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女兒上高中時的四位英語老師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6月25日14:56:02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我不僅突然“背叛”了同學，而且“反叛”了老師。全班同學立刻分成兩派，一組同意我，一組則把我的看法批得狗血噴頭，大家爭相把手舉得高高，臉脹得通紅地激烈爭辯。而維斯基老師一直微笑着，直到我招架不住時才慢聲慢氣說句話給我解圍。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稱我為“反叛者” 　　老高按：中國教育部前發言人退下來轉任中國語文出版社社長之後，寫了一篇《終於，聽了堂真語文課》，我在博客上做了介紹。聯想到我女兒也曾寫過一篇長文，題為《我的四位高中英語老師甲乙丙丁》——美國學校的英語老師，也就相當於中國的語文老師。我貼在這裡，做一個參照。 　　雖然我沒有直接聽過這些老師的課，但我卻是美國語文教學的間接受惠者——那段日子，幾乎天天聽我女兒向我轉述，受益良多！從她的七年級英語老師要全班學生來出單元測驗的考題，然後擇優選用；到九年級英語老師條分縷析諾貝爾獎得主的小說《蠅王》中諸多細節的象徵意義……她講得興起，我聽得入迷，老師向學生提出的問題，我這個學生家長也跟着動腦筋想怎麼回答。她高中畢業三年後，寫出了這篇回憶文章，讓我也完整地認識了她的這些老師。 　　美國教育弊病甚多，從女兒這篇文章中，也能鮮明地體現。或許這就是她這篇文章的價值所在吧：幫助我們這些英文不太靈光、對美國中學和高中很不了解的家長，領悟了他們的課堂教學的長處與缺陷。這篇文章，早在媒體和網絡上刊載過。時隔十多年再讀，我還是感到新鮮，但願能對關注子女教育的朋友作個參考。 我的四位英語老師甲乙丙丁 甲：希歐拉先生 　　“胖得很有味道”——部分同意斗膽批評莎翁——本來是要作神父，卻參加了越南戰爭——“最好的一篇文章” 　　我一直跟英語課特別有緣——美國的英語課，相當於中國的語文課。在９年級從賓夕法尼亞州轉到新澤西州的新高中之後，我這個期中插班生，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英語課。 　　高中第一位英語老師是弗萊德里克·希歐拉先生，一個至少有三百多磅的彪形大漢，看上去簡直像一座城堡。不過，用我朋友西麗婭的話說，他“胖是胖，但胖得有味道”。由於課教得好，思想有深度，深受同學的喜愛。 　　也許他自己也很為此自負吧。我媽沒認識幾個我的老師，卻對希歐拉先生的躊躇滿志印象深刻，後來提過他好多次：“我頭一次到學校聯繫女兒轉學，碰上一個大胖子英語男老師，隨口提到女兒英語課的成績一向不錯，要是別的老師，說不定隨口寒喧幾句了事，他卻說：‘在別的學校成績好，在我這兒可不一定！’” 　　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還沒來得及覺得他“可親”，先覺得他“可畏”：一頭黑髮從中間分開，梳得一絲不亂，嘴上的黑鬍鬚也是一樣地小心梳理，油光滑亮，一看就知道是那種有條有理、見不得一點混亂的人。他表情嚴肅，毫無笑容，聲音低沉有力。帶我來的校學生顧問向他說了一下我的情況就轉身走了，他便把我領進班。 　　希歐拉先生教的是９年級四個英語榮譽班中的兩個。我去的那陣子，正趕上他們學完希臘神話後，全班分組作報告。而我這個新來者沒有接觸這些內容，完全茫然，插不上手，只能一邊拿本希臘神話囫圇吞棗地惡補，一邊坐在牆邊旁觀各個組“百花齊放”，偶爾到某個組去幫幫忙。只見有的小組組成法庭，審判帕里斯從希臘人那兒奪走美女海倫，導致特洛伊戰爭的罪行，還拉了我去客串一個小角色；有的小組拍了部表演錄像放給大家看，講宇宙的起源和宙斯、希拉的故事；有的小組則根據希臘神話編寫了小故事、小謎語……有聲有色，讓我看了十分佩服——也佩服希歐拉先生引導有方。 　　希臘神話這個單元講完了以後，我們又在班上接連讀了好幾本小說，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s）寫的《蠅王》和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寫的《我的兒子們》、莎士比亞的劇本《凱撒王》等等作品，這時，我已經能跟得上進度了，學習上漸入佳境，對希歐拉先生就更加佩服，有時簡直可以說迷信——每次上他的課，是必有收穫的。書中許多我在閱讀時深感迷惑的問題，讓他在課堂上一講一問，就令我茅塞頓開。 　　