有一種仙氣，從歌樂山走出的學生都有一種成仙得道的感覺。”

　　感恩母校

　　賀衛方說，在那個時代，學校對批判和論辯精神“表現出了非常可貴的寬容”。當年有一些同學常常跑去重慶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向群眾發表演講，告訴大家“中國應該朝何處去”。

　　西政1979級學生、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回憶，有一段時間，端着飯碗，看看教室、食堂紅磚牆上張貼的各種“大字報”一樣的文章，是一種享受。以當時之認識，牆報上有些觀點真是驚世駭俗。

　　曾經有記者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夏勇，你在北大、哈佛學習過，哪位老師對你影響最大？夏勇說是西政的楊景凡和林向榮老師，他們在學界並不十分顯赫，但我從他們那裡學到最多。

　　西政1979級學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至今記得手捧學校油印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時的激動。西政1978級學生、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宮曉冰說，西政所幸之處就在於教師沒有離散，圖書資料沒有流失。“學校保留了一批當時在全國法學院系有名望的學科帶頭人。圖書館保有的圖書數量在當時各政法院系名列第一。”

　　20多年後的一天，已經成為知名學者的梁治平感慨：“同今天的許多大學相比，我的大學簡陋、殘破和狹小得不宜稱為大學。但那確確實實是我的大學。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曾經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裡。我的大學之所以無愧於大學之名，是因為她保有一種開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經在這樣一種精神氛圍中學習和生活，在其中成長，了解世界，認識自己。”

　　教育改革下的節節失利

　　當西政畢業生們帶着西政人特有的榮耀和情結努力生活和工作的時候，他的母校卻遭逢1990年代後連續的變故。

　　直到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學教育中仍保有傲視的姿態和實力。西政1979級學生、畢業留校任教的張紹彥回憶，“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發展最快、步伐最大的5年，也是人氣最旺、最有生機的5年。那個時候，學校哪個老師出了著作，發表了有影響的文章，全校師生員工都會議論、稱譽。雖然老師們心裡也有對學校的很多不滿，但能感覺到當時那種向上的氣息，感覺到自己是在大學堂里。”

　　那幾年，在中央“把中國政法大學建成我國政法教育中心”的指示下，中國政法大學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西政學生眼裡，中政大不過是“天子腳下一朝得勢的暴發戶”———它的學術影響力與西政無法比肩。

　　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標誌。“211工程”是1995年教育部提出的重大構想———中國政府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重點學科的宏大工程。

　　司法部當時所屬的院校只有一個進入“211”的名額。時任西政校長種明釗說，那兩年他只顧得拼命創造條件以符合“211”標準，學校為此擴大招生數量，也建立了一些虛設機構以“充實”學校規模。

　　西政最終沒有進入“211”。“作為一個單科類的學校，有些規模是很難達到的。”種明釗至今無奈地說。失利不僅意味着兩年辛勞的白費，更意味着將不能獲得更多的財政支持。錢對這個學校太重要了。種明釗說，當時每年2000萬元的財政撥款，70％用來發工資，“科研投入、學校建設常常感到力不從心。”

　　中國政法大學最終也未能進入“211”，這讓西政多少有些平衡———這至少說明了西政並沒有被超越。

　　失利後的西政並不知道，一場更大的變故正等着自己。

　　1999年末，西政校園開始傳出這樣的消息：西政將被併入重慶大學！“我感到家園被毀了。”一位遠在北京的西政畢業生說出了聞聽此消息時的剎那感覺。

　　“高校合併”是當時中國教育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1997年，高校“共建、調整、合作、合併”的八字方針推出，改革的目標是組建多科性、綜合性大學，提高高校綜合實力。那個時期，有人驚呼：“中國高校合併瘋了！”

　　西政將被合併？最為震驚和痛心的是那些曾為西政的建立和復辦付出全部感情的老教授，以及那些留在母校任教的1978、1979級學生———“西政沒有了？！”

　　時隔25年，西政又上演了一場“護校運動”。西政最終被保住。他們覺得西政的精神在這場運動中得以傳承。

　　據說，這場護校風波甚至震驚了公安部、司法部和教育部，由三部派大員赴渝解決。

　　沉浸在護校成功後的亢奮中不到一個月，改革再度襲來，西政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變故———下放重慶管理，由全國性大學變為地方性大學。“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一位西政的老師至今不解。

　　當年國務院規定大多數部委不再具備教育管理權，部委所屬的一些著名院校與部委脫鈎，或者併入教育部所屬院校，或者劃歸地方。此舉的目的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條塊分割體制，避免大量重複建設。

