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20多年的教授，我們親眼目睹到美國最優秀的學生在人生追
求方面經歷過一場平穩的演變。這些傑出學生過去曾經傾向於朝科學、
工程等學術理論範疇的方向發展，但現在他們的心已被法律、財務等
高達六位數的高薪所誘惑。因此，每年入行執業的新律師人數從
1969—1970學年的1.9萬人激增到1989—1990學年的4.7萬人，而同一
時期內，美國大學所頒發的博士學位與學士學位的比率卻從0.064變成
不到0.04。
法律與財務領域的金錢報酬增加了，而為了爭奪這些行業里的好
工作，競爭也變激烈了。想想看，華爾街投資銀行每年每個基層職位
都會吸引幾千個看來完全符合資格的人前來應徵，這讓負責徵聘的主
管多麼頭疼。根據一項報道，1986年耶魯大學畢業班中，幾乎有一半
的學生都和第一波士頓銀行做過謀職面談。
履歷表從四面八方湧來，要予以分門別類成本甚高，因此這些公
司對學歷的重視自是難免。沒有顯赫的學位學歷，想登上職業生涯的
快車道已是愈來愈困難，這個道理現在的學生少有不知道的。
全美許多最富盛名的公司喜歡雇用名校的畢業生，但對於這些學
生適任與否卻並不在意。試想這個例子：一家名列《財星》雜誌前
500名但搖搖欲墜的大企業總裁，在雇用管理顧問公司時所面對的難題
他面試了兩家顧問公司的諮詢小組，發現這兩組人員對於他所憂心的
問題所做出的回應與擬定初步策略計劃方面，能力其實不相上下然而
其中一組的成員包括斯坦福、哈佛、芝加哥大學的校友，另一組成員
則畢業於名氣較小的學校。既然沒有其他可比的了，這位總裁會強烈
傾向於選擇前一小組。
學生對這類事情世故得驚人。如果得到好工作與否愈來愈需要倚
重學歷證明，我們可以預見他們會盡能力所及去把自己的學歷證件弄
得更漂亮些，而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愈來愈偏重學歷把關，使得進
入全國頂尖大專院校就讀的競爭也愈演愈烈。以往最聰穎的高中生進
離家近的州立大學是普遍的現象，而今他們慢慢地都跑到少數幾所最
精挑細選的私立大學去了。
這些競爭壓力已經把各大學院校逼入一個愈來愈痛苦的困境。各
學校為競奪學術界的超級巨星，使得原本就吃緊的預算更顯拮据，可
是如果它們維護不了學術界的地位，可能要付出更為可怖的代價。大
部分的學校因此力圖保持競爭力，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學費已經暴漲。
學術地位的決定因素
美國高等教育界的精英分子是由哪些大專院校構成的，這裡沒有
任何秘密可言。就像社會學家保羅·京士頓與萊諾·路易斯所說的：
“聲望是一種無甚章法可循的資產。可是，在精英身份的保護下，無
論何時、何人來做評斷，聲望在大學排名榜上所擁有的延續性與一貫
性卻令人驚異。”在各大學指南與新聞雜誌中出現的排名榜上，大約
有30多所學校總是名列前茅。1940年間在一項研究中被選為全美最好
的11所學校，迄今在大多數的排行名單上地位依舊，不是名列前茅，
就是相去不遠。
哪些因素控制了這群精英名校的會員資格？
學生的素質有一部分是以學業成績與測驗分數來衡量的，不過也
包含一些較不正式的標準在內。譬如說，明星學校強烈偏好在學科之
外獲得重要成就的申請人，例如曾經在《紐約客》發表過小說，或是
曾經在花樣溜冰競賽中得到名次。學校的名氣吸引了這些學生，而這
些學生畢業之後往往又會闖出高知名度，使得學校的名聲更為響亮。
至於師資方面呢？要直接衡量一所學校教師的研究水準，重點主
要放在該校出版的論文數量與影響力上面。衡量研究的影響力有許多
種方式，包括刊載研究成果的學術期刊是否篩選嚴格、被其他學者引
用的次數多寡以及在諾貝爾等學術獎項中出線的可能性。
明星學校的教師與學生之間因此是一種共生的依存關係他們互相
提攜以決定對方的地位。學生只要進入擁有最佳師資的學校就讀就可
以獲得較高的學術地位而教師們也因為在以吸引傑出學生知名的學校
教書而得到地位。
因此，這兩組人馬當中任何一組的素質改變都會引發一連串自我
強化的過程。譬如說，如果一所學校對有天分的學生施以較慷慨的財
務資助，這個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選擇該校就讀的天才學生增多了。
不僅如此，這樣做另有間接效用可收。有了好學生，學校更可能吸引
好師資而擁有好師資之後，又使得好學生更容易被吸引進來。
學術地位崇高的好處
無論如何衡量，也無論學術圈內或圈外，學術地位在資源分配上
都是很重要的。因此，1989—1990年這一學年當中，私人基金會與企
業捐給高等教育機構的總金額高達34億美元，其中最富盛名的40所學
校就拿了一半以上，而光是排名前10所的學校就得到全額的百分之二
十多。
政府的研究與獎助金同樣也集中在全國最好的大學手裡。1981年，
專用於學術研究發展，高達44億美元的的聯邦基金，其中百分之二十
八的流向只有寥寥10所大學。而得到知名的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所獎
學金的700位學生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在1988年選擇就讀的大學不出
10所。
學術地位嘉惠的不但是排名前面的學校本身，連身為組成分子的
教師與學生都因之受益。從一位教師的觀點來看，在排名高的學術機
構中謀得一職，除了可獲得崇高地位的內在滿足外，還有其他各種實
質的報酬可得。試想一對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她們的學術研究記錄也
