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關注的，是中國大學的“問題”，以及背後的“理念”與“制度”；我對此有如下的追問——

　　現行體制下，對學校的學術、教學工作的組織、領導方式，存在着什麼問題？

　　問題很多，最根本的就是仍然在用計劃經濟時代搞計劃指標、群眾運動的方式來組織、領導學術與教學工作。首先，規定在某個時間內“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本身就是一個計劃指標，是用對發展工農業生產的方式(而且有極強的計劃經濟印記)來規範學校教育，是根本違背教育、學術發展規律的，其結果只能是把這樣的趕超計劃變成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其實質也就在於此。

　　於是，又有了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還有什麼“誓師大會”，“春種秋收”等等層出不窮的花樣。這也許正是中國特色：最喜歡用工、農業生產的詞彙(“工程”、“造船”、“種收”)與戰爭詞彙(“誓師”)來講學術，這或許正是一種隱喻。

　　還應該指出，這種領導方式有一個背景，就是這些年國家加大了對學術研究的資金投入，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權力的官員就產生了“有錢不花，過時不用”、“國家的錢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說穿了，這類學術工程有不少(當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錢工程”，少說也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買自己的政績，這其間的弊端也是顯見的。

　　學術研究是既不能像生產一樣組織，也不能像時銷商品一樣講速效的——至少人文學科是如此。 在我看來，領導學術的最好辦法就是“無為而治”：只要有一個“寬容”的政策，營造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與氛圍，提供相對“寬裕”的生活與工作條件，放手讓教師教自己的書，學者做自己的學問，積以時日，自會產生精品。

　　這些年中國內地學術水平下降與整體水平不高的癥結在哪裡？

　　學術水平滑坡的問題，原因當然是複雜的。比如說，這些年，在以教育作為產業的思想指導下，實行大學的擴招，其所產生的負面作用已經顯露；對於教師來說，其直接影響，就是除少數大城市少數大學以外，絕大部分學校里的大部分教師都以主要精力來應付繁重的教學任務，同樣是疲於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工夫認真提高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這背後也還有一個所謂“創收”的問題。

　　本來，提高教師的收入，使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獲得基本的物質保證，是無可非議的。但當“創收”成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師(包括一些青年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職業”的創收上，對科研工作敷衍塞責，粗製濫造，教學工作更是極不負責，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反映。另一面，當創收也成為學術研究惟一的動力時，也就同時導致了學術商業化的危機，花樣百出的學術包裝、炒作與學術腐敗，製造了大量的假冒偽劣的學術“產品”，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公憤。

　　從更內在方面看，這些年高校教師(特別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師)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如前所說，這本身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果，但也會產生新的問題。記得魯迅曾經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寫給瓦·山夫人的詩句，對“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憂慮。

　　魯迅當然不是主張學者與文人應該“越窮越好”，相反，他認為“餘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質保證的精神的餘裕)是文學與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沉湎於優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棄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關懷與追求，又確實會造成學者的精神軟化，學術批判力、創造力與獨立性的減弱，學術境界的狹窄化，使學術成為智力遊戲，高雅生活的點綴，這樣的來自學者自身精神危機的學術危機，是應該引起警覺的。

　　中國大學裡的學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學者，可能還不止人文學者)的精神與學術危機，還有一個方面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些年，我們一直在高喊“與國際學術接軌”。在我看來，“接軌”的說法的科學性很值得懷疑，它很容易產生歧義與誤解，很多人就是在這一口號下，將外國的學術界，包括西方漢學界理想化，絕對化，甚至產生新的迷信，以“中國學術的西方化、美國化”為目標，這不但會從根本上喪失學術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學術獨立性的危險。這些年所出現的學術研究中的中國歷史、現實問題的淡出，創造性思考的退化，將用中國的材料來證明西方某種流行的理論的有效性作為學術規範與追求的傾向，就充分顯示了這樣的危險。