　　在這次部屬院校改革中，中國5所政法院校的命運各不相同：中國政法大學是最大的受益者，成為政法院校中惟一被整體劃歸教育部管轄的高校。中南政法學院與中南財經大學合併，成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學院而存在，由教育部主管。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和西南政法大學被下放地方。

　　下放前夕，學校領導到北京四處請求“收留”———教育部不要，司法部不要，公安部不要。校長田平安激動地質問相關人員：你們了解西政的歷史嗎？！

　　奔波和懇求沒有改變西政的命運。從此下發給西政的文件以這樣的形式開頭：重慶市西南政法大學。

　　報紙上開始看到：“重慶的高校要立足本市，主要為本市培養人才。”重慶市內招生的名額開始增加，這所曾經匯集各地學子的校園到處充滿了川音。

　　那些離開的人

　　學校開始走人了。開始是零星的，後來成了規模。

　　1997年下半年，在西政呆了14年的張衛平萌發了下海的念頭。1979級的張衛平1986年西政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7年已是博導的他在法學界頗有影響。

　　張衛平說，當時西政的問題在於已經形成這樣的氛圍：離開西政就是一種成功。見面老有人這樣問：怎麼還在學校，你還是有能力的嘛。

　　2000年前後，中國法學教育的重新布局和法學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使得法學人才的市場化開始顯現。各大學四處挖人組建或者充實自己的法學院。西政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　　2001年至2002年，西政人才地震。一年多時間，8位青年教授離開學校，4位青年博導調離。這些人都是西南學術的代表人物。

　　全校師生、西政校友、法學界大為震動！有人驚呼，這何嘗不是又一“西南現象”？！“西南現象”20年後再度輪迴，不過卻是聚與散的分別。

　　邱興隆因為帶走一批人前往湘潭大學，被一些人視為“傷害母校最深的人”，甚至被稱作西政的“叛徒”。邱對此表示反感，“人才流動是好事，何必總是說流失呢？這是個觀念問題。”

　　1978級西政學生、法理學教授程燎原的走最讓人驚訝。熟悉他的師生說着同樣的話：“連程燎原都走了！”被西政老師們私下裡視為精神領袖的他，是一個學術紮實、與世無爭的學者。

　　離開西政兩年後，遠在湖南的程燎原說出了他離開的真正原因，“這是一個傷心的話題，我常常不願談起。”

　　2001年，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看到學校的此種情景，程燎原倡導同仁們商量如何幫助學校渡過危機。

　　此時重慶有關部門決定安排程燎原出任重慶市某司法部門要職。考慮再三後，程燎原放棄了這個從政的機會，打算繼續自己的學術。程的舉動贏得了學生們的尊敬，他的故事在校園裡被傳為佳話。

　　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選擇留下卻使得學校領導大為不滿。“或許是因為我的不識趣破壞了他們與上層的良好關係，學校感覺到了工作上的被動。”程燎原至今也是猜想，“我感覺到自己即使想安心做學問也變得困難，到後來發現只有離開。”

　　2001年4月，程燎原離開生活了24年的西政遠赴湘潭。

　　聽到程燎原要走的消息，在黑暗的辦公室里，王人博呆呆地坐了幾個小時。在西政，他和程燎原互為知己，也是最好的學術搭檔。他們合作完成的《法治論》在學界引起轟動。　　在學校中層幹部大會上，王人博流下了眼淚，“程燎原走了，我可能也呆不久了。都走了，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說話的人。”

　　2003年，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講台上，面對陌生的學生，王人博常常忍不住說起西南，說起他田園牧歌般的生活。他總想傾訴。

　　他說，我一直把西政看作是我的家。在西南政法，我生活了23年。23年，那可不是人生的一個瞬間。

　　當所有的家當被裝進行囊的時候，當送別的學生泣不成聲的時候，當北京的風沙吹打雙眼的時候，王人博說，“我時時感到離家的淒涼。”

　　內外交困中的西政

　　2002年，有關機構做出中國法學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國政法大學外，全部為綜合性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排名第五。

　　校園因為師長的離去倍顯空寂。西政校園網的BBS上瀰漫着愁緒和悲憤，討論最多的問題就是“西政的衰落”。探究衰因成為西政學生共同的命題作文，諸如“西政之死揭秘”的分析文章不斷拋出。

　　西政的校友們也憂心地遙望着母校，他們中很多人所執教的學校，其影響力和地位早已超過了母校。

　　和一些國家重點扶持的全國重點大學動輒幾個億的投入相比，西政每年的財政撥款為5000萬元。現任校長龍宗智說，“我理解國家需要幾所學校去成為世界一流。但國家也不能忘記還有使公辦院校得以維持下去的責任。”