上英語課，他喜歡指揮同學們把桌椅圍成一個圓圈，但他仍坐在講台上——我懷疑是因為他身體過於龐大，塞不進任何一張普通的椅子——然後對讀過的書的某一段，開始講課或者組織討論。大部份時間是他在滔滔不絕地說，而我們屏神斂息地聽着、作記錄。他講得句句在理，絲絲入扣，指點我們注意許多以前忽略了的方面。有些課他講得如此精彩，我手不停揮，寫筆記寫得手指都麻了，恨不能把他說過的話都記錄下來。有好幾次下課鈴都響了，可同學們正聽得起勁，賴在教室里不肯走，直到他把我們都轟出去為止。還有一次，我讀完《凱撒王》之後，初生牛犢不畏虎，斗膽地舉起手，在班上批評莎士比亞這部劇本結尾寫得不好，“怎麼能這麼迅速地結果這麼多的主要人物，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在同一幕中死去呢？”太不真實了，太草率了，也太生硬了！希歐拉先生聽了，笑笑，表示部份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可着實為自己能提出這麼個“新穎的觀點”而興奮了好多天。 　　那個學年我們寫了不少作文，論一些人物、事件、物品在作品中起的作用。每次寫作文我都是“如臨大敵”，選好題目後，苦思冥想好半天，語不驚人死不休。寫完之後，盼望得個好成績那是不必說了，但更盼望的是他在論文後的誇獎。聽說同班一個女生的論文，被他誇獎為“我今年看見的最好的文章”，雖不知是真是假，但這個女生從此就成了我追趕的對象。 　　下半學年，我們連着讀了好幾個現代劇本。除了《我的兒子們》之外，還讀了《安德森審判》（The Anderson Trial）和《繼承了風》（Inherit the Wind）。這兩部作品都算不上是傳世之作，在文學成就上絕對比不上莎士比亞，但是它們所表現的哲學問題和人所遇到的痛苦抉擇，還是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那種藝術震撼力甚至一點不亞於《凱撒王》。希歐拉先生的講解更是高潮疊起，尤其是在解讀《安德森審判》的時候。 　　這個劇本是寫上個世紀美國內戰期間的一個真實故事。南北戰爭之後，林肯總統赦免了所有在南軍中打仗的官兵，唯一被送上法庭的人是一個名叫安德森的北軍下級軍官，原因是他在戰爭快結束時殺害了一批俘虜，構成殺人罪。這個劇本就是寫對這個軍官的審判，以及其中涉及的道德問題。 　　安德森軍官並不否認殺人，但他辯解說，他這樣做只是“執行命令”，在盡他作為一個軍人“應盡的職責”；而起訴他的檢方則說，他這樣濫殺已經對他不構成任何威脅的俘虜，根本就是“人性的泯滅”。美國有一部電影，叫《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台灣翻譯成《軍官與魔鬼》），由著名影星湯姆·克魯斯主演，也涉及這一主題。 　　在課堂上探索這部作品時，我發現一向很沉靜謹慎、不苟言笑的希歐拉先生情緒異常激動緊張，這顯然是對他來說十分特別的一部作品，討論的問題也是他認為至關重要的道德問題。 　　後來，與我新認識的朋友們閒聊，才了解到希歐拉先生的經歷背景。原來他是一個參加過越戰的復員軍人，在被徵兵前，他曾在神學院讀過一段時間的書，本來是要作個神父的。從越南戰爭回來，他大概心灰意冷，放棄神職，結婚生子，才成了一名英語教師。原來如此！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們這個學年讀的大部份小說、劇本都和戰爭有關。我又不由得想到：他在越南一定是見到了無法描述的恐怖殘忍的景象，才會對宗教心灰意冷的吧？我對希歐拉先生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層。 　　在就《安德森審判》一劇寫分析作文時，希歐拉先生所出的選題之一吸引了我：“對國家或上級的忠誠，與對自己的信念的追求，到底哪個更重要呢？請著文說明。”在埋頭閱讀這個劇本時，我對這個問題已經想過很多，我感到我有很多話要說。回到家後，幾個小時推敲、琢磨，再加上幾個小時奮筆疾書，我幾乎是一氣呵成。文中，我語調激動地為一個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辯護，又拉出洛克、康德等一些我知道一點皮毛的哲學家的觀點來壯大我的聲勢，最後再加上一個有力的結尾：“因此，在良心和職責衝突的時候，一個人應該按照自己所相信的去作，因為他首先要對自己負責。” 　　希歐拉先生非常喜歡這篇文章，他給了我一個Ａ＋，又在文章後寫道，“這是我今年讀過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我真是喜出望外，足足心花怒放了兩個星期。