完全相同，只不過由於命運的捉弄，一個在明星大學中得到教職，而
她的妹妹在另一所排名較後的學校里教書。姐姐的論文較可能被頂尖
的專業學術期刊接受，出的書較可能得到《紐約時報書評》的評論。
她的研究補助申請案比較可能獲准，也比較可能拿到賺錢的諮詢案件。
如果她寫了本教科書，會賣得較好，而且較有可能被邀去演講，被請
去參加其他知名學者參與的專業學術研討會。除此之外，她也比較可
能享受到與才能傑出的同僚、學生共事的激勵。
學術地位競賽的後果
只要是頒授正式學位的大學，都設有委員會專門規劃這些學位的
課程安排。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17歲到22歲之間的學生常常不知道
哪些課程對他們日後最有用，而且即使知道，有時候也缺乏誘因去選
一些艱難的課程來上。
當然，為學位而安排課程，這樣做也會引發成本提高。最起碼，
這些要求的課程等於拒絕給予學生自由選課的彈性，即使學生具備了
必須的智慧、成熟度與自律，足以好好利用這種自由。因此，大部分
的制度都帶有妥協意味。許多課程規定所有學生都要修，有些只有某
些主修科系的學生必修，還有一大堆可以自由選修。這個制度絕難稱
做十全十美，可是既是為了符合眾多且往往互相牴觸的目標而設計的，
這個制度算是運作得很好。
1969年，布朗大學開始實施一種截然不同的新做法，基本上揚棄
了傳統所要求的學位課程。在布朗大學的新政策下，學生大體上可以
自由設計他們研讀的課程。既然所有牽涉到學位必修課程的政策都是
妥協後的產物，布朗大學的新政策顯然不是全然沒有優點。然而，如
果說教育專家當時就對這個政策持非常懷疑的態度，而且至今依舊，
應該是句公道話。
學生對於新政策的反應卻不大相同。只要想到能夠進入常春藤大
學讀書，還可以不受學位必修課程的限制，真是好得難以置信，布朗
大學的入學申請件數因此直線上升。既然多了這麼些學生可供挑選，
學校更可以精挑細選了。布朗雖然一向就挑選嚴格，還是很快就成為
全美入學門檻最高（以入學新生的SA成績為標準）的學校。簡單一句
話，布朗大學變得炙手可熱。
這個政策助了布朗大學一臂之力，把本來會落於他處的好學生好
師資吸引過來，而如果其他大學也照做（其實有些學校已經跟進，只
是程度不同），到頭來或許又會回到當初的人才配置局面。
金錢方面的影響
如果一個原本會進入德州大學就讀的學生決定進哈佛，他的父母
定會喜不自勝。可是德州官員與德州大學的行政主管對這同一個決定
的看法卻大為不同。官員憂心的是“人才外流”。他們知道，如果優
秀的學生跑到外州去讀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德州居住工作的可能性比
較低，因此也比較不可能在德州繳稅。更何況，少了優秀人才，德州
要把那些願付高薪、提供技術性工作機會的公司吸引過來就更難了。
而大學行政主管憂心的是，傑出學生流失就難以吸引其他的傑出學生，
因而一流師資也就更難網羅、更難維持了。
因此，1983年，德州大學為什麼以當時空前的高薪11萬美元聘來
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同時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史帝芬·溫博格，上
述的疑懼無疑可以解釋大半。然而從那一年開始，學術界六位數的薪
資就變得愈來愈普遍了各大學都向各領域中獨領風騷的少數幾位傑出
學者極力招攬，因為他們的出現會為該學系帶來立時可見的肯定。
花大筆鈔票找知名度高的人來教書，有愈來愈多的傳聞軼事可作
為這個趨勢的例證，雖然這些知名人物有些連傳統的學術資歷都沒有。
例如，南卡羅萊納州大學以30萬美元聘請吉含·沙達特來教3個學期的
埃及文化，每學期一門課。她是被刺身亡的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遺孀。
另外，南卡大學也付給前《華盛頓郵報》總編郝華德·西蒙斯4.5萬元
來校授課一學期，每周一次。
對於知名學者的爭奪戰愈演愈烈，另一個結果是減輕了教授的教
學負擔。一個學年教4門課程，這在70年代研究方面居先的大學裡是很
常見的，不過之後教3門課程就變得愈來愈普遍。而現在，根本不必教
書的大牌研究學者，人數更有日增之勢。
這些演變使得大學預算被卡得愈來愈緊，也導致學費的穩定增長。
的確，近幾十年來除了醫學院外，在美國受高等教育的花費，其增長
速度比任何其他重要支出都來得快。例如，在1970年到1990年間，私
立大學的平均學費上漲了百分之四百七十四，消費物價指數卻只上揚
了百分之二百四十八。學費高度膨脹還有幾個重要原因，其一是行政
人員迅速增加，而且實驗室與圖書館愈來愈花錢。
由於各學校急於在學術排行榜上把名次向前推進，於是和對手互
相競奪名聲既定的實驗室，因而使得聲名卓著的科學實驗室近年來身
價變得尤其高。“好像是叢林”，教育資源交易協會的一位發言人大
衛·莫寇魏茲旱，“為爭奪現成的錢，競爭當然非常激烈，而這是大
學快速建立起名望的方法。有點像是爭奪一個汽車製造廠。”當耶魯
大學發言人蓋瑞·佛萊亞聽到耶魯把該校某一知名的研究中心賣給了
德州大學，不禁有感而發：“這跟職業球賽不無相似之處。你擁有十
分出眾的人才，可是有時候他們還是會跑掉。”
名校學歷的爭奪戰引發了許多後果，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可是我們可以篤定地說：這場戰爭還會持續對高等教育的成本施以更
沉重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