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近來諸多網友就美國學位的真假及海外學人的誠信等問題發表了許多高見。筆者才疏學淺，無意加入這場涉及中國前途及未來的歷史性辯論。僅想通過自己擔任美國高校認證機構評估員的經歷，為有興趣繼續辯論的學人們提供一些背景故事。

　　前不久與一位來自香港的大學系主任閒談美國的高等教育。她讓我比較一下香港與美國大學在管理上有什麼根本的區別。我連忙為自己招架，因為我對沿襲英制的香港大學管理制度幾乎一竅不通。她聽了一點也不失望，說：“你根本不用為自己不懂英制大學而抱歉；我們香港的大學正在努力地擺脫英制，效法美制，特別是美國的常青藤校盟”。

　　我生怕她再追問美制，因為我實在也說不清美制究竟是什麼，或者好在什麼地方，雖然我在美國的大學從事管理研究工作轉眼已十多年。

　　說實在的，這樣的尷尬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每次回國都有人讓我就美國大學的管理做講座，可我從來就想不清如何能在一個小時之內把美國的制度交代清楚，更不要說證明美國的管理比其他國家的制度所具有的優越性。原因很簡單，美國制度的特點就在於它沒有統一的制度。但為什麼美國的學位在世界上享有如此高的聲譽呢？我很長時間沒有想清這個道理。直到前幾年，我應邀參加美東地區一個高校認證機構（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的評估工作，當了一回“欽差大臣"，才算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了一點感性的認識。

　　先回過頭去交代一下美國教育系統。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美國大中小學沒有一所歸教育部管。記得有一年我在教育部全國教育統計中心作訪問研究。統計中心的辦公地點就在華盛頓國會山的後面。說來也巧，當時國會正在熱火朝天地審議關於取消教育部的議案。我很擔心地問統計中心與我一起工作的高級管理人員，萬一國會通過這個議案，他們的飯碗豈不是砸了？誰知他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說：“那有什麼？反正教育部也是形同虛設，撤了也好；我們大不了併到其他部里，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原來，美國教育部只是一個協調機構，下設一些研究發展性的部門，為各州教育部提供諮詢服務，管理聯邦政府所設的各種科學研究、學生貸款等資金，並在國會、行政等部門與教育界之間起一個橋梁作用。真正掌握學校生殺大權的是各州的議會與州長。

　　美國有兩類大學：公立與私立。公立大學的經費直接來自州政府。每年州議會上兩黨就下一年的教育經費都要經歷一場激烈的廝殺，最後達成協議，公立大學才有米下鍋。有一年我在加州大學工作，新學年開學兩個月後州議會才就教育經費達成協議，搞得我們連下一年工資都不敢定，生怕萬一經費削減幅度太大，結果難以收拾。私立大學則不同。大多數私立大學靠吃“紅利”生存，再加上高昂的學費、校友的捐贈及聯邦政府對學生的資助與貸款來維持。

　　在美國高校都是靠公眾的“信任”吃飯。比如說公立大學的費用來自州政府，但州長和州議員們並不真正懂教育。他們相信大學的管理人員及教職員工是專家，他們只管每年將納稅人的錢往學校撥就是了。至於學校是否能兌現他們向學生及其家長們所許諾的一切，自有高校認證機構的專家來作出評估。私立學校能讓家長們放心地將孩子交給他們並乖乖地掏出高於公立學校幾倍的錢來，靠的也是公眾對高校認證機構專家們評估的信任。至於近年來美國社會對高校產生信任危機，公眾要求通過其他方式來確認高校的質量，則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姑且按下不表。

　　美國的高校認證機構是非政府非官方的。全國分為南方、西北部、西部（分社區和專科學校機構與本科學校機構）、新英格蘭（分高校與技術學校兩個機構）、東岸中部、中北部等八個地區性的認證機構。各專業還有自己的認證機構，比如工程學院，護理學校，以致烹飪學校等都有本專業的認證機構。高校向所在地區認證機構申請資格認證純屬自願，而且一旦提出申請，就得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申請費，而認證機構在收到申請之後，就開始組織一個來自本地區但非本州大學的包括校長、副校長、學院院長、部門主管等各方面專家的評估小組，同時申請學校必須在評估小組到校工作前十八個月開始就發動全校各方面力量，準備一份全面的自我檢討報告。評估小組將根據學校的自我檢討報告，結合他們自己在校園的考察結果，給地區認證機構提出推薦意見。推薦意見分為通過鑑定、部分改進後再通過、或不通過等幾種不同的情況，而地區認證機構的最後認證決定基本上依照評估小組的意見而定。評估小組的校園鑑定工作一般是整整三天，此間一切費用由學校承擔。這樣的認證或再認證過程每十年進行一次，一般來說中間第五年時學校還要給地區認證機構提供一份中期自我檢討報告。