兩年以後，１１年級末尾，我申請一個全國性學術夏令營，申請表上要求交三篇作文，其中一篇要“闡述一個哲學觀點”，我就交上了這篇文章。感覺上，它是我高中時最輝煌的勝利。 乙：維斯基夫人 　　新老師 新風格——帶我們進入書中的現實——讓學生與作品有屬於自己的思考和交流——“反叛者”與海絲特——現實中的《傲慢與偏見》女主人公 　　９年級結束了。與希歐拉先生戀戀不捨地告別，我們跨入了１０年級的“美國文學”課堂。新英語老師維斯基夫人與龐大如山的希歐拉先生正相反，是位文文弱弱的女士，大約四十多歲，棕色的齊耳短髮中已帶了些銀絲，說起話來總是帶着一絲笑意和一絲令人捉摸不定的嘲諷。 　　剛剛上她的課時，我有點不習慣。與希歐拉先生那種威嚴相反，維斯基夫人在課堂上更多的是輕鬆、機智和親切。她很注重同學們的討論，因此鼓勵大家多提問，多抒發己見。而已經習慣於在課堂上跟隨老師思路的我，被她那些連珠炮似的問題弄得應接不暇，喘不過氣來。感覺上，自己的腦筋好像就是比別人慢了半拍。 　　我對她這種教學方式頗不以為然。我喜歡從老師那裡得到對一部作品權威式的解釋，而不喜歡把課堂上的寶貴時間，都浪費在同學們一些語無倫次、莫名其妙的發言上。但維斯基太太卻似乎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浪費時間。 　　我也不大習慣這種敏捷的答辯方式——我說的話一向是需要經過深思熟慮的呀，怎麼能像我的有些同學那樣，對一些複雜深奧的問題一經老師發問就不假思索地脫口回答呢？所以，在班上一般都是羞於發言、不胸有成竹不開口的我，竟沒有多少發言的機會，感覺上得不到老師的器重，總是讓別的同學占了上風，對英語課不由得也產生了抗拒心理。 　　事情的轉折點是在開學後約一個月。我們在課堂上討論美國作家Ｊ.Ｄ.賽林格的長篇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這部作品講的是一個苦惱的高中生荷頓·考爾菲德（Holden Caulfield）在紐約流浪時的經歷。我們在課堂討論荷頓的性格弱點，維斯基夫人讓同學們想一想，荷頓的苦惱和孤獨，有多少是他父母的錯。我一聽，她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荷頓的種種不快都是因為他父母不關心他？不能苟同！於是我舉起了手與她爭辯。 　　維斯基夫人說：“荷頓的父母為什麼要把荷頓送到離家很遠的寄宿學校去，為什么半夜才回家？為什麼只草草問候一下他們的女兒、荷頓的妹妹費比（Phoebe）就了事，明明聞到她屋裡有煙味也草草放過？這是一個稱職的父母所做的事嗎？我也是個母親，我可以告訴你，這絕不是我會做的。” 　　我對此爭辯道：“但是他們還是關心孩子的，只是……只是不了解他們，做事做不到點上而已——許多父母都是這樣的，以為花錢讓孩子上好學校、給他們足夠的錢就可以了。如果他們不關心費比的話，又何必深更半夜疲憊不堪地回家時，先進她的屋來看她呢？又何必對着荷頓大發雷霆呢？這說明他們還是擔心他們的孩子的。而且——而且我最反對這種孩子一作錯事就怪父母的作法。荷頓也夠大的了，他也可以自己作選擇了嘛。他對人的不信任是他自己性格中的弱點造成的。” 　　我憤憤不平地說着，沒有注意到別的同學都安靜了下來。我和維斯基夫人兩個人爭論了大約十分鐘，當然沒有爭論出什麼結果來——不過我暗暗覺得她也許有理一點——讓我自己驚訝的是我突然對書中的人物產生的那種熱情。在為荷頓的父母辯護時，我就好像是在辯護自己認識的人一樣，甚至是好像在為自己的父母辯護。這是和我上希歐拉先生的英語課完全不同的感受。去年一年中，我閱讀的樂趣是從思考書中的哲學問題，試圖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深刻含意而來的，就好像在拼出一塊一塊艱深但精美的拼圖一樣，但跟作品所描繪的現實始終隔着距離，就算受到了感動，也是一種對抽象的“人類”所遇到的難題和悲劇的感動。但今天，我卻突然感到了這些人物作為真正有血有肉，有悲歡離合的“人”、作為一個又一個個體的魅力。我在維斯基太太的引導下分析他們的處境，理解他們的行為，對他們的感受有了切身的體會。我進入了書中的現實。 　　事隔這麼長時間，我也明白了維斯基夫人為什麼提倡課堂討論。她想讓我們每一個學生，都與這些文學作品發生屬於自己的思考和交流。她想告訴我們，那些作品不是死的，一動不動躺在那裡由專家剖析，寫出權威性的詮釋；他們是活生生的，你從自己的生活出發，用自己的心靈與之交流之後才會愛它與理解它。