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勢問題，目前有兩種相當極端的看法：一種是樂觀主義者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應該可以持續像過去23年的快速發展，然後再保持一種趕上美國的勢頭，成為全球最大經濟；另外一種是悲觀主義的看法，海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因為這些問題而隨時崩潰。

樂觀者的依據，是就任何一個經濟來講，其增長最終動力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創新有兩種方式：對於發達國家來講，技術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對發展中國家來講，由於跟發達國家有個技術差距，技術創新除自己發明之外，還可以採用引進的方式，而引進成本是遠遠低於自己發明成本的。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靠引進技術可以經濟維持四十年的快速增長，因為中國從1979年才開始走上依賴引進技術為主來發展動力的模式，而中國在1979年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比日本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及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還要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可以依賴引進技術維持40年的快速增長，中國50年增長應該不是一個過高的期望。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用23年，未來還有將近30年每年維持在7%、8%的增長速度，從潛力上來講是完全有可能的。

當然，這只是一個潛力。中國要讓這個潛力成為事實，就必須完成從計劃 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過現在這個轉型尚未完成，而且還有很多問題，因而不少人甚為悲觀：比如說銀行的呆帳跟壞帳的比例特別高。在東亞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沒有受到影響，主要原因是我們的人民幣不可兌換，我們的資本帳戶還沒開放。現在我們加入ＷＴＯ了，開放是遲早的事，中國還會碰到這個問題。另外我們的地區間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改革初期農村跟城市的差距是縮小了，大家都非常高興；但從80年代中期以後，這個地區收入差距逐漸在擴大，由於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少農村的農民流動到城市中來。在經濟發展狀況好的時候，這當然是好事。但如果經濟發展速度放慢下來，很多流動出來的農民可能就滯留在城市裡，變成無業的遊民，這對社會的穩定可能會產生很大的衝擊。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加入ＷＴＯ對中國一定有很多的幫助，但是加入ＷＴＯ對中國經濟而言，可能帶來了不少衝擊。比如說中國的農村經濟，國有企業都面臨着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有企業的問題。國有企業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城市裡50%的人是在國有企業里工作；工業里固定資產的60%是國有企業擁有的；銀行貸款的70%是貸給國有企業的，然而國有企業目前產值在工業產值中只占25%。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對社會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面對WTO的挑戰，如果這種狀況不改善的話，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

到底未來中國的經濟會像樂觀者的預測或悲觀者的預測，關鍵在於上述問題背後原因是什麼，以及中國社會是不是在朝着解決問題的方向行進。這些問題雖然表現在各個方面，但它們背後的原因其實都跟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沒有完成、國有企業效益低下息息相關。比如說中國銀行呆帳壞帳比例高的問題：現在70%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效益不高，錢借出去了還不了，就變成了呆帳壞帳。因此只有國有企業的問題解決了，銀行的改革、銀行經營狀況的改善才能夠最終落實。地區收入差距同樣是跟國有企業改革息息相關的。中國東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是在製造業，中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是在農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是在礦產自然資源。但是為了補貼國有企業，我們把農產品的價格控制住，把主要礦產資源的價格壓低，來補貼國有企業的發展。這樣東部的製造業越發展，從中部拿到的廉價農產品、從西部拿到的廉價礦產資源就越來越多，於是形成了中西部比較窮的地方補貼東部比較富的地方發展的狀況，地區收入差距當然就越來越大，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輕工業產品已經占領了西方發達國家像美國、歐洲、澳大利亞這些主要市場的超級市場，所以民營企業基本上不會因為加入ＷＴＯ而感到太多的壓力，入世對它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加入WTO的挑戰主要是在國有企業上。

國有企業已經改革了二十幾年，到底如何改，有很多學者持不同意見。我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關鍵在於國有企業承擔了過多的政策性負擔。有政策性的負擔就會造成政策性的虧損，誰應該為政策性的虧損負責？當然是政府。所以政府只好給國企各種補貼和各種保護，甚至是市場的壟斷。然而國家對國有企業並不完全知道到底生產多少，成本是多少，賣了多少，政府和國有企業間存在着信息不對稱的情形。由於信息不對稱國家無法分清由政策性負擔造成的虧損，和由各種經營性的原因，包含多吃、多占、多拿、轉移資產等導致的虧損。國家在分不清這些經營性虧損和政策性負擔所造成虧損的狀況之下，只好把所有虧損全部包下來。這就形成了經濟學上所講的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只要有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的任何改革都是不會成功的，包括私有化。只要有政策性負擔，由於這種負擔是政府造成的，即使私有化以後，它們還是會向政府要補貼、要優惠、要保護。蘇聯東歐在全面私有化以後，政府給原來國有企業的保護和補貼沒有下降，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原因就在於沒有剝離政策性負擔。實際上為什麼過去國有企業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還是沒有走出困境，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還沒有消除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

