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縱觀本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各國間的經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學技術的競 爭，就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生產領域推廣應用的力度與速度的競爭。在當今世界這種 白熱化的爭奪中，一個國家要想保持和推進其綜合國力的增長，不僅需要一大批專 業高科技人才，而且需要一套完善的科技政策以幫助科研人員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潛 能。而高等學校作為科研人員的培訓場，儲存庫，以及無數新學科的發源地，在國 家科技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建國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某些尖端項目 上達到或者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在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中，高校科研功不可沒。 早在1956年中央政府便開始認識到高校在國家科技發展中的重要性(Gao，1993)。 高校被納入國家科研規劃並開始承擔諸如核能、飛機發動機、半導體、自動化、及 計算機等國家科研項目的研究。至七十年代末起，隨着整個國家經濟、教育、科 研、和社會體制的調整與恢復，高校在社會與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各級政 府的重視。1985年中央政府在草擬一個教育和科技改革規劃時明確提出大學應當同 時成為教學和科研的中心。自1984年起，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利用國家投資和世界 銀行貸款建立了近百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然而，回顧近二十年來科技和教育體制的改革，關於高校科研在國家科技事業 中的定位問題並未真正得到解決。特別是近年來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的觀念 和方法也日漸成為人們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視角(侯，1995)。因而，高校科研 產業化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些呼聲可以理解為一個準商業化社會在轉型時期對於以 前國家一手包辦高校科研的一種反彈。但是，假如決策者對這種泛市場化或泛產業 化背後所包含的潛在危險沒有充分認識，默認以致鼓勵高校科研人員走產業化的道 路，那麼，用不了一代人的時間，我國剛開始與國際接軌的有限的科研力量就會再 次崩潰：這一次不是敗在政治鬥爭的血雨腥風之中， 而是敗在商品經濟的糖衣炮 彈之下。

　　高校科研產業化的誤區

　　　　 高等學校是現代文明的集散之地。有學者對現代高校的功能作過極為精 辟的概括：高校(通過基礎研究)創造知識，(通過教學、出版、學術會議)傳播知 識，(通過諮詢與應用研究)運用知識，(通過檔案室與圖書館)保存知識(Boyer, 1990)。高校教師從事科研有着其他研究機構所不具備的條件和優勢(薛/房， 1998)。學科齊全，人才集中，信息發達，思想活躍，加上研究生這支優秀的科研 後備軍，理想的高校科研隊伍可以說是所向無敵。

　　高校科研對於一所高校以致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未來至關重要。高校是國家科 技人才的培訓中心，而高校教師本身承擔重大科研項目的能力將對其學生未來走向 科研道路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學生從科研能力強的教師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課本上 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從事科研的方法與技能。在今天這個無論是信息還是技術都以 幾何級數在增長的時代，學校傳授的許多知識往往等不到學生畢業去應用就已經過 時。因而，對於今天的學生來說，知識與技能孰重孰輕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在濃厚 科研氣氛中完成學業的學生所具有的"後勁"是其他學生所無法比擬的。

　　高校科研的另一個不可取代的優勢是，至少在商業化的問題進入高校科研這個 複雜的方程式之前，研究者相對超脫於研究的功利目的之上。高校研究者在從事研 究項目時不必象他們工業界的同行那樣着眼於一時的功利目的，其研究成果一般也 沒有直接的經濟利益與之掛鈎。這種非功利性的研究環境使得研究者較有可能對課 題作深層次的理論探討，從而對整個學科的發展作出意義深遠的貢獻。這一優勢對 於開發跨學科、多層次、基礎性、及周期長的科研項目有着特殊的意義。

　　　　然而，隨着產業化的問題進入高校科研的議事日程，高校科研上述優勢將 面臨挑戰。

　　首先，高校科研產業化的第一批犧牲品將是我國科研的基礎研究項目。這些項 目的共同特點是研究周期相對其他項目要長很多，而且這樣的項目一般不具有直接 的經濟與社會效益。有學者提出這樣的主張：既然知識是屬於全人類的，我們何不 讓科技發達的國家多作一些基礎研究，而我們則爭取時間多作一些應用性的研究； 等我們的經濟發達一些以後再回過頭來作基礎科研。但是，這種卿卿的如意算盤最 後往往是害了自家性命。宏觀地看，基礎科研不僅是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後盾，更是 高、新應用技術發展的先導。一個建立在技術含量很低的基礎上的經濟即使繁榮也 不可能長久，而一個具有廣闊的科研基礎與人才儲備的社會早晚會給世界一個驚 喜！