對同一段話、同一段情節的解釋可以有多種，這正是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精妙之處——它們適用於不同的心靈，但是你必須做出自己的真誠的努力。 　　這些道理是我現在才總結出來的。那時候，我只是朦朦朧朧地領悟到了維斯基夫人的智慧，不再那樣反感她的教學方式了。相反，我開始感激她在課堂上鼓勵獨立思考的風氣。我感覺出來，同學們發言的水平在慢慢提高，課堂的討論也一天比一天有意思。但最感動我的，是維斯基夫人對待書本中人物的愛護和溫柔，讓我覺出她不僅是個好老師，也是個“好人”。我們讀的好幾部作品都跟青少年的成長有關，而書中的主人公大都在痛苦、煩惱、自卑、罪惡感、理想破滅之中掙扎，而維斯基夫人對書中的人物分析，固然非常準確，但一定充滿了同情和憐憫。就是我寫這些文字的此刻，一閉眼睛，就回到了當時的課堂上：在下午斜照的陽光里，維斯基夫人站在教室最後面，用輕輕的、近乎魔術般的聲音，對全班訴說着書中某個主人公的心理和處境，而我們一動不動地坐着，聽着那個好像是從自己頭腦里發出的聲音——我們好像真的進入了書的世界，成為了書中的人物。 　　在讀完《麥田裡的守望者》和《另一種和平》（A Separate Peace）之後，我們又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讀了本來不在教綱上，由維斯基夫人臨時加上的一本她最喜歡的書，一本“老少咸宜”的童話——法國作家聖艾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小王子的純真和智慧打動了我，讀到最後，他回到B-612星球去，與在沙漠中相遇的飛行員告別時，我簡直忍不住淚流滿面。我也深深地喜歡上了這本書。回家跟我爸爸說起，原來他在十多年前看過譯成中文的《小王子》，他也非常喜愛這部作品——他也是我的知音！以後，每逢聖誕節和朋友生日，我都以這本書作為禮物的首選，最後，大概我的好朋友們，人手一本《小王子》，英文版的，法文版的，全都是我送的。 　　在維斯基夫人的班上，我對好幾件事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讀《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書後，維斯基夫人要求同學們分組，在一張大白紙上，用金字塔的形式畫出此書的起點、鋪墊、高潮、結尾等等段落，標上書中的事件，然後在班上作報告。我和班上的三個男生編在一組，但做到一半，我就做不下去了。《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書的複雜結構，怎麼能以這種簡單方式劃分呢？本來我是我們組推選出來向全班作講解的人，輪到我們組作報告時，我講到一半，鬼迷心竅，忽然話題一轉，開始對我們組的劃分方式進行了批評，最後又進而批評老師所要求的這種金字塔式的劃分方式：“這是１９世紀的文學批評家對結構相對清晰的短篇小說的分段方法，根本不適用於現代的長篇小說，尤其是這樣一部刻意平淡化、生活化的小說。如果硬要畫圖表示的話，只能是偶爾向上向下彎曲的一條平滑的直線，而絕不是什麼‘金字塔’。”我們同組的那幾個人想必已是目瞪口呆——我不僅突然“背叛”了他們，而且“反叛”了老師。全班同學立刻激烈地爭辯起來，大家爭相把手舉得高高的，就連平時不常說話的同學也臉脹得通紅地發言。同學分成了兩派，一組同意我的看法，一組則把我的看法批得狗血噴頭，而維斯基夫人呢，一直微笑着，直到我有些招架不住時才慢聲慢氣地說句話給我解圍。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稱我為“反叛者”。 　　另外一次，在學期中，我們剛剛讀完美國作家霍桑寫的《紅字》，維斯基夫人布置功課，需要每人寫一篇作文，兩個星期後交；但是她把我和另外一名男生布萊恩神秘地叫出教室，問我們“願不願意兩人合寫一個劇本來代替論文”？願意，當然願意！“就寫《紅字》中女主角海絲特（Hester）和蒂姆斯蒂爾最後在森林裡相遇的那一幕，但是在劇本中要改寫書中的情節，讓他們兩人做出不同的決定。”維斯基夫人讓我們把這件事暫時保密，然後在兩個星期之後在班上“公演”。 　　我為這件事興奮不已，在寫劇本時也非常用心。怎樣才能有力量，既讓同學們愛看，同時又保持原書的思路理念和藝術風格？合理的結尾是什麼？我和布萊恩頗下了一點功夫。最後商量出：讓海絲特和情人在森林中激烈地討論罪惡與懲罰的關係後，來個“大團圓式”結尾——兩人重歸於好，雙雙逃離令人窒息的小鎮，尋找美好的明天和嶄新的愛情。 　　書中女主人公海絲特因為與情人“通姦”，被迫在胸前掛着個大大的Ａ字，作為淫婦受到的懲罰，我在公演那天，為了“進入角色”，還特地在家裡用紅布剪了一個大Ａ字，在學校里戴了一天，直到演出完畢才摘下來。