　　我經由所在高校校長的推薦，成為東岸中部地區認證機構的專家評估員。經過一期認證機構組織的培訓後，就接受我的第一次評估任務，到紐約上州的Ｆ州立大學進行整整三天的校園評估與鑑定。

　　我們的評估小組由十人組成，帶隊的是賓州一所公立大學的校長；隊員包括另一個大學的校長，一位管財務的副校長，一位管行政的副校長，一位教務長，一位管學生事務的副校長，一位學院院長，兩位部門主管，一位教授。出發前兩個月，我們每人都收到一份申請學校寄來的長達三百頁的自我檢討報告，並附有幾千頁的關於學校各方面情況的文件與材料。學校還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來，為我們訂機票、訂飯店，並在每人飯店的房間裡配備電腦和專線電話。我開始有點受寵若驚了。說真的，不是我鄉下人沒見過世面；在美國，特別是在以“清水衙門”著稱的學校受到這樣的抬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記得當年我在一個州的教委工作，常陪着大老闆下去檢查工作。有些學校得開車四五個小時才到得了。我的老闆常開着自己的車，和我一起中午從辦公室出發，到了學校所在地後找一個小飯店住下，兩人再摸進小鎮裡把晚餐問題解決了，第二天到了約定的時間才到學校去見校長。往往是會談一結束我們就打道回府；很難得碰到個把古道熱腸的校長，在談完工作後把我們這兩位“州領導”請到餐館裡吃一頓午餐後再送我們上路。

　　我開始感到了“欽差大臣”的威風。

　　Ｆ學校給訂的是星期天下午的飛機。一下飛機，校長助理已經舉着牌子在機場門口恭候了。從機場到學校有半小時的車程，她就象導遊似地沿途給我講解風光景點，好象我是來這裡度假的。

　　我們下榻的飯店確實是度假的人才住的那一種，由以前巨富人家的豪宅改建而成。古色古香的裝點，給人一種賓至如歸的感受。飯店裡每一個房間的擺設都不一樣。女賓的房間布置得象古代的閨房，而我的房間則似家中大老爺的書房。房裡每一件家具都是貨真價實的古董。唯一可惜的是，我的床以前的主人個子一定比今人要矮多了。我一米八幾的個子往上一躺已頂天立地，那雕花的床架將我伸展的餘地堵得死死的，以致在今後三天裡我在床上只能畫兩種幾何線條：Ｓ形或對角線。

　　評估小組在我進飯店一個小時內已全部到齊。組長Ｋ校長召集第一次全組會議，相互介紹之後就開始分工。每人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長重點調查學校的一個方面。比如Ｌ教務長熟悉教務，他就重點調查學校的教學情況，約談有關人員，並對照學校的自我檢討報告，起草評估小組的認證報告中關於教務的這個部分。我們的任務是在周一和周二兩天約談任何我們想見的人，並參觀任何我們想看的地方，到周二晚上我們每人必須將我們分管部分的報告草稿交給組長，而組長必須連夜將全組的報告綜合成文，並在周三上午十點向全校師生宣布我們三天調查鑑定的結果。這個報告會一結束，評估小組的任務就基本完成，按規定下午必須離校。