　　在這樣的學術傾向與氣氛下，只能培育出“向中國販賣西洋貨，向外國販賣中國貨”的學術上的“二道販子”，而且所販賣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質“產品”。這樣的“學術”在國際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嚴肅、認真的外國學者的尊重的。而且學術自主性的喪失的背後，是學術精神動力的喪失，學術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匱缺。

　　當下中國大學盛行的“競爭機制”存在着什麼問題？

　　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仿佛至今為止，中國大學校園內還沒有競爭，因此，必須引入西方的競爭機制，以作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每一個對當下中國大學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說我們這些校園中人，都會知道並感受到，這些年大學裡的競爭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經形成了某些競爭機制。

　　評定與競爭大體上有這樣幾個方面：職稱(教授、副教授、講師)的評定與競爭；學科帶頭人、“人才工程”的成員……的評定和競爭；“碩士點”、“博士點”，重點學科，學術基地……的評定和競爭；不同級別(學校級、省市級、國家級)的科研項目的評定與競爭；不同級別(學校級，省市級，國家級)的評獎的評定與競爭……

　　其中的競爭機制則有以下幾點：1.競爭確實和每一個人的利益“掛鈎”：對個人來說，這直接涉及個人待遇與地位；對單位及各級領導，則是考核政績的主要指標。2.有一個建立在等級基礎上的量化的評價標準，如發表多少文章，特別是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有具體篇數要求)；出版過多少著作；獲得多少、什麼級別的學術獎；承擔了多少、什麼級別的研究項目，獲得了多少基金等等。3.在評選過程中，雖然也有專家評審，但依然是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4.越來越注意“與國際接軌”，而所謂“接軌”主要是指國際交流，如評基地、重點學科、博士點，通常都有一個指標，即召開過多少國際學術會議，接待過多少外國學者，有多少人、次參加國際交流，等等。

　　應該說，通過職稱的評定，確實有不少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得到了其應有的地位與待遇，這些年大學裡的教師生活條件和研究條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是否因此而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則很難說，至少是沒有預期的那樣明顯。

　　而現有的評選、競爭機制其負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學科而言，等級式的量化評價標準實施的結果，不但每一個環節都要開後門，這些年學術腐敗的增長速度可以說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且助長了重量不重質的傾向，成批生產了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學術垃圾，完全敗壞了學風。繁瑣的評選與檢查，各類表格成災，使所有的被評審人、評審人，以及系與教研室的領導(他們有許多是業務骨幹)，都疲於奔命；管理者的文牘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被管理者(主要是學者、教師)的精力浪費都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而無數的名目繁多的學術會議，有許多是所謂“國際學術會議”(其實是請幾位外國學者來撐場面，沒有可能進行真正的學術交流)，更是使學者們忙於到處趕會，不但浪費了大量納稅人的血汗錢，而且助長了空談的浮華之風，造成了虛假的“學術繁榮”景象，實際上是在製造學術泡沫。

　　更為嚴重的是，這樣一種評價標準與機制，是壓制學者的獨立思考與批判力、創造力的，這是一種新的科舉制度。一些真正想認真做點兒學問，並且特立獨行，有自己的理想，學術見解與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學者，特別是他們中的年輕人(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才是中國未來學術的真正希望所在)，在這樣的競爭面前，常常顯得無能又無奈，而且經常是失敗者。

　　而另一些人，則是如魚得水，他們是學者中的“社會活動家”，或者根本沒有學問，但極會公關，或也有點兒學問，開始階段還下了點兒工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然後就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極力推銷自己的產品，以取得最大報酬(經濟的與政治的報酬)，通常情況下，還要“超值”。而這樣的人，還往往被選中充當學術官員的接班人，一旦有權，就充分利用現有競爭體制，為自己撈取更大利益，同時拉幫結派，“武大郎開店”，排斥異己，壓制才華高於自己的同輩或年輕人，有的甚至成了學霸。這樣的“學術新貴”，人數並不多(儘管也有與時俱增的趨勢)，目前尚處於萌芽狀態或形成過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有可能成為我前面所說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園裡獨占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