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禍國聯姻

近些年,出現了一些有明顯“富人傾向”的重大決策嚴重失誤。比如：臭名昭著的“以教育產業拉動需求”，遭遇“非典”迎頭悶棍的醫療市場化改革，引起越來越多社會衝突的國企“靚女先賣”和賤賣，為刺激（房地產等）“泡沫”而一再濫發貨幣的金融政策，等等。

某些無賴兼無聊文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將之歸因於缺乏決策“民主化”，其實無聊文人們若是少些無賴，就都應該透心明白：這些倒霉的決策失誤，恰恰不是來自官員主觀臆斷，而幾乎都是由這樣那樣的“處廟堂之高”的學術權威所兜售。

不過，倒是有一點可以與“民主化不足”搭上界：這些“學術權威”們，不僅正因其身居要位而被腐蝕，正在或已經墮落為壟斷改革“思想產品”的學閥——此亦為其兜售可以得逞之原因，而更要重者，是權威們與大大小小、或私或公的企業主——或曰“財閥”們——沆瀣一氣，掌控着改革政策的輿論和觀念導向，逐步把改革變成了富豪階層一家之私，所以，他們已經不具備“民主代言人”的資格，其對決策產生的作用，當然也就絕非“民主”而是“財主”了。

此即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中國社會之一大政治典故——“財閥—學閥”聯姻，它肯定是將來歷史上要大書特書的絕妙一筆。凱迪網絡最近給出的一個名單（見《附錄》），可以說是“學閥—財閥”聯姻的一個標本，這對於人們對“學閥們”的為何會道貌岸然卻又無聊無恥的釋疑解惑，一定是頗有助益的。

“學閥—財閥”之聯姻，使“智囊”們不僅直接影響“廟堂”之算，亦可深得“江湖”（此“江湖”非范仲公之意指人民的“江湖”也）之金，真可謂左右逢源，進退有據。“墊底”了大把錢財（據說有的學閥已是億萬富翁——待考）的“智囊”，個個財大氣粗，便大可以不顧國家安危，即便天下大亂，他們亦可以繼續去當“中國的勒克菲勒基金會”董事、“中國的蘭德公司”顧問，等等。一不留神，其中的某公或許還可以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為西方國家減少一個“中國威脅”而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如果說，某些學術權威在改革初期還起積極作用，那麼，在他們與財閥聯姻正式變為學閥後，便喪失了這種功能。在S省，其社科院的全國知名權威L某，對改革初期的國企改革曾出過一些好主意。而在自上世紀90年代起，當此公學閥地位底定，在財閥那裡兼職甚多後，就極力推動起國企的“賤賣”、“零出售”來。帶着一幫子徒子徒孫，四處鼓吹縣屬企業“一賣了之”，其論點甚至廣被解釋為“寧可錯流失一億，不可不流動一元”，結果，倒是基本摧毀了S省的縣屬國有經濟，但也同時摧毀了這個省的縣屬工業生產力：從1996年到2002年，S省縣屬二產比重從80%下降到60%，成為S省工業化衰退的一大暗點。如果美國政府要設立一個按1%提成的“（滅）亡國（有經濟）獎”的話，那麼，建議首發L某及其徒子徒孫折合美元約4000萬獎金，以獎勵他們幫助摧毀了S省年約360億元增加值的國有經濟。

足見這種“聯姻”已經禍及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的基本安全，它把權力、輿論、政策、財富結合為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平均財富還很低的國家，日益製造着一種巨大危險——為了滿足少數財產掠奪狂，去摧毀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製造出新的龐大無產者隊伍。其登峰造極者，便是去年以來在一些學閥支持下提出的、對腐敗產生了強大激勵機制的所謂“赦免原罪”。在惡貫滿盈的程維高長期掌權的河北，已經手癢難耐地開始了實施。——或許是程氏集團製造的原罪太多太惡，已經到了不赦不行的地步了？？！！

二、聯姻形成

“學閥—財閥”聯姻，外國早已有之，接軌而已，但像目前中國這樣聯繫之密切、危害之大，實有點勝於藍了。細而究之，這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這個特定時代的產物。