　　這裡會議還沒結束，門口學校派來的巴士已經在等着了。今晚的節目是先到校長家參加招待會，然後由校長在教授俱樂部舉行宴會為評估小組洗塵。我們巴士在校長家門口還沒停穩，校長及其夫人已滿面笑容地迎上來，和我們一一握手。進到屋裡只見學校大大小小的頭面人物，包括學生領袖們，全到齊了。招待會的方式是美國最常見的所謂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ｅｓｅ，酒水加點心。我們一行十人一踏進門就象進了“鬼子”的包圍圈，忙不迭地與人點頭握手打招呼。我這廂自下了飛機還滴水未沾，見了桌上豐盛的酒水點心，恨不得衝上去先解決一下“基本人權”問題，再和他們慢慢理論今後三天的評估問題。可是不行，我這裡連一個酒杯還沒撈到手，後面已經排了一條長龍，等着我的接見。我這才恍然大悟，為什麼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外國代表團的消息總是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因為這實在是一種十分艱苦的勞動；全國人民天天見到他們所愛戴的年逾古稀的領導人們和他們一起辛勤地工作，他們干起四化來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這熱烈的群眾場面直到校長宣布教授俱樂部的晚宴即將開始才算告一段落。應邀出席晚宴的只有院長以上的官，而且主方的席位安排是一對一的盯人戰術。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院長和我天南海北無所不聊，但時不時地又半開玩笑地讓我檢查工作時手下留情。我打着哈哈將這樣的笑話中百分之五十的幽默含量提高一倍後照收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十人便兵分十路殺向校園。在美國校園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參加任何會議都以遲到五分鐘為宜，而且官越大越遲，以示其重要。這條規矩今天完全不適用了。我們評估小組約定召見的每一個人，不管他在學校官有多大，都早早地在指定的地點恭候。倒是我們，由於對校園不熟，常常摸錯了地方，一遲到就是十幾分鐘，可等候的人似乎全無怨言。在美國高校夾着尾巴做人十多年了，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被人捧着哄着，身上那根平時潛伏很深的叫做“自我”的經絡，不由自主地膨脹起來。當時要有一架血壓計那樣的測量儀的話，我肯定會被診斷為"自我膨脹症”患者。

　　Ｆ大學位於一個偏遠的大學城，周圍是一片綺麗的田園風光。當地盛產葡萄和番茄，因而釀酒與番茄醬是這兒的招牌產業。此地居民大多是北歐移民的後裔，雖然許多地方都以印地安語命名。不知當年新移民在推進自己的疆域時是否與印地安的土著們有過象其他地方那樣慘烈的較量。作為此地唯一的州立高校，Ｆ大學的使命除了通過教學與科研為社會培養英才、並促進人類文化與科學的進步而外，還擔負着提高當地社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任。

　　還沒來Ｆ大學之前，我從學校的自我檢討報告及其他信息資料中得出一個印象，即該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白人學生基本反映當地居民的種族構成。而學校在自我檢討報告中對加強學校多元化建設的許諾，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以為只是應景的套話。周日上午我在會見校情分析與研究辦公室主任時，話題無意中轉到了當地民風民俗。他提到在離學校開車僅十分鐘的地方有一個南美拉丁裔（Ｈｉｓｐａｎｉｃ）集居的社區，居民大多是在葡萄園和番茄地里工作的藍領階層。我當下抽出他的辦公室製作的學校概覽，翻到學生構成那一頁，問道：“那為什麼你們學校的南美拉丁裔學生僅占全校學生的百分之三呢？”他沒想到我會問這樣的問題，支吾了半天，說：“我們學校因為錄取要求高，而南美拉丁裔的孩子一般不愛念書，所以能考進我校的不多。”我沒有再為難他。

　　中午我們評估小組的共同節目是和學生共進午餐。有幸被選來參加午餐的大概不是學生幹部就是各方面的尖子，個個都彬彬有禮，談吐不俗。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來自紐約上州另一個城市的白人學生。小伙子儀表堂堂，機敏幽默，舉手投足之間可以看出良好的家教。他告訴我他是大二學生。我問他是否喜歡Ｆ大學，他說當然當然。我追問為什麼。他想了一下，說：“這是紐約州立大學諸多分校中最優秀的一所，因為只有學習上最優秀的人才被Ｆ大學所錄取。”他顯然為自己能躋身於一流的學生之中而感到驕傲。我為他的率真和自信所感染，但想起上午與校情分析與研究辦公室主任的談話，便忍不住追問了一句：“但在Ｆ大學你的同學中來自其他族裔的學生不多，你是不是覺得有點遺憾？”誰知他一點也沒有理會我話中的委婉，一口答道：“不，不遺憾。我們大家都是努力學習才進入Ｆ大學的。那些人太懶，不肯勤奮用功，他們當然不能進Ｆ大學！”我默然。

　　在下午和第二天的談話和會議中，多元化的問題竟然一再出現。看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無中生有。在學校教務長和評估小組的會議上，一位在座的學校教授向他自己的教務長提出，不但學生，而且教授隊伍的結構亦應向多元化的方向努力。教務長顯然被這來自自己陣營的挑戰激怒了。她居然一改平時溫文爾雅的風度，忿忿地反擊道：“不是我們沒有努力，而是那些種族的候選人的實力實在太弱，夠不上當我們教授的資格！”一語既出，滿堂愕然。