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社會性負擔：國有企業有很多冗員，那是過去政府政策造成的；國有企業有很多退休職工的養老負擔，也是過去政府政策造成的，這就增加了國有企業的成本。第二個是戰略性負擔：中國是一個資金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比較優勢是在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或是在高科技產業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區段。可是我們有很多國有企業是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資本很密集的區段。資本密集的產業或是區段並不是中國的優勢，而是資金豐厚的發達國家的優勢。在這種開放競爭的狀況之下，如果企業所在的產業區段不符合中國自身的比較優勢，那麼它在競爭市場中就一定會虧本，除非政府補貼它。

因此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首先就要解除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冗員應該下崗，而國家則應該有政策來解決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在養老保險方面，政府應該設立社會保障體系，把企業養老保險從企業中剝離出來。資金過於密集這一政策性負擔應該怎麼來解決呢？我個人建議是可以分成幾種狀況：如果國有企業的產品是我們國防安全上最需要，從國外買不過來的，那就用財政撥款來繼續扶植它——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麼做的；如果說該產品有很大的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防安全上不是那麼敏感，可以採取用市場換資金的方式，到國際上去上市或和外國企業合資經營，直接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第三種情況就是產品並沒有多少國內市場，但擁有工程設計力量的優勢，那這種情況下就只能轉產。轉去生產國內有市場，而且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這方面有相當多成功的經驗。比如長虹，原來生產雷達，資金很密集，現在生產彩色電視機，那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最後，如果什麼優勢都沒有，那麼企業就只好破產。如果按這種方式來解決，我們國有企業的問題也是能解決好的。在沒有政策性負擔以後，國有企業只要經營者管理好，它就能夠獲利，國家就不要給與特殊的保護和補貼。前面所講的銀行的呆帳壞帳就能夠減少，無需用扭曲的價格來補貼國有企業，價格就能放開，地區收入差距也會越來越些�Ｖ灰獓�有企業的改革好了，加入ＷＴＯ，對我國的經濟也就不會有太大的衝擊。令人高興的是在2001年通過的國家第十個五年計劃當中，上文談到的消除政策性負擔的幾個方面都已經作為政策包含在內了。

國有企業的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可以逐一解決。我個人相信中國的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30年或更長的時間裡面保持7%或是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的話，對教育會產生很多的需求，而且會提出很多的要求，我想從三方面來談這些要求：第一，中國的經濟現在已經非常國際化了，加入 ＷＴＯ以後會更為國際化。入世帶來很多機會，這個機會要求我們的產品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都能跟國外競爭，這就使得我們在管理方面、在法規制度方面必須跟國際接軌。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是關起門來搞經濟。現在我們必須跟國際的方式接軌。理科教育方面的情況可能要好一點，文科，商學、管理學方面中國跟國外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採取向國外學習、交流的方式是改進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正是符合了當前教育的需要。我們北大國際MBA(BiMBA)與美國26所大學合辦MBA，是開闊學生眼界的重要渠道。

第二，如果中國未來30年每年保持7%增長速度的話，3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規模會是現在的8倍。目前中國農村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62.3%，30年以後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可能會降到30%或更低。也就是會有30%以上的人口會轉移出農村,中國到2030年將有16億人，30％就是5億人，中國的教育必須要適應這五億左右的人從農村遷徙出來在城市裡生活的需要，城市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環境，全新的要求，而我們在教育上必須有所準備。

第三，如果中國維持30年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國民經濟增長8倍的話，那麼中國的產業將會有相當高的提升。現在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來可能就沒有競爭力了，所以產業結構必須不斷調整、不斷升級。這種不斷調整不斷升級就要求我們的工作人員、我們的職工以及經理人員必須具備能夠不斷面對新的產業，新的產品、新的技術要求而去學習、掌握的能力。我們的教育必須教會學生這種不斷學習的能力。

第四，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於跟發達國家有差距，中國可以引進新技術，然而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中國跟國外的差距越來越小，能引進的技術就越來越少了。這種狀況之下，中國還要繼續保持經濟的活力的話，自身就必須有發明創新的能力，就必須通過教育來提高這種能力。同時，如果中國能夠維持這樣一個增長速度，那麼中華民族將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不曾出現過這種現象。而現在所有社會科學的理論，包括哲學、政治學、社會學，都是在解釋一個文明如何由盛而衰，從來還沒有一個哲學、一個理論去解釋一個文明怎麼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這裡面就有很多新的現象，需要我們去研究。我們社會科學需要培養一批有創新能力的研究者，能夠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軌跡，還要能出新理論，作為我們前進的導向。

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我抱着審慎的樂觀態度。只要全國上下一齊努力，一定可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在這個過程中教育作為百年樹人的事業是基礎，一方面我們必須有開放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必須有不斷創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