1、財閥收購

從統制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須使資源從國家壟斷轉換為私營經濟控制，這本來就是一個利益有得有失、有喜有愁的再分配過程，所以，為了使既得利益者不受損失，除了動用合法合情合理的政策資源外，“新得利益者”就還必須靠不合法不合情但可能是合理的“關係”、“權力”、“情感”等“政治資源”的輔助。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人們不要忘記了：這樣一場改革恰恰發生在“文革”之後，而“文革”之一大建樹，就是在理論上、輿論上、乃至觀念上，將公有制絕對化、神聖化，將勞動者（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永久至尊化，這就使得鼓勵資本家成長一開始就屬於一種會四面樹敵的離經叛道。只要回憶一下張春橋那篇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就不難理解之。所以，靠理論、輿論、觀念等等所謂意識形態的東西，去敗故成新，以微杜漸，以改革的意識形態打倒“文革”的意識形態，就成了絕對必要的了。於是，意識形態本身，也就成了新生資本家們的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進而，這種資源的載體——學者，自然也就是極其重要的“人力資本”了。在唯價是準的財閥們眼裡，越是權威的學者，含金量就越高。因循這一歷史邏輯，從90年代中期起（根據筆者的觀察了解大體上是那個時期），中國轟轟烈烈地、但又是鬼鬼祟祟地開闢了一個收購學術權威的市場。言其“轟轟烈烈”，是因為為權威們都找到了賣身處，及至各種為演藝明星的包裝、策劃之類的“行頭”，也都用到了權威們身上；言其“鬼鬼祟祟”，是因為這中間的成交價（也叫“出場費”）到底是多少，是除了自己外，斷無人真知其底里的。

2、權威賣身

在上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後期那段眾所周知的歷史過程中，一個從事社會科學（注意不是自然科學！）的學者，要想以完全維護高尚人格為前提存活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目前這批學術權威，絕大多數是久歷“運動”戰陣的“適者”，是保身有術、表演得法的“運動”倖存者。這種人往往要信仰失缺，言不由衷，投機取巧。從精神學上講，其中許多都屬於那種“人格分裂”的人，有一種欲望長期被壓抑的感受。而改革開放給了他們釋放的大好機會，使他們的欲望似火山爆發一樣地膨脹了——於是造就了中國學術界“惡補名利損失的一代”。其人之占有欲特別強烈：想永遠地占有權威地位，占有學術高峰，許多人七老八十還棧戀官位不舍，實在不行，就從實職（這“長”那“長”）轉到虛職（人大政協），形成了與下崗職工的“4050現象”對照鮮明的“7080不言下崗”現象；更想極大地占有財貨，以防止權力喪失（最後總是要喪失的）後的顯赫失落，甚至對前衛的“找回青春”都有一種“最後的饑渴”（比如一些人年逾古稀了還“養蜜”）。這種“學閥情懷”，正中財閥們之下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權威收購市場”的賣方。

3、“文革”培養

稍年輕者不熟悉的是，“賣方”中還有一批“政客型”學者，來自“文革”培養。人們不會忘記，“文革”本身是一個長達10年的“總運動”，在不同時期它又分為了若幹個“分運動”階段：開始是“立四新、破四舊”的“老紅衛兵運動”；之後又開始了“打倒一切”、並順便掃蕩了老紅衛兵（“保皇派”）的“全面奪權運動”；但這一“掃蕩”又為“二月逆流”所顛覆反動，之後便又要去粉碎“逆流”；再後來，又是沒完沒了的王關戚、楊余傅、批陳批林又批孔……。這種走馬燈似的反反覆覆，逼良為娼地迫使一些人沒完沒了地去“站隊”，其中最扭曲者，就是一些在“拿起筆做刀槍”號召下“成長”起來的文革“筆桿子”，“善於站隊”把他們培養成了一批投機取巧、八面玲瓏、翻雲覆雨、長袖善舞、巧舌如簧、肆應周到的無賴無聊無恥文人，當時就被普遍稱之為“政治娼妓”。而在“文革”結束時，這些人中一些人又以其機巧善謀，搖身一變為“改革派”的“筆桿子”了。這種文革機器製造出來的“筆桿子”，除了人格扭曲外，還養成了一種難以自己的“投靠意識”，沒有投靠他們就沒有靈魂家園，沒有投靠他們就無法生存，所以，到了一個商業社會之中，他們就再次不能自己地投靠了財閥。上面提到的S省的那位“權威”，就是當年造反派中“極左派”（當時造反派亦有“左右”之分）小報《XX風雷》的“大筆桿子”，故而其人今天連語言都不乏“高舉市場經濟改革的旗幟”之“文革旋律”，做點騙騙小青年的煽情可以，而令“文革”經歷者實在做嘔掩鼻，此公之貪財好色，在S省中也是出了名的。

