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師大上教育學原理課，課前老師播放了兩部電影，一部是烏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的《修女也瘋狂》（Sister Act），另一部是張藝謀的主旋律片《一個都不能少》。兩部情節和風格都大相徑庭的片子被故意放到一塊兒，一群美國修女與一群中國貧困兒童，一個境況窘迫卻樂觀處世的女人與一個被臨時拽來管理學生的13歲女孩，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如果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恰恰是中西文化中的人們對於教育不同態度的寫照。

《修女也瘋狂》裡有關教育的情節集中發生在女主角對於修女唱詩班的訓練上，通過對於唱詩班演唱風格的改造，修道院的文化隨之煥然一新，雖然經過好萊塢流水線的加工，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尋覓到許多美國人獨特的教育觀念。首先，美國人認為教育與生活密不可分，如同上個世紀這個民族的精神領袖杜威所言：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最好的教育是從生活中學習。生活是什麼？對於普通人首先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既然如此，杜威在學校里建工廠、辦商店、蓋教堂，讓學生在學校里就能夠體驗到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見，美國人理解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是廣義的；其次，在“教育本質”問題上，美國人沒有落入“生產力說”或者“上層建築說”的理論陷阱，而是從個體自然發展的角度認為教育出於人自身的需求，是為了滿足個體的不斷成長的需要而產生的，教育者的作用只是引導和調節這些來自人性深處的需要。於是在《修女也瘋狂》裡我們可以看到，修女們的學習熱情是自發的、快樂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第三，美國人在“選擇和接受什麼樣的教育”的問題上顯得相對比較寬容，不拒絕來自其它類型文化的感染，例如黑人靈歌式的合唱對於唱詩班傳統唱法的衝擊，結果以新式唱法的大獲全勝告終。（這种放鬆的心態自9.11以後有所收斂，但由文化衝突引起的國際關係問題不屬於教育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相對於散漫的美國人，我們中國人對教育的態度相當的正式，至少教育是一件神聖的工作。“傳道、受業、解惑”，教育者一絲不苟；“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受教育者必恭必敬。於是教育的出發點不再是人發自的內心需求，而是出於培養精英、傳承文化的社會需要。回想《一個都不能少》中魏敏芝這樣才小學畢業的半大孩子，為何能夠不自量力，赴湯蹈火也要保證一句諾言得到兌現呢？除了個性因素之外，巨大的社會責任感使然也！

把教育規範化，以及將教育賦予一定的社會意義，本來不應該是什麼壞事，其實只有正規化、社會化的教育才能開創燦爛的文明，可是過分強調教育的社會功能也在另一個方向帶來了惡果：使教育與個體需要分離，使教育與人性產生隔閡，使教育的職能變的狹窄，使教育對於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再是件快樂的事。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又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孟子說：“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部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看來在孔、孟的時代，不管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都還是能夠從教育中獲得某種快樂體驗的。可是當代中國，快樂似乎是與教育毫不相關的事情，學生感到課業負擔重，教師覺得升學壓力大，校長因為創收埋怨多，學校倍感社會責任重，學者迷戀理論厭惡教育現狀，政府使出十八般武藝倡導“素質教育”卻屢受挫折，最受煎熬的是那些家長，一邊忍淚目睹自己的“花骨朵”遭受摧殘而無能為力，一邊又不得不為學校不收贊助費擔心煩惱。

教育不快樂也就罷了，然而糟糕的還不僅如此。參與教育的社會各方，從教育專家到政府幕僚再到販夫走卒，閒時常常感嘆教育現狀、議論教育制度，但在感嘆以後都同時生出相似的無力感，似乎都身處急流無法自控，就把“又能怎麼辦呢”的自問掛在口頭，然後任由孩子們繼續在宿命的旋渦里翻滾。

於是，教育在當代中國居然變得有點悲情起來。

本來，為孩子創造最好的教育本來是社會各階層共同的目標，現在的教育竟然讓每一個階層的人都不滿意，而我們居然都束手無測、無能為力！？這不由又讓人想起那個渺小但執著的魏敏芝，她沒有學會享受無力感，也沒有學會尋找託詞，她只會對着鏡頭邊哭邊喊：“張慧科，你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