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被執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除了顯赫的官位以外，還冠有許許多多讓人肅然起敬的稱號和身份，如書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縱觀其履歷，人們不禁感到納悶：一個軍隊出身、連高等教育也沒有接受過的官員，是如何取得“教授”職稱的？

據新華社報道，胡長清“通過自己在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的關係，辦了一套函授本科學歷和法學學士證書，把這些假材料裝入檔案，籍此，胡被幾所大學聘為教授，滿足了要‘名’的欲望。”這則報道道出了天機，卻有一個小小的錯誤：胡長清的材料並不是“假材料”，而是貨真價實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學門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販賣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販，每當行人走過，他們便會像蒼蠅一樣圍過來詢問：“要畢業證、學位證嗎？北京大學的和其他所有大學的，我們都能夠提供。”跟這些低層次的造假者比起來，胡長清的材料是正兒八經通過北京大學有關部門頒發的，從封套到印章，都來自於正規部門，堪稱“若假包換”。

胡長清已經走上了黃泉不歸路，但是卻沒有人去刨根問底：他在北京大學的“關係”究竟是誰？行政管理學院的哪些領導幹部、專家教授或者經辦人員為他獲得學位出了力氣、得了好處？他們應當受到怎樣的處罰？冰山露出了一個尖角：北京大學並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樣“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學存在的腐敗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北大曆來具有象徵意義，它的腐敗也一樣，正象徵著當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北大人應該為之而感到慣有的驕傲呢，還是應該為之而感到深刻的恥辱？

一個社會的腐敗，到了最後的關頭將向兩個部門滲透：一是醫療，二是教育。一旦這兩個領域也爛掉了，那麼這個社會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華陀再世，也回天乏術。近年來，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逐漸由潛流變成滔滔洪水。權力換取學位、金錢換取學位，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為職稱勾心鬥角、弄虛作假，教授們的道貌岸然早被學子們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權力、金錢與校園》一文中揭露說：“1998年，筆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學研究生院報名冊，當年該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幾乎不是某某司長、處長，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長、總裁。研究生院招生創收的另一妙招就是辦研究生課程班。招生單位可以派老師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鎮去辦研究生速成班。難怪，北京不少大學、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們指責為‘文憑加工廠’、‘學歷批發站’、‘職稱生產機’。”對此，學者袁濟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許多領域被金錢與權力衝擊得本已衰弱不堪，學術文化可以說是最後一道可以抵禦金錢與權力的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蕩然無存，則社會心理與道德良知受到的傷害將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曾論及社會腐敗有兩種，一種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種是內在的‘魚爛’，這種從內臟爛起的‘魚爛’較之‘土崩’是一種更可怕的腐爛，它使人們內心道德天平徹底失衡。”如果說醫療的腐敗會帶來病人生命的危險，那麼教育和學術的腐敗將帶來整個社會成員心靈的惡化。古人講究學術“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學術卻淪落為敲門磚、淪落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線而論，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導，並不比契訶夫筆下的市儈和小公務員高。知識和學問並不足以提升他們的精神境界。耍起腐敗的花招來，他們比官員們毫不遜色。

學界的喪鐘一旦響起，療救的整個社會肌體的時機就已經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