　　其次，高校為其科研產業化付出的直接代價是教學質量。假如一個高校一味地 鼓勵教師承攬具有直接經濟效益的科研課題，以致將高校的工程系、電子系以及計 算機系等等變成這些工業界的實驗室，那麼它給整個教師隊伍傳送的信息便是：一 個教師對本校的貢獻是以他為學校及自身帶來的經濟利益來衡量的。這樣一個信息 不僅會導致實用性學科教師放棄理論性研究項目，而且會對非實用性學科教師(例 如，人文學科，理論物理，等等)的科研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試想，在一個一切向 錢看的氛圍之中，誰會關心教師的學術水準？學生這顆法碼又能重到哪裡去？而在 一個既不關心教師學術水準又不重視教學質量的高校，即使有一大批教師承擔着對 工業界生死悠關的項目，學生又能得到什麼呢？廣而言之，假如科研產業化在我國 高校蔚然成風，若干年之後我們的大學畢業生的素質則是不難想象的。且不說在科 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連在學術界以致工業界做到後繼有人都會成為大問 題。所以，推行高校科研產業化是一種戰略上的短視行為。

　　第三，高校科研產業化的另一個潛在的危險是科研成果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受到 損害。產業化的高校科研項目其成果首先必須附合相關企業的利益，而科學研究的 成果並不總是與企業的期待相吻合。當這兩種利益發生衝突時，研究者往往會面臨 嚴峻的道德上的考驗：假如該研究項目已由某一企業資助的話，那麼產生一項與贊 助者利益不一致的成果無異於撕毀合同；假如該研究項目的資助取決於其成果在多 大程度上滿足未來資助者利益的話，那麼產生一項與贊助者利益不一致的成果無異 於自斷財路。這種科研倫理上的困境並非危言聳聽，而是高校產業化的道路上不可 迴避的問題。

　　高校科研政策的着眼點

　　那麼，是否高校科研就應當與工商業界完全脫鈎，讓高校科研人員重歸科學的 象牙之塔呢？結論顯然是否定的。相反，在當今這個信息化的時代，科技的發展日 新月異，任何應用學科(包括許多理論學科)都不可能允許研究人員脫離現實。從這 個意義上說，高校科研人員擔負着雙重使命：他們不僅自身需要通過參與科研項目 來不斷更新知識、提高學術水平，他們也需要通過教學活動來保證下一代的科研人 員， 即他們的學生，在進入教職，或離開學校、進入機構或工商業界之後能夠盡 快地進入角色，成為國家科技事業的棟梁。而只有這兩者並駕齊驅，才是長久之 計。偏廢任何一方，後果不堪設想。

　　高校決策者在制訂科研政策時往往會為諸多的理論及實際問題所困擾。然而任 何政策的傾斜或偏重，歸根結底是決策者對相關集團所涉及的利益的傾斜與偏重。

　　首先我們應當對高校科研政策所涉及的各種利益集團有所了解，然後才能有的 放矢地尋找對策。依筆者所見，高校科研政策對四個利益集團至關重要：(1) 高校 教師及科研人員；他們的利益有兩方面，一是通過參與科研開發來提高業務水平， 二是通過與工業界聯合提高經濟收入；(2) 在校學生；他們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從教 師那裡最大限度地學到最先進的技術或技能， 從而能使他們在畢業後儘快地得到 工業界及其他有關行業的賞識；(3) 工商業界；其利益體現在通過對高校科研力量 的利用實現高科技產品的產業化，並創造儘可能高的商業價值；(4) 國家/人民/納稅 人；這是一個間接的、但至關重要的利益集團，因為它是高校經費最重要的投資 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政策都必須以它的利益為準繩。

　　從這樣的着眼點出發，一個較為完善的高校科研政策應具備下列特徵：(1) 為 高校科研人員提供較大的選擇空間，允許他們在教學與科研之間找到適合自己的最 佳點；(2) 高校科研不應以犧牲學生利益為代價；(3) 高校應與工業界發展一種戰略 夥伴關係，但決不能圍着工業界或利潤的指揮棒轉；(4) 高校科研人員只要還在高 校領取薪俸就必須從事其本職工作；換言之，工業界的利益任何時候都不能臨駕於 高校的利益之上。

　　由此可見，高校科研產業化提法的潛在的危險在於： 它將一個利益集團的利 益，即工商業界的利益無限制地擴大了。這種單方利益擴大化做法的起因也許僅是 對過去多年忽略高校科研實用價值的一種矯枉過正；但若任憑政策的鐘農5c甩向另 一方，其後果無異於殺雞取卵。假如過去我們為忽略高校科研的應用性所付的代價 只是延緩了一些科研成果的應用的化，那麼我們為實行高校科研產業化所付出的代 價可能會高得多：我們可能在幾年內摧毀高校這個國家科研的基礎陣地。