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我與維斯基夫人之間唯一的一次爭執。那是在剛剛讀完史蒂芬·科雷恩（Stephen Crane）的《紅色的勇敢勳章》（Red Badge of Courage）這本書後，維斯基夫人讓我們全班同學分組，設計出一本以《勇敢勳章》為主題的雜誌，裡面得至少有三篇插圖、三篇短論文、一部書評，和一部根據這部作品情節改編的電影劇本。這次分組活動可苦了我，我們組的成員有七八個，但竟然有三個人讀都沒讀完這本書，大概因為它是用印象派手法寫成，細節瑣碎，風格奇怪，不容易讀。但是，不讀完它怎麼可能寫出好作文來？結果最後，整個雜誌中大部份工作——整個電影劇本、兩篇論文，和諸多插圖——都是由我一個人作的。 　　我對整個過程進行反思，感到發生這種事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一到分組進行團隊作業的時候，一般都是那真正關心自己學業的學生幹得多，他們對功課最上心，自然會努力地去做，大部份工作就都落到他們頭上，而那些吊爾郎當的學生只需坐享其成。於是，我有感而發地給我們高中的校報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合作學習”的種種弊端。 　　沒想到，登出之後，維斯基夫人特別認真地在班上用了半節課的時間來回答我在文章中的種種責難和質疑。她說，在合作團隊作業中，分數和成果還是其次，最主要是培養學生們與他人合作的習慣與互相配合協調的本領——這種本領到了社會上是十分需要的。她說得真的都很有道理，弄得我反而十分不好意思。 　　認識維斯基夫人久了以後，我總是在腦海中把她和簡·奧斯汀小說《傲慢與偏見》中那個靈敏狡黠的女主人公伊麗莎白·本奈特（Elizabeth Bennet）聯繫在一起。我常常想，伊麗莎白到了中年以後，一定就是維斯基太太的模樣和性格。 　　在她教的課程結束之後，維斯基夫人仍然與我保持聯繫。我申請的幾項重要獎學金以及申請耶魯大學的推薦信，都是她為我寫的。上１２年級時，我和她，以及當時的英語老師，她的好朋友陸卡思小姐常常共進午餐，關係反而比１０年級那時更加親密。現在，上大學已經三年了，我還是喜歡到原來的高中去拜訪她，與她談話。 丙：德仙納夫人 　　“英國文學”成了“英國歷史”——文學的價值在哪兒？ 　　１０年級也飛快地過去了。在１０年級和１１年級交替的那個暑假，我對下一年的英語課——“英國文學”——十分嚮往。因為我早就聽說過，１１年級教英語課榮譽班的兩個老師中，辛伯先生是最受學生喜愛的老師。他也是個越戰復員軍人，對哲學很感興趣，因此喜歡選一些哲理性強的現代作品給同學們讀，而且說話幽默。我真心地希望自己被分到他那個班。 　　可是，事與願違，一開學拿到課表，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另一位英語老師——德仙納夫人的班上，頓時有些失望。德仙納夫人我早就認識，是一個老太太，總是笑容可掬，看起來像個慈祥的祖母。誰知道她教書怎麼樣呢？ 　　德仙納夫人的教學方式與我以前的老師都不相同。她注重的是一部作品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學流派的變遷，因此，在讀書時，她格外注重交代一部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品的歷史地位，而較少談到作品本身的藝術力量。這又是我所不習慣的！開學前那個暑假，英語課的預習作業，是讀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和奧維爾的《一九八四》，這是兩部多麼震撼人心的作品啊！我在閱讀時，簡直覺得我的胸膛中噴出了那麼多對這些作品的感慨和評論，滿得幾乎要溢出來了，我渴望着能與班上同學們分享交流，在課堂上對這些作品的描寫、風格、人物性格、情節的發展，以及它們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進行激烈的辯論。我甚至想好了幾個命題，想出了幾句“驚世駭俗”，能讓同學們氣得對我嚷嚷起來的評語。 　　但是，德仙納夫人從不在課堂上鼓勵這些。