　　要知道，美國是一個由２００多個不同的種族、族裔、民族血統和文化傳統組成的移民國家，號稱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爐。但是，在美國歷史上，“民族大熔爐”的神話主要是對白人移民而言，而印第安人、黑人、南美拉丁裔和亞裔等所謂“有色人種”的在這個國家短短的歷史上卻飽受歧視。在這樣一個白人占多數和白人男性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裡，升學和就業這兩個問題對每一位美國人一生命運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的成果之一，便是由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出面頒布和推行一系列優惠和照顧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包括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少數民族的升學和就業機會。這就是美國著名的“肯定性行動”政策（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美國聯邦政府雖然並不直接干預高校的招生和教授雇用決定，但它通過立法對高校進行監督。比如說，聯邦政府規定只有貫徹“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學校其學生才能享受政府資助。而任何學校對這項政策貫徹不力的後果，便是起碼有一半左右的學生將因得不到政府資助而上不了這所學校。沒有學校願意自動放棄如此廣闊的生源，因而一般學校領導在種族問題上總是謹小慎微，生怕被抓住什麼把柄。近年來，地區認證機構也加強了對高校少數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聽到教務長公然宣稱少數民族資格不夠時會那麼吃驚。看來她是在說真話。問題是，真實並不代表正確。從我們對Ｆ大學的考察，學校領導對少數民族的這種偏見顯然已經影響到學校的政策以致學生的觀點。

　　基於以上的考量，評估小組在討論對Ｆ大學的鑑定意見時，一致同意對學校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給予嚴重警告。這個警告的後果是，Ｆ大學必須在六個月以內製訂出切實可行的少數民族政策和措施，在包括招生和教授的雇用與提拔等各方面作出明顯的改進，地區認證機構才能讓Ｆ大學最後通過認證。

　　周三上午十點是評估小組向全校師生宣布我們三天調查鑑定結果的時間。這之前，我們評估小組的組長已向校長透露我們報告的基本意見，校長亦給他的主要校領導們通過氣。所以，當我們一行十人來到會場時，大前天在校長家歡迎會上的熱烈氣氛已蕩然無存，雖然經過三天的相處我們和許多人已經相當熟悉。人們見了我們仍然若無其事地招呼，但緊張、甚至略帶敵意的目光處處可見。評估組長對Ｆ大學的教學質量、校園生活、以及後勤服務等方面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她甚至有點不合時宜地幽了校長一默，試圖改變一下會場裡過於沉重的氣氛。但她的努力顯然失敗了。

　　評估組長在念到我們的警告及其緣由時，對Ｆ大學的師生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我們的學生在他們畢業後所必須面對的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並發展，不僅要有知識，而且要有智慧。這是一種對人類文化理解的智慧，對其他民族尊重的智慧，對自身行為檢點的智慧。這種智慧是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在未來社會中發展與成功所必須具備的素質。而執行高校少數民族政策的目的，便是為我們在校的學生提供一個與多元化的社會相似的多元化的校園環境，使他們從今天開始養成尊重其他民族、尊重其他文化的良好的習慣和行為方式。”

　　會場上一片肅靜。這時，只見教務長站起身來，略為停頓了一下，然後轉過身去，拂袖而去。講台上的評估組長好象吃驚似地張了張嘴，終於沒有說什麼，低下頭去，繼續念她的講稿。也難怪她吃驚：按照地區認證機構的規定，當評估組宣布鑑定結果時，所有校領導都必須在場，不得請假或中途退席。

　　會議結束後我們評估組十人回到飯店，共進“最後的午餐”。席間大家都避免談到任何關於這次評估的話題。這是多麼緊張的三天啊！為了趕報告，幾乎沒有人夜裡睡滿三小時的；也沒有人知道這個美麗的小鎮上除了Ｆ大學和我們的飯店，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存在。同時，我們每一個人都象在這個校園工作了一輩子似的，對學校的方方面面簡直如數家珍。多少次了，我們在與Ｆ大學的教授和行政人員談到學校某方面的事情時，他們睜大了眼睛一個勁地問：“你們怎麼知道的？”一位老教授一再對我們說：“你們在這裡三天，比我在這裡三十年，對學校的了解還深！"

　　告別的時候終於到了，學校的麵包車在飯店門口等候。在去機場的路上，不知誰說了一句：“我的飛機要到傍晚才飛，你們大家一路順風！”幾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說：“不，我的飛機肯定要比你晚！”大家不約而同地掏出機票，一對時間，原來我們所有的人都得在機場乾等整整一下午！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三天下來，學校是再也無法忍受我們的嘴臉了。這是下了逐客令，提前在送瘟神呢！

　　嗚呼，欽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