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13日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崔琦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不僅是華人高興的消息，也使人們想到為什麼華裔多次在物理學獲獎、華裔得獎者的生活和教育經歷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先把六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年代列在這裡。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楊振寧，一九七六年丁肇中，一九八六年，李遠哲，一九九七年，朱棣文，一九九八年崔琦。也就是說，從五十年代起，華裔基本上是平均十年獲一次獎。其中，除李遠哲是化學獎外，其他都是物理獎。

我們再來依各位的年齡看一下他們的簡歷。楊振寧生於1922年，父親留學美國，後長期任清華大學數學教授，楊振寧1942年大學畢業於西南聯大，跟吳大猷做過畢業論文，再在清華跟王竹溪做過研究生後於1944年獲碩士。46至4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跟有“氫彈之父”之稱的特勒（EdwardTeller）獲博士，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時做的研究得1957年物理獎。

李政道1926年生於上海一商人家庭，1943年中學畢業於江西贛州，入浙江大學後併入西南聯大。46年赴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學位，後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有短期工作，1953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做助理教授，56年29歲時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正教授，57年李政道31歲獲獎時是諾貝爾獎歷史上第二年輕的獲獎者。

丁肇中生於1936年，父母都是中國的教授，後在台灣念書，1956赴美，在密執安大學讀完大學和研究生，62年獲博士。以後歐美來回多次，再在麻省理工學院呆下。

李遠哲也是1936年生，不過是在台灣新竹。55至59年念台灣大學，59年在台灣的清華大學做碩士論文，62至65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念博士，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後，1968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助理教授，73年成為正教授，74年後任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

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1957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以後留學美國，1967年於芝加哥大學獲博士，此後先到貝爾實驗室工作，1982年至今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現在最年輕的是1948年出生的朱棣文。他的父親也是中國留學出來的物理學家，當時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市任教，朱棣文因此出生在聖路易斯市。他在羅砌斯特大學畢業後，1976年從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博士，以後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過，1990年起為斯坦福大學物理學的教授，他的哥哥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

六個人的簡歷，反映了中國科學教育發展史和中國近代史。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可以在四十年代以前在中國大陸完成大學教育，然後赴美留學，在名校受研究生訓練，任教、從事研究工作。二十年代後期、三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只有在香港和台灣受大學教育者還可以走這一條路，對於在中國大陸受大學教育者來說，這條路到七十年代末才重現，八十年代中以後才恢復到四十年代以前的開放程度。這中間，就從簡單統計來看，說中國大陸的應該有的人才數量是港台的幾倍也不誇張，這樣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只是保持三、四十年代中國科學教育發展已有的勢頭，也可以預計和丁肇中、李遠哲、崔琦同代的人中應該有相應倍數的從中國大陸培養出來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這樣說不光是為那些本來可以作出更大科學貢獻的科學家而惋惜，也不難由此推想有多少傑出科學人才在中國大陸喪失了受到理想的教育、得以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根據楊振寧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發表的回憶，中國政府在1957、1960和1962年三次讓他的父親、數學家楊克純(武之)（1928年芝加哥大學博士）赴日內瓦見楊振寧，其中後兩次明顯是中國希望勸說楊振寧回國。人們也會覺得奇怪，一方面，去爭取已經在國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回國，另一方面，當時的政策實際是使中國國內相當多有科學才能的人得不到發揮，也是順帶保證中國自己國內已有人才不能得諾貝爾獎。在美國生的朱棣文得獎象徵美國華僑家庭早已脫離做苦工，而進入華裔本就有傳統興趣的教育文化領域。

華裔得物理獎多，現在已經清楚不是偶然的。中國科學發展中，早年投入物理的有很多優秀人才，中國的物理學教育和研究梯隊，一直是中國科學技術界最好的一個。我們這裡從科學家出生年代來看早期的中國物理學家，可以發現他們都有非常好的背景。四位公認為中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先驅者是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和吳有訓。其中，北京和南開大學的饒毓泰是1891生，192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南開大學的胡剛復是1892年生，1918年哈佛大學博士，先在清華後在中國科學院的吳有訓是1897年生，1926年芝加哥大學博士，清華和北京大學的葉企孫是1898生，1923年哈佛大學博士。這裡只列學位來源，並不是我認為名校就一定確定個人成就，但是不可否認，名校出身的人中，總的來說作出好的工作的人的數量要多。而且不是同一專業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具體研究工作水平，而學位來源可以比較簡單地顯示科學人員的起點。以後回中國的物理學家中，有嚴濟慈（1901生，1927年獲法國國家科學博士），中國科學院的磁學專家施汝為(1901生，1934年耶魯大學博士)，清華和北京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王竹溪（1911生，1938年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核物理學家錢三強(1913生，受約里奧居里夫婦指導後1940年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胡寧（1916生，1943年加州理工學院博士），高能物理學家李正武(1916生，1951年加州理工學院博士)，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溫物理學家洪朝生(1920生，1948年麻省理工學院博士)，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物理學家戴傳曾(1921生，1951年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中國核武器發展功臣鄧稼先(1924生，1950年美國普渡大學物理學博士)，和朱光亞(1924生，1950年密執安大學博士)，南京大學聲學家魏榮爵(1950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以上這個表並不全，比如筆者一時查不清準確年代的趙忠堯、王淦昌、吳大猷、彭恆武、周培源等。但是這個不全的表已經可以顯示中國物理學界在五十年代以前一代一代有整齊的梯隊。五十年代以後，中國物理學界一部分因為核武器和航天事業的發展，使一批新的傑出人才成長起來，如：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學家于敏（1926生，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的理論和粒子物理學家周光召(1929生，1951年大學畢業於清華，以後為清華和北大研究生)，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理論和計算物理學家郝柏林(1934生，蘇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和蘇聯科學院研究生)。但是總的來說，中國大陸在物理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在五十年代後受負面影響時間較長。