　　張衛平就坦言，他到清華，看中的是北京地理優勢和名校品牌優勢。他認為北京的確是做學術最有利的位置，能體現學術研究上的“馬太效應”，“我的感覺是，在京外打十槍，也不如在京城發一彈。”

　　1990年代中期擔任西政校長的種明釗早已感覺到：在北京辦一件事需要五分的力，在西南就得需要十分。

　　離開西政的人大抵朝兩個方向走：北上和南下。北上是為了學術的提升，南下是為了生活的改善。西政太尷尬，提供不了精神也提供不了物質。閉塞，這個曾經成就西政踏實作風的因素，在今天卻帶給它最致命的傷。

　　“學校給不了他們50萬，也不能保證他們住上三室一廳。”一位西政的老領導因為留不住人頗感無奈和委屈。西政一位老師至今記得自己為買房到處借錢的窮酸樣，“甚至都向遠在北京的同學開了口”。

　　1997年、1998年，時任校長的田平安發現學校居然出現了給本科生排課排不下去的情況。一些老師托人求學校少給自己排課，那時多數老師都在外面兼課掙錢。

　　西政人才流失最洶湧的時候正是田平安任內。“一些走掉的人事後對我說，離開是因為看到我和其他校領導長期的矛盾鬥爭。他們很寒心。”卸任一年多的田平安坦率地說。2002年4月，校長田平安和黨委書記李國林分別被免去各自職務。重慶市委有關領導在學校的教師大會上表示，“這一屆班子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團結”。

　　西政也是田平安的母校，他說他至今最喜歡的學校還是西政。

　　能改變的和不能改變的

　　2001年，一場全國競賽西政拿了冠軍，在賽手歸校的報告會上，有一句話贏得了滿場的掌聲：“我們太需要一場勝利來證明我們的實力了。”

　　曾經對西政的謾罵在西政厚重的歷史面前塵埃不起。而現在一場比賽的勝利，一句辛酸的話，體育場內激動的學生……卻在昭示着一個讓西政學生倍感失落的事實：西政的歷史，西政的實力，西政的精神正在被他人所忽略，淡忘。

　　2002年，諸多老師紛紛離去……我們始終不明所以。驚疑中，種種猜測紛紛浮上來……猜測的聲音後來漸小，而懷疑卻成了西政學生的一種可貴的精神——懷疑我們的所學是否能和他人一比，懷疑地處偏僻是否真是西政的劣勢，懷疑學校制度，懷疑校領導對教育是否口惠而不實！上個學期，換了校長。西政的學生仍在懷疑，而這種懷疑已成了一種思考方式。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如何使西政再度強勢。

　　這是西政BBS上一篇著名的網文。

　　龍宗智就是在這種懷疑中走上了西政校長的崗位。西政是他的母校。來西南執政前他在四川大學任教，已是一名知名的學者。

　　龍宗智最終臨危受命是因為“還是想做一些事情，看自己能不能承擔挑戰”。

　　他深知目前西政的艱難。“由地方來辦全國重點大學本身就很矛盾。全國性的大學本應由國家來辦，現在交給地方，地方也有壓力，作為學校無論是從地位上還是經費投入上都受到影響。”

　　“地處這個地方，靠什麼留人，這是西政的難題。雖然現在教育並沒有完全產業化、市場化，但教育人才實際上已經市場化了。”龍宗智認為在這種無序的競爭中，最先受到傷害的就是中西部的院校，“這些學校財力總是有限的。”

　　有些東西是一個校長可以改變的，有些則無能為力。後者成分似乎更大，特別是對於一個被邊緣化的學校。

　　一頭白髮的老校長種明釗1953年來到西政讀書的時候，正是學校掛牌之日。當了這麼多年的校長，他深感在中國當校長的艱難：“到底什麼決定着學校的命運？以西政為例，是不是重點大學，是不是進了‘211’的重點大學，是不是全國性大學，所在的城市是普通城市還是直轄市？重慶如果不是直轄市，西政的處境可能更慘。”

　　當種明釗把自己的困惑說給加拿大學者聽時，加拿大人驚呼：“你們中國太複雜了。”

　　一些西政學生把龍宗智比做普京，西政則是俄羅斯———一個沒落的貴族。龍宗智說，我並不那麼強硬，我習慣一點一點地改變，“我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能重建西政曾有的對中國法學界、法學教育界的重要影響。”

　　2002年7月，學校出台政策，最高拿出50萬元引進高層次人才。2003年7月，西政被授予全國首批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

　　一些曾經離開的老師已經回來了，一些人即將回來。濃霧深鎖的歌樂山，黃葉翻飛的校園。西政在慢慢透出復甦的氣息。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