她的教綱是以時間順序排列的，因此，她把這兩本書擱下來，先讓我們讀英國文學的源頭——１２世紀用古英語創作的史詩《貝爾沃夫》（Beowulf），這是一個英雄與野獸搏鬥的故事；然後，再讀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然後是馬婁（Marlowe）的《浮士德》，接下來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再後來才輪到《簡·愛》，然後是浪漫主義詩歌……等等。在讀這些作品之前，她讓同學們把教科書中每一部份開頭那段講英國文學史的段落在課堂上大聲朗讀出來，還要回家就這一段記下筆記，考試的時候也要考到這些知識，像誰誰誰出了第一部浪漫主義的詩集呀，象莎士比亞寫《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几几年呀，象自然主義提倡的是什麼樣的風格呀，等等等等。許多同學叫苦不迭，抱怨說這簡直就是歷史課了。 　　我不很同意德仙納夫人的許多做法——我當時一些模糊的觀點是到了耶魯大學之後，與同我一樣喜歡文學的人進行討論時才變得清晰起來的。耶魯也有一些教授提倡用歷史眼光看文學，從文學中洞察作家所在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風貌。而我則覺得，這樣做恰恰忽略了文學作品對讀者來說最重要的特徵——它的不朽的美，它打動我——和一代又一代人——的美。我在耶魯上文學課時，曾對着提倡“歷史性的閱讀方式”的教授直愣愣地問道，如果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只在於被閱讀者通過它來了解歷史，那在法國大革命中一位農家女的日記和雨果的作品究竟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後者廣為流傳而前者沒有？後者的價值究竟在哪裡？我們為什麼要讀它？我覺得這些問題，才是文學研究的重點所在。但當時１１年級的我，只是感到一些盲目的遺憾。 　　不過，我並不反對對英國文學史了解得更深一點，這些知識還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她的講課和對同學的提問中，我也發覺，德仙納夫人是個相當聰明的女士——她喜歡哲學，曾因為我知道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創始者是傑爾米·邊沁（Jeremy Bentham）而在課堂上着實把我表揚了一通。她也相當勤奮好學，每個暑假都要去英國劍橋大學或者牛津大學上一兩門英國文學課。 　　但是，作為一個老師，她卻一點也沒有把她平時所想的問題帶到課堂上來。是不是覺得我們還太年輕，擔心“對牛彈琴”？或許，我對英語課的這些要求僅僅是我個人特別愛好，別的同學不作如是想？但是，事實是，前兩位老師所接觸到的那些深入的層面，都曾引得全班同學都如醉如痴呀？ 　　現在想來真是難以置信：在讀《哈姆雷特》的時候，三個多星期的時間，竟然一點也沒有討論莎士比亞塑造的這個性格複雜的人物，也沒有討論劇中所涉及的種種命題：關於死亡，關於復仇，關於命運，關於戲劇藝術中的種種範疇。我們只是分配角色，在班上把劇本從頭到尾地演了一遍——那意思是，把劇情弄懂就行了。同學們都不是專業演員，演技自然十分拙劣，只是拿着劇本把台詞照讀出來，而且，由於我們班女生多於男生，經常有女生反串男性角色的情況發生，有時候甚至連哈姆雷特本人都成了女的。雖然演起戲來班上也頗為活躍，十分好笑，但總的來說讓人非常惋惜。 　　在讀浪漫主義詩歌時也是一樣，德仙納夫人的着眼點，在於讓學生把每句話都“弄明白是什麼意思”。有一次作業，是要求我們把一首濟慈的詩“翻譯”成散文。這和我後來在耶魯遇到的，把濟慈《夜鶯頌》中的一句話的用詞和韻腳推敲了五十分鐘的講師，真是有天壤之別！而我是到了耶魯之後才又重新喜歡上浪漫主義詩歌的。 丁：陸卡思小姐 　　新教師上任邀請同學共進午餐——闖入老師的世界——教學擱淺——終於春風得意 　　陸卡思小姐是維斯基夫人的好朋友，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第一次見到她時，只覺得她其貌不揚，矮矮的個子，稍微突出的嘴巴——恕我不敬，有時神情活像一隻老鼠。當時，我們學校教１２年級榮譽班英語課的一個德高望重的老教師艾布斯坦夫人剛剛退休。艾布斯坦夫人由哈佛大學畢業，又已有三十多年教學經驗，深得學生的喜愛。可是事情就是這麼不巧，正好到我們升入１２年級時，她退休了，我和同學們都非常惋惜。學校派了兩個老師來“接管”四個１２年級的英語課榮譽班，其中一個是１０年級教過我的維斯基夫人，另一個就是陸卡思小姐。 　　陸卡思小姐是我所有英語老師中最年輕的一個，只有三十多歲，她結過婚又離了婚，沒有孩子，現在和未婚夫比爾同居。