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山西旅遊，從太原回來時，大家提議順路到大寨看一看吧。這一提議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

想是“大寨”這個曾經帶有光環的名字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從太舊高速路下來，到大寨的路並不難走，路雖然不寬，但路面質量很好。想當年，這條路上每天都車水馬龍，高峰時一天有幾萬人到這裡參觀朝聖，這裡曾經是共和國農業的聖殿。

當我們抵達大寨村時，一股失望從心裡陡然升起。

這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村子裡不能走機動車。村子很像一個城堡，也像一個大家族的集中居住地。村門口像一個城堡的城門，走進大門，幾十處房子錯落有致地排列着。村大門邊是一幢二層小樓，那是村委會的辦公所在。村委會對面牆上張貼着村裡的財務狀況，這就是村務公開。從數字看，目前大寨村不算富裕，村里去年收入40餘萬元，支出39萬元，節餘1萬元。

大寨村今日旅遊的賣點是陳永貴故居。

這是一幢典型的山西民居，坐西朝東，正房之外的南側是兩間偏房。陳永貴一家人當年一直住在這個院落里。我們那天去得很巧，陳永貴的孫女恰巧在，因為當天有位將軍參觀陳永貴故居，作為陳永貴的親屬她特地從昔陽縣城過來招呼一下。她是一位彬彬有禮、行事低調的女孩子，皮膚很好，模樣很端正。我們特意買了一本有她簽名的《陳永貴傳》。

陳永貴家的陳設很簡單，基本上沒什麼家具，這反映出陳永貴的簡樸。事實上，陳永貴在身居高位之後，也依然保持着簡樸的本色，戶口依然在農村，依然拿村裡的工分。

最吸引人的是牆上掛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可以窺見陳永貴當年的風采和風光。

照片裡的陳永貴笑得那樣燦爛，他和毛澤東、周恩來握手、交談，陳永貴笑得那樣開心、那樣自然。那種笑里透出陳永貴的樸質、從容。

毫無疑問，陳永貴是干出來的勞動模範，勞動是他的資本，有了這種資本，所以他在任何場合都能從容自居。

當我們站在大寨村後的高坡向東望時，只見一片片精緻的梯田，一棵棵玉米在梯田裡亭亭玉立。大家感嘆當年大賽人戰天鬥地的豪邁情懷，感嘆大寨人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那一處處梯田、一株株禾苗都是大寨人用汗水衝出來的、用汗水澆灌的。

其實，大寨當年在全國農民心中名聲並不好。原因是，當年掀起的學大寨風潮中，很多地方搞形而上學，在平原上也修梯田。累得社員們直罵娘，最後收成也沒提高多少。

大寨作為山西特有地理環境下的經驗典型，拿到全國推廣，有些形而上學了。

陳永貴，作為一個勞動模範是當之無愧的，但進入政治局、國務院，主抓全國農業，也有點離譜了。

而事實證明，陳永貴確實沒有治國之才。當年華國鋒向他求計於農業問題，他的回答是，全國有一半的縣像昔陽一樣、一半的村像大寨這樣，中國農業就上去了。

於是，神州大地又掀起一輪學大寨熱潮。

事實證明，大寨經驗指導不了全國的農業實踐。

陳永貴榮升黨和國家領導人，確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甚至可以稱為怪胎。

這種政治怪胎也只有在當年那種政治體制下才會出現。當年，中國政壇新星閃爍，政治火箭亂飛。今天是造反派小頭頭，明天就可能入主共和國權力中樞，今天還在田間勞作，工廠做工，明天就能登上廟堂之高。今天還在廬山之頂指點江山，明天就淪為秦城監獄的囚犯。治國如同兒戲，高層更迭像走馬燈一樣。

領導人的最高指示比封建皇朝的聖旨威力還要大，但其離譜程度卻遠遠過之。

那是一個建立在個人崇拜、全民造神基礎上的非理性政治制度。權力全都集中在偉大領袖手中，領袖放個屁，也被萬民視為聖氣。

這種非理性政治制度把集權效應發揮到極致，不同意見都被視為反動言論、政治異見，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

集權體制下，全無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可言，政治生活一塌糊塗，全憑最高統帥的喜怒好惡。 人民只是獲得了一些擁護偉大領袖的自由，獲得了任意打擊非領袖路線人物的權力。那種所謂的民主是一種偽民主，根本沒有對最高權力者的制約，甚至沒有評點國是，議論時政的自由。本質上，最高權力者送給了普通百姓一頂空洞的革命帽子，給了普通百姓整治非領袖路線幹部群眾的自由，而獲取了萬民的崇拜和支持。

陳永貴進入權力中樞，更多的是一種象徵意義，他是一種符號，這個符號代表的是農民，他進入最高權力機構是想告訴人們，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當然他是一位極端崇拜最高領袖，並被領袖看中的農民。他進入權力中樞並不代表農民有了話語權力，有了代表人物。他的才智決定了他的話語能力很低。他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和象徵。

血染的大寨紅旗

　　大寨成為全國農業口的旗幟的最大因素是它符合毛澤東政權集體化烏托邦的理念和農村為城市服務的功能界定。

　　三十年之後，人民終於發現大寨這面紅旗除了愚昧、謊言，還有恐怖的血腥味。一九八零年《山西省委關於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說，大寨製造的禍害之一就是“不斷愛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把許多幹部群眾當作‘敵人’，進行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迫害。……這樣亂批亂鬥的後果，使相當多的幹部群眾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殘廢，後果是嚴重的。”這份報告沒有披露大寨到底有多少人被整死，但《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履行了一個記者的天職：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間，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人總計一百四十一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二人棍棒之下當場斃命，十四人致傷而死，余者全部不堪謾罵凌辱自己慘烈地結束了自己的性命。其中六十二人是用絞繩上吊，三十六人投水自盡，六人跳崖，還有二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瓮窒息而死。

(來源：萬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