　　措施與對策

　　從國家、人民及納稅人的利益出發，高校科研既要為振興經濟、發展產業出謀 劃策，從而努力地將最新科研成果儘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同時，它又必須與工商 界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輕易地犧牲其所特有的基礎性、學術性和前瞻性。基於這樣 的標準，筆者提出下列兩點建議供決策者參考。

　　 (一) 建立全國性科學研究與開發基金會(R&D Foundation，或R&DF)

　　國家應充分利用稅務手段，同時通過提倡鼓勵，讓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將本來 就要用在研究與開發(R&D)上的資金拿一部分出來，集中起來，建立若幹個有專業 偏重的全國性科學研究與開發基金會。這些基金會的主要功能是：組織與協調重大 科技項目的研究、開發、成果轉化與利用。其具體操作可大致分為下列幾個步驟：

　　 (1) 企業將科研攻關項目提交給與本行業相關的研究與開發基金會，由基金會 出面在高校科研人員中公開招標。同時，基金會組織行業專家評審委員會，以無記 名的方式審議投標者的研究設想與設備條件。與企業和高校教師直接掛鈎的做法相 比較，這種方式也許會給高校和企業增加一些官僚程序。但是，這種方式能有效地 擴大企業對高質量科研人員的搜尋面，最終提高科研的質量。

　　 (2) 高校科研人員在申請研究基金時，可以自行組織校內或校際研究隊伍，並 可以將研究生作為助理納入研究隊伍，從而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實際操作的機會。 這種做法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迫使高校科研人員不斷進行業務進修與提高，從而 能在全國性的科研項目投標中保持較高的競爭能力；二是有助於在我國科技界建立 一個公平的競爭機制，使科研人員從觀念上逐漸從靠關係找項目轉為憑實力攬項 目。

　　 (3) 科研成果的評審由基金會組織學術界與工業界專業人士共同進行，以保證 科研成果的學術性與應用性都得到充分的評估。這一評審機制的建立是為了防止研 究者因過多地考慮成果的商業價值而忽視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根據科研成果的形 態與性質，在研究進行過程中就根據工業及市場的需求儘早地建立成果的應用與轉 化機制。

　　　　R&DF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的區別在於：後者由國家撥款、利用 高等學校科研的人力與設備、通過基礎研究來取得科學技術上的進步，從而保證整 個國家在經濟、文化、科技和軍事上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DF則通過向企業 集資、運用已有的科技知識、通過組織高校科研力量來解決生產實踐中的技術難 題。換言之，假如NSF是以發展基礎科學為己任的話，R&DF則側重於科技成果轉 化和幫助企業技術攻關；也就是說，R&DF有明顯的應用背景(李/關，1996)。

　　R&DF與高校科研產業化的區別在於：後者由高校教師與企業直接見面，從研 究力量的組織到產權、價格、專利、分成等問題均為雙邊關係，沒有第三者的監督 或約束。其結果是，不僅科研質量難以保證，而且高校科研很容易蛻化為一種錢權 交易，將高校變成腐敗的溫床。與此相比，R&DF的功能就在於將高校科研公開 化、制度化，並通過競爭機制的引進，在高校與企業間創造一個良好的合作環境。

　　 (二) 改革高校科研管理體制

　　高校科研體制的改革離不開高校管理體制的改革，但因後者涉及的範圍太廣， 本文僅就與科研相關的若干問題加以探討。

　　 (1) 高校教師工作量的界定是一切改革工作的基礎。由於各高校校情不同，高 校在定義滿工作量時應有一定的自主權。為論述方便，筆者根據在美國高校多年工 作的經驗，假設一個高校教師的滿工作量為十二個學時。在美國高校，一個教師的 工作量一般由三個部份組成：教學、研究和社會工作。例如，計算機系的張教授本 學期被借調到教務處幫助建立學生註冊數據庫，教務處與系裡協商的結果是讓張每 星期化一天時間監察數據庫建設的情況並提供諮詢。其工作量大致相當於兩門課六 個學時的教學工作量，因而張教授在本系的教學時間便定為六個學時。這是社會工 作占用教學工作量的一個例子。同樣，當一個高校教師申請由外來基金會資助的一 個或若幹個科研項目時，他首先需要確定的是自己能拿出多少學時來從事研究項 目。除了特殊的情況，一般高校教師並不願意完全脫離教學，因為教學活動與教師 的職稱評定、工資待遇及其他利益緊密相連。

　　 (2) 當一個高校教師在取得由外來資助的科研項目之後，他必須用科研經費將 自己應完成的部分學時向學校"買"出來。例如，張教授取得一個由R&DF資助的科 研項目，而他只願意抽出二分之一的時間來作研究，其餘的時間他還想用來上課。 在這種情況下，張必須從科研經費中抽出一部分來補償學校，從而使學校能夠雇其 他人來頂替他教這兩門課六個學時。實行這種"買出"制度的前提，一是高校對教師 工作量有明確的界定，二是高校對教師工作量的"市場價格"(即高校聘用簍b時代課 教師的費用)有明確的約定。