她十分直率，也很開放，以上這些關於她的私人情況，都是剛剛開學頭兩個星期她就告訴我們的，這樣的作派完全不像嚴肅的希歐拉先生——他在課堂上是絕不會提他的私事的。我對陸卡思小姐的第一印象是：她很隨和，沒有老師的架子，反而有點像個我們的同齡人。她說話的語氣總是半帶嘲諷的，上課的時候喜歡說笑話，好像在盡力取得學生們的信任和認可。 　　在開學一個多月後，她就邀清同學們每個星期二與她和維斯基夫人共進午餐——“讓我好更親密地認識你們”。 　　別的同學們對她的邀請好像興趣不大，頭一個星期只零零落落地去了三四個人，第二個星期則只剩下我和我硬拉去的朋友麗貝卡，到了第三個星期的星期二，就只有我一個人與維斯基夫人和陸卡思小姐共進午餐了。 　　我和陸卡思小姐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每星期二，我從來不誤這個“午餐約會”。在空蕩蕩的教室里，只有我和兩位老師，天南海北地聊着天，談着自己喜愛的書、最近看的電影、和近幾天發生的事。在英語課上讀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的那幾個星期，我們在午飯時會因為海明威的風格到底是幫助了他還是阻礙了他而爭得面紅耳赤，連飯都差點忘了吃。陸卡思小姐，我到現在還記得，是不喜歡海明威的。那本書，她對我私底下承認說，是打着哈欠，分成好幾次才讀完的，而且還得硬着頭皮讀那些文學評論，好在班上講課。我被她的直率所感動，也從心裡暗暗地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也並不喜歡海明威，而且對此還一直有內疚感呢。 　　有時候，兩個老師之間也會爭論起來，我在一旁聽着，也覺得十分有意思。有一次，我們在課上讀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時，維斯基夫人和陸卡思小姐在午飯時認真地爭論作品中的主人公達西先生究竟可不可愛。 　　“一點也不怪伊麗莎白不信任他——他的性格真是拒人以千里之外。”陸卡思小姐十分憤憤不平。 　　“但是他多麼英俊啊！”維斯基夫人捧着臉，閉着眼睛，陶醉地說，“而且，他們都還是孩子呢。” 　　更有些時候，兩個老師頭天晚上沒有備完課，於是利用午飯時間，在我面前象小學生趕作業似地畫畫寫寫，有時還提個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有一次，剛剛考完一次比較重要的考試，兩個老師在判卷子，維斯基夫人因為一道題許多學生都答錯而大發嬌嗔，最後索性把我當試驗品，用以測試題目的難度。 　　兩個老師也有心情低落的場合。有一次星期二，我步入教室，發現兩個老師都皺着眉頭。“格萊格的父親剛剛來過，”維斯基夫人告訴我說。格萊格是我班上一個虎背熊腰、成績雖然不錯，但對文學一竅不通的橄欖球隊員。“他在這裡大發雷霆，認為我不該給他兒子的作文一個Ｃ。末了，他還說，‘論文上寫的都是個人觀點嘛，有什麼對錯可言？你怎麼能給一個人的觀點打分呢？尤其是在英語這種哄小孩子的科目。’” 　　“這種人簡直不可理喻！”陸卡思小姐激動地說。維斯基夫人揉了揉眼睛，顯得十分疲倦，“當老師真不容易啊！” 　　兩位老師雖是性情相投的朋友，性格卻十分不同。維斯基夫人年長，有社會經驗，又從較好的大學畢業（本科讀的密西根大學，碩士讀的哥倫比亞大學），她的模樣秀麗一點，性格含蓄一些，待人處事沉靜瀟灑一點，同時又非常女性化，更討人喜歡。而陸卡思小姐年輕，性格上帶着稜角，講起話來很直率，容易激動，喜歡打抱不平，做事容易衝動，有話絕不會藏在心裡，而是會直愣愣硬梆梆地說出來。 　　我報考大學的時候，陸卡思小姐幫了我不少忙。我所有給學校寄去的論文都是由她過目修改的。她嚴格把關，給我找出一大堆文法錯誤。但是她對那些論文顯然都非常欣賞，把修改過的文章都要去了一份作為紀念保存，說將來作為範文給明年班上的同學看。還向我索要我平時的詩作，開玩笑地說：到時候你成名了，我也有得可炫耀了。學年中間，報考大學告一段落，我和陸卡思小姐開始互通電子郵件，因為天天見得着，所以信件來往並不頻密，幾個星期之間，偶爾心血來潮，才會打一封通過網絡發給對方。 　　就在我和陸卡思小姐的私人關私越來越密切的時候，她和我們全班同學的關係卻一步步地惡化。 　　我覺得，這是她在一開始就下錯了棋。她當時太隨和了，盡力想跟大家搞好關係，而１２年級，半大不小的青春期青少年一向是容易蹬着鼻子上臉的，覺得她好欺負，對她沒有尊重，在班上一次比一次放肆。有時甚至到了陸卡思小姐宣布今天的課程是什麼，而全班居然亂鬨鬨地反對的地步。有時，“自由化”到了這種程度：爭執今天的課到底上什麼內容，就要花去十多分鐘的時間——而且常常是老師向同學們妥協，把原定計劃改變。