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過來人”可能很難想像，在50年代曾興起過一個轟轟烈烈的消滅麻雀全民運動；而“過來人”對這個“運動”的詳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運。薛攀皋先生的《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炎黃春秋》1998第12期）一文，詳述了這段荒誕不堪的歷史，讀後不能不使人嘆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終導致人的劫難。

　　1955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十七條》時，決定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在這個草案的醞釀過程中，鳥類學家鄭作新等科學家提出麻雀實際吃谷有限，而吃害蟲很多，因此是益鳥，不應消滅。但這些生物學家的意見並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高國務會議正式通過的《綱要草案》第27條規定從1956年起分別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包括麻雀在內的“四害”。於是，消滅麻雀的運動正式興起。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仍頂住巨大的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蟲，不應消滅。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以歷史為例，說明消滅麻雀的危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討厭麻雀，在1744年下令懸賞消滅麻雀，一時間普魯士的麻雀幾乎絕跡。但不久就發生大規模蟲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並從外國運來麻雀。生物學家鄭作新、薛德＠、張孟聞、辛樹幟、丁漢波、張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為堅實的基礎，公開反對消滅麻雀。

　　但是，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毫無作用。1958年，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消滅麻雀的運動也進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隻！為此，《人民日報》還專門發文熱情謳歌。不過，“懲罰”自然之後，必然要受自然的“報復”。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樹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學家更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廬山會議的一次講話上，毛澤東再次提到麻雀問題，頗為不滿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

　　面對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強大浪潮，朱洗、鄭作新、馮德培、張香桐等幾位科學家仍無所畏懼，繼續為麻雀鳴冤。所幸的是，他們的強烈反對意見此時實際得到中科院領導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決定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經胡喬木轉報毛澤東，並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這份附有大量科學依據和分析的報告終於打動了毛澤東，他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當然，並不能說打麻雀打錯了。4月6日，譚震林在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對此十分委婉地說道：“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但是，在幾年後開始的“文革”之中，卻開始了人的悲劇。這些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普魯士腓烈特大帝相提並論、公開反對毛主席的罪狀，因此，竟令人髮指地受到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

　　從麻雀的劫難到人的悲劇，其中值得反省之處很多很多——為什麼會作出這種明顯違反科學的決策，為麻雀“平反”與政治基本無涉、但其道路為何仍如此曲折，這反映出決策、糾錯機制的什麼問題，這些科學家在“文革”中為何會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種教育、思想灌輸使那些原來的“普通人”能做出對死者鞭屍揚灰這種令人髮指之事卻還自以為非常“正義”……在在均引人深思。但此刻我只想說，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創造輝煌業績、建立偉大功勳的科學家現在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榮譽和崇敬，而那些不顧個人安危防止了災難產生或擴大的科學家，其實也應得到同樣的榮譽和崇敬，也應被後世永遠紀念。當然，他們當年“犯顏直諫”並未想過個人名利，但歷史不應將他們遺忘。更重要的是，那種為真理不畏強權的嶙嶙風骨，應該成為我們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為我們民族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