因為中國物理科學界的優秀傳統，當社會一旦允許後，中國物理學的研究也是恢復的快的一個。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物理學研究人員有不少論文發表於世界最好的物理雜誌如《物理評論》(PhysicsReview)和《物理評論快報》(PhysicsReviewLetters)。而相應的，在生命科學的三大雜誌《細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里，人們很少能看到從中國大陸做的研究工作。這並不是說華裔在生命科學領域不行。實際上，中國在生命科學是有一些傑出科學家的，但是，梯隊發展晚一些，以後又錯過了五十年代開始的生命科學突飛猛進的一段時期，後面趕起來也就難些。而物理學的大框架在四十年代以前就已形成，這也是對中國物理學的一個幸運的巧合。另，早期華裔對生命科學領域興趣不如對物理科學。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難了解美籍華裔中雖然有幾位三至四十年代出生的科學家是作出了可以得諾貝爾獎的研究工作的，但是因為年代關係，這些人都是在香港、台灣來美，或美國出生的，他們包括香港出的遺傳學家、舊金山加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簡悅威(Y.W.Kan)，和錢學森留在美國的表弟的兒子、聖迭哥加州大學的錢永健（RogerTsien）。錢也可能得化學獎，因為是發明化學分子可以用來染細胞內的鈣離子等。

華裔物理學家得獎，對中國科學發展有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影響。楊振寧和李政道1957年得獎，使華裔在百年自卑中重新得到自信心。特別因為他們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形成的科學中取得成就，使得華裔不再懷疑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華裔智力上有問題。華裔得獎也常常直接使一些青少年投身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得獎華裔科學家對中國科技工作者對外交流有直接和間接推動。同時，華裔得獎科學家也為中國科學起了質量監督的作用，這一點少為認識到。中國物理學較少出偽劣科學家，在一方面是本身梯隊強，另一方面，人們可以設想偽劣科學工作者可能不敢隨意出頭，因為他們很容易被公眾都熟悉的優秀科學家所指出。而對比起來，沒有華裔得諾貝爾獎的領域，因為公眾無法熟悉到最好的科學家，就有機會容易產生偽劣“科學家”。我們還是可以來看生命科學領域。這裡，六、七十年代以前，在中國國內非良好的環境下生存和工作的好的華裔科學家可能多於在海外的。雖然當時加州大學的李卓皓已經做出諾貝爾獎級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後，旅美華裔在生命科學界作出傑出貢獻的人數才明顯多於在國內的。但是，因為他們不為中國公眾所知，所以難以起到質量控製作用。一個例子是，七十年代初，中國大肆報道美籍生物學家牛滿江。牛任職於美國費城一所現在也沒有多少人能記清名字的學校（TempleUniversity）。他發表與中國的童第周合作的“發現”：用RNA注射能使魚的尾巴產生可遺傳的變化，這也是號稱可以用RNA做轉基因動物，而且他們用的RNA是胚胎所來的多種RNA混合物。他們的文章發在《中國科學》，迄今無人重複。實際上以前美國哈佛大學的W.Gilbert到中國指出那些工作的不可信性，但無濟於事。當牛氏多次為國家最高領導接見時，人們現在難以設想，那時中國國內有真才實學的生命科學家到底是怎麼感覺的，是覺得自己受了壓抑，還是國家受了愚弄。這種缺乏質量控制的情況到現在也還是沒有解決。一影響大的不良現象出現在生命科學界，而不是出在物理科學界，也許是這個問題的一種反映。這種問題的長期存在，是與生命科學界華裔還沒有正式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一定的關係。這裡重複一下：華裔沒有的是正式得獎者，做出得獎水平工作的華裔生命科學家已經有了，也不難預計有一些年輕人今後會做出得獎工作。但是，這與物理學已經多次得獎是有時間差距的。從年代統計數字的回顧，再看過去二十年中國大陸的變化，我們最好的期望是代表科學發展的一個側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今後在華裔是會更多的。一方面，往後看，人們可以設想，如果中國大陸二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沒有被中斷接受他們本來可以得到的最好教育的機會的話，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人數可能早已不是屈指可數的情況了。另一方面，往前看，我們可以預計，再過二至四十年，華裔得諾貝爾獎在中文媒體也許會象現在美國一樣，難以被本學科以外的人記清了。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是在中國本土做的研究什麼時候可以得諾貝爾獎，因為這不僅是某個工作的水平，而在很大程度上會為中國國內整個科學水平所決定。八十年代以後出國潮與以前很大的不同是，大批的中國科學人才旅居海外。比較起來，二十至四十年代留學人員多數回中國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最好人才雖然受影響，但卻都還在中國。而八十年代以後出國者中，最好的人才回國的很有限，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國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