學生們則更加得寸進尺，如果陸卡思小姐某一次沒有遷就他們的要求，就對她大發怨言。到最後，陸卡思小姐大概成了全年級最不受歡迎的老師，幾乎是同學一提起她來就嗤之以鼻；除了我以外，也沒有人提得起興趣上她的課，課堂討論也一塌糊塗，同學們動不動就把矛頭直指向她，這是我在高中上課從來沒有過的事。 　　我作為跟她有私交的學生，在課堂上看着她把事情越弄越糟也只有乾瞪眼。有時，陸卡思小姐甚至會向我求援，在給全班講課時會突然不得體地向我拋來一句：“你說呢，是不是？”好像要從我這裡得到認可，弄得我時常也尷尬無比，不知該說什麼好。不過，我也會儘量給她解圍，在她提問題時舉手回答，或是在同學反對她時與之爭論。現在想起來，這樣其實也不是明智之舉。同學們的印象是：陸卡思小姐與我關係特別“不同尋常”，有人甚至風言風語，說我故意討好老師，或是老師故意向着我之類的話，我聽了也只好不把它放在心上。 　　同學對陸卡思小姐的反感，剛開始她還一無所知，但後來，在班上氣氛越來越不愉快時，她也漸漸地感到了不對勁，在午餐時屢屢問我對她上課的感覺，而我大概也一直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終於，二月份的一天，陸卡思小姐一進教室就宣布今天的課暫停，她要跟我們大家好好地“談一談”。她對同學們說：她覺得班上同學許多都對她，或是對這門課有意見，有時上課十分地不合作。她不知道同學們究竟為什麼不快，也想不出自己作錯了什麼，於是想利用這堂課跟大家好好地交交心。說到激動時，她眼裡含着淚花，聲音也哽噎了。 　　可是，這堂課並沒有達到陸卡思小姐預期的效果。她非常希望同學們能在她誠懇的談話後，對她的態度好轉，可是，當天在課堂上對她“交心”的同學，大部份都是直言不諱地談他們對這門課、及對她本人的意見，有些話講得十分不客氣，連我聽着都替她難過。許多人說覺得上課“無聊”；有幾個人批評課上選讀的作品“沒有意思”；還有人（如格萊格）乾脆就對於她到底有沒有資格對同學們寫的論文判分提出質疑，因為“反正都是各人自己的觀點嘛”。陸卡思小姐聽着聽着也就生氣了，跟同學爭辯起來。最後，下課鈴響，大家仍是不歡而散。 　　那一年剩下的時間算是較為平穩地過去了，沒有出什麼大風波。大家仍對陸卡思小姐怨言有加，說如果期末考試或者英語預科考試（ＡＰ）考得不好，“全都賴她”。但由於我們畢竟已是即將畢業的學生了，大部份人染上了“畢業懶散症”，把心思花在打聽大學錄取、開派對、以及學年終了的畢業舞會上，陸卡思小姐的課，在他們看來，大概只是１２年級一個小小的不愉快的花絮。偶爾會有人調侃我幾句：“你當然是她的高材生了……” 　　我和陸卡思小姐的友誼則一直保持下來，與她和維斯基夫人共進午餐，是我對１２年級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在６月份，快要放假時，陸卡思小姐還特地送了我一個別致的畢業禮物——一本名為《續集之書》的幽默畫冊，裡面有《傲慢與偏見》、《小王子》、《呼嘯山莊》、《等待戈多》等許多名著的幽默續寫和好笑的插圖，書中充滿了美國人一貫的玩世不恭和詼諧風趣。比如《小王子》的續集名稱是《又胖又丑的老王子》，惹得熱愛小王子的維斯基夫人大聲抗議。 　　我上耶魯之後，還與陸卡思小姐不時地互通電子郵件、互報情況。在送走我們畢業班後，陸卡思小姐大概真是大鬆一口氣。她信中不時提到：“今年的英語班學生比你們去年那幫人要容易對付得多，學生們都很有禮貌。”有時她也向我坦白：“去年一年的遭遇，簡直讓我對教書這一行業產生了懷疑，不過今年的班級又讓我重新發現信心。” 　　最近，陸卡思小姐的好事一樁接着一樁——她與他多年同居的男友比爾在年初結婚了，她的名字也從陸卡思小姐改為馬丁納克夫人（但我對她的稱呼，已從帶着尊敬的“陸卡思小姐”改成了帶着親昵的“凱西”）。她年底就生了一個胖呼呼的男孩，起名為約瑟夫。初為人母，她幸福陶醉得不得了，還把嬰兒的照片從電子郵件中寄過來讓我看。最近，她的丈夫也被我們的高中聘為老師，教戲劇課。我讀到這些，真是打心眼裡為她高興。 　　相關文章： 　　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聽了一堂真語文課 　　發現一個新的女兒（附：女兒讀高中時半篇習作） 　　詩歌，在一個殺氣騰騰的年代裡（附女兒短文） 　　一瓶牛奶的哲學：憶女兒一件往事　　 　　世無英雄——目擊耶魯給小布什頒發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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