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留學海外的中國人

沈弘

通常說到中國留學史，一般認為發端於130年前。屈指數來，130多年以前可能就是指1871至1889年間，在容閎的倡導和推動下，清政府遣派120名幼童先後赴美國留學。容閎本人赴美留學是在1847年，這個日期在國內被廣泛地認為是中國留學生史的開端。當年，馬禮遜學堂的校長布朗先生回美國時，決定帶上容閎、黃盛和黃寬這三位學生一起走。後來容閎和黃寬分別在耶魯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獲得學位，並回國效力，故而被認為是最早的留學生。2003年3月20日，在北京剛剛組建的國家博物館推出一項以近現代留學歷史為題材的大型展覽，再次重申容閎是中國赴海外留學的第一人。

然而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史料中有大量的記載說明在1847年以前有不少中國人曾經赴西方求學。著名的玄奘西天取經可以追溯到公元629年，其後的17年當中，他行程5萬多里，途經138國，到處拜師求教，學遍各種佛教學說，尤其是將大小乘學說融會貫通，成為學貫中西的高僧。他最終攜657部佛典回國，在長安大慈恩寺主持譯出了1，335卷之多的佛經。當然，有人也可以爭辯說，玄奘生活在唐朝，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近現代”的留學生。

那麼，近代歷史上還有比容閎、黃寬更早的中國留學生嗎？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應該還不在少數。有名有姓的至少隨手就能找到四個。

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天主教布教會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這個名字。早在1710年，他就從意大利來到澳門，隨即北上來到北京，成了康熙皇帝的宮廷畫師，經常跟隨皇帝去各地巡視，走遍了大江南北。不幸的是，馬國賢在華期間，羅馬教廷因中國禮儀的問題跟康熙皇帝發生了爭執，雙方關係迅速惡化。馬國賢對於京師越來越敵視外國傳教士的事態發展感到非常擔憂。為了尋找另一個發揮自己宗教熱忱的途徑，他開辦了一個學校，教中國孩子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準備把他們培養成教士。作為天主教傳教士，馬國賢終身未娶，把全部的感情都傾注在這些中國孩子身上。他最喜愛的一位學生名叫殷約翰（John In），後者的父母因聽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傳言，堅持要把孩子領走，但馬國賢並未因此動搖辦學的決心。在他赤誠精神的感召下，這位學生的父母最終還是把兒子送回了學校。

1722年，康熙皇帝駕崩。雍正繼位後對天主教傳教士們又增加了許多行動的限制。馬國賢感到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已經基本無望，而且每天都面臨痛苦的抉擇：要麼就被迫參加偶像崇拜的儀式，要麼就得冒生命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要帶他的學生回意大利。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1723年11月15日，我終於帶着我的四個學生和他們的漢文老師離開了北京這個巴比倫城市。我自己坐一頂轎子，兩個最年幼的學生坐另一頂轎子，其他三個人和兩位僕人都騎着馬。風颳得很猛，我們的轎子有好幾次被大風吹翻了……這就好像是惡魔預見到我的這一小群學生將來準會帶來至善，所以他要盡全力把我們趕回由它所控制的京師。”

殷約翰就是他帶走的那四個學生之一。由於這些學生年紀太小，而且是初次出遠門，所以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麻煩。在廣東他們登上了一條英國船，可是那些英國船員對待他們的態度十分惡劣。這一方面是由於年紀最小的那個學生尿床，經常要弄髒艙位里的床單。另一位學生則感染了一種皮膚病，被船上的醫生懷疑為麻風病，所以那些船員一再威脅要把這些中國佬一個個扔下海去。到了好望角以後，馬國賢帶他的學生上岸休整時，那些梳辮子的小學生又常受到人們的捉弄和侮辱。有一次幾位英國人和荷蘭人為了取樂，硬是把旅館老闆的女兒往殷約翰身上推，後者嚇得號啕大哭，渾身發抖，最後竟鑽到了床鋪下面。

最終馬國賢成功地帶他的學生來到了那不勒斯，並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難，解除了教會的猜疑，以及辦學的財政問題，於1732年正式開辦了專門培養中國留學生的“中國學院”。根據西方學者奈傑爾·卡梅倫的研究，這座“中國學院”在1888年被意大利政府下令關閉之前，總共開辦了156年，培養了106名精通拉丁語的中國人神甫，為在華天主教教會的本土化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在中國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1792年，英國政府派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使團前往中國談判通商貿易，因在英國本土找不到合適的漢文翻譯，便慕名前往那不勒斯的“中國學院”，聘了那兒的兩名學生作為外交使團的翻譯。湊巧使團中有兩位畫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威廉·亞歷山大的畫家一路上創作了上千幅速寫，詳細記錄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回國後，他又將這些速寫加工成為水彩畫，其中有一張正好畫的是特使團中這兩名漢文翻譯之一。根據亞歷山大所做的筆記（現藏大英圖書館善本特藏閱覽室），這個入畫的漢文翻譯和那不勒斯“中國學院”中國留學生名叫多明諾斯·聶（Dominus Nean）。從他的臉部特徵來判斷，很可能是廣東人。有趣的是，這兩位中國留學生並不懂英語，但卻能說拉丁語，因為當時天主教會的禮拜儀式都是用拉丁語。幸好馬戛爾尼及其幕僚也都粗通拉丁語，所以他們在中國旅行時，中國的方言和官話都是被譯成拉丁語的。

中國人留學英國的記錄也早於1847年。因為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英中貿易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廣州的通商口岸先後出現了一批專門跟外商打交道的行商、買辦和翻譯。掌握英語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謀生手段。雖然清朝禁止天朝臣民擅自出洋，但還是有不少商人、僕人和移民偷偷地來到了英倫三島。根據《倫敦新聞畫報》（1845年11月8日）的報道，1845年，在倫敦海德公園旁的奈茨布里奇（Knightsbridge）開辦了一個中國展覽館。引起全城轟動的是那兒一對有趣的活展品，即小名叫“阿興”和“阿友”的兩位中國留學生。他們都是廣州人，大名分別是郭亞成和陳亞裔。大約在八個月之前，他倆搭乘“英格爾伍德號”（Inglewood）輪船到達英國的利物浦。據信那條船的船長原本是想帶這兩位青年到英國來受教育，並最終通過他們跟中國人談判貿易，從而使自己也能獲得好處。但不幸的是，那位船長在那次航行過程因病去世。他倆此前一直住在利物浦學習英語，直到本次中國展覽館的主辦人蘭登（Langdon）先生把他們接到倫敦。據報道，他倆都非常聰明伶俐，並且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從畫面上看，他們都穿官服，戴官帽，不是舉人，也至少應該是秀才。由於都是出生於商人家庭，他們跟廣州的上流社會裡也保持着廣泛的社會關係。雖然來到英國只有短短的幾個月，他倆的英語已經講得差強人意。

近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像“阿興”和“阿友”這樣的自費留學已經逐步崛起，成為海外留學潮中的一個主流。而且隨着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各類跟中國人出洋留學有關的史料也正在不斷地浮出水面。我們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正統的留學生歷史將會被徹底地重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