　　 (3) 當一個高校教師在某一段時間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一個項目的研究時，高校 應當允許其留職停薪。美國高校一般每隔五、六年給教師一個留職停薪或半薪的機 會作學術進修與調整；若教師得到重大科研項目，學校可以讓資助項目的基金會或 企業將教師的學時全數買出。

　　 (4) 在一些應用程度很高的高校、院系或專業建立與工商業界的長期戰略夥伴 關係，將會給高校的專業建設和企業的科技開發兩方面都帶來新的活力。從利益關 系上看，高校教師通過科研項目從經濟上和業務進修兩方面都得益，企業通過開發 高科技產品從利潤上得益，而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從擔任教師的研究助理得到的收 入不僅能緩解其學費和生活費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積累的科研經驗與操作實際 項目的能力使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具備難得的競爭能力。而這一切得以實現的 前提就是高校科研的制度化。

　　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高校科研製度化的過程中，很多問題急待解決。

　　首先，雖然理想的高校科研模式是R&DF，但在現實中高校科研力量與企業直 接見面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接觸的方式。有兩種接觸的方式是極其危險的。 國家科技政策的決策者應儘快儘早地從法律上和制度上找到對策，防患於未然。

　　 其一，高校教師通過"關係"承包企業技術開發項目，並利用學校實驗設備來完 成項目。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假公濟私。研究者拿着國家工資，打着大學招牌，經 營的卻是自己的技術諮詢公司。這種方式最大的受害者是納稅人和學生這兩個利益 集團。

　　 其二，高校教師在科研上有一些突破之後便在學校內掛牌辦公司(實例可見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9年5月24日第三版，關於南京化工大學某博士生導師帶 領研究生辦公司的報道)。這種做法徹底地摧毀了高校與企業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 的社會實體間的防線。任其泛濫以致通過政府報紙加以鼓勵宣傳的結果有二：一是 高校教師再不用顧忌自身所擔負的教書育人的重任，只要有利可圖便可以公開地把 大學辦成公司；二是在我國的稅務制度得到完善之前，納稅人將為之付出沉重的代 價。

　　在這裡有必要對高校科研的稅務問題作些簡單的解釋。以美國為例。在稅務上 高校是以非營利單位註冊的。高校除政府撥款外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籌集教育經 費，一切收入不必納稅。換言之，政府不僅通過撥款投資於高等教育，而且通過免 稅來支持高教。假如高校掛牌辦公司，那麼高校的非營利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其結 果是，國家將不得不按營利單位的方式對高校的一切收入(包括學生交納的學費)進 行徵稅，這對於高校財務上的打擊是不言自明的；否則的話，國家只能任憑高科技 公司利用這種稅務上的漏洞，將公司與高校掛鈎，"合法地"偷稅漏稅。

　　其次，國家科技政策與高校科研政策的決策人必須儘快從立法上對下列三個問 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1) 在高校通過R&DF獲得的或者通過與企業直接簽約的項目中，科研成果的 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如何解決？ 　　 (2) 高校科研成果需要發表，而工業界的商業秘密需要保藏：這個矛盾如何解 決？ 　　 (3) 如何正確處理科研成果的公正性與企業要求的商品化之間的關係？

　　結 論

　　總而言之，高校進行基礎研究應以國家撥給高校的科研經費和NSF項目經費為 主要經費來源；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則應以R&DF項目經費為主要經費來源， R&DF在高校與企業間建立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簡單的技術買賣或承包關 系。這種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不僅僅使個別承攬項目的教師得益；其更重要的意義 在於，它可從觀念和制度上改變國家一手承包高校科研經費的模式，為高校多渠道 籌資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但在新的道路上馳騁的高校若無健全的制度作嚮導，誤 入歧途的危險時時存在。因此，高校科研健康發展的唯一出路是推行高校科研製度 化。歸根結底，我們的時代賦予高校的神聖使命是培養和教育學生、推進國家基礎 科學研究、以及繼承和發揚光大人類文化的寶貴遺產。

參考文獻 1. Gao, Wenbing (199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forum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Chicago, IL. 2. Boyer, E.L.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3. 薛國仁，房劍森 (1998)。　"高校如何為科教興國作貢獻。" 《上海高教研究》 5：1-6。 4. 侯定凱 (1995)。　"'高等教育市場'觀辨析。" 《上海高教研究》2：14-17。 5. 李慶祝，關 鈴 (1996)。　" 試論高校科技開發工作的幾個問題。" 《武漢大學學 報》2：37-43。

（轉自"海外中國青年論壇"（http://www.oycf.org）>（中文版）第1 卷，第1期，200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