4、不良傳統

中國人文科學長期有“權威崇拜”的不良傳統，形成了一種“捧權威文化”：為官者捧權威，是要顯示自己“禮賢下士”；為民者捧權威，或是出於無知的思想依賴，或是怕被看成愚昧；為學生者捧權威，是要“生以師貴”。似乎不弄些權威出來，自己將來便成不了“權子威孫”。不過，在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倒是缺了商人捧權威這一課。於是，好不容易到了連官員們都要“親商”的時代，為商者便也附庸風雅來追捧學術權威了。當然，除了是一種收購的需要——這當然是最主要的——外，展示一下自己的的“儒商風采”，避免“原罪”類屬之嫌，也是一大時尚。

三、粉碎聯姻

眾所周知，魏瑪共和國孱弱的民主之所以會演變為希特勒民選上台的基礎，就是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須注意者：“中產階級”，其實首先是一個“多數”概念，而目前中國學閥們特指的“中產階級”則非此也，其實是指新生資本家階級——這部分人顯然只占少數。於今而言，社會分化，階級衝突，意願對立，使得決策民主化極其困難，所以，實現輿論影響的“中產化”而非“資產化”（！），已是當今政治改革首要、迫切的除弊之舉。這是扭轉決策“富人傾向”之必須，而決策“富人傾向”實在是太危險太危險了。

第一，對學閥進行“市場化改革”。即是把已經在財閥那裡兼職的學術權威的公職全部解除，使其成為“市場主體”。這倒不是什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按照學閥們的設計，教育尚可以市場化，“權威”就更沒有什麼市場不了的了吧？——而是一種合情合理的政策設計：首先是，這樣做其實自然會滅了學閥，也就是滅了“權威市場”，因為財閥們購買的實際上是一種可以依依附着權力的資源，一旦權威們被解除了權力依附關係，就是無權有威的紙老虎，財閥們也就不會再花錢去購買。另一方面，這批學閥已經養肥，不必愁其生計。

第二，政府要培養“國家學者”。聽到一種說法：目前中國知名經濟學家中，只有胡XX還未被金錢腐蝕，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準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家”中的“學閥—財閥”聯姻者比重過大，所以也就難怪會那麼多的“富人傾向”決策了。據此，建議國家專門培養一批真正能代表公共利益的“國家學者”，要求他們公正、平均、經常地接觸社會各個階層，真正了解社情、民情而非“富情”、“官情”，以使決策能有真正代表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這類“國家學者”決不能與財閥聯姻，真正是依附與國家或者說為公共利益代言者。這批人還應是不貪財好貨的學者。——中國官場知識分子歷史上曾有過“文官愛錢不怕死”的污點，今天可以說是一種“再墮落”，該在重新做人了。

第三，建立各類決策諮詢機構“學者籃”。人大、政協都要大量減少來自財閥集團的學者比例，增加國家乃至“平民學者”比例，形成一個多層結構的“學者籃”，保證其在決策議事機構中代表性。財閥依附者絕不能超過機構學者中的1/5。

第四，建立對學者的監督體系。被請去為中央領導出主意、寫文件、上大課的學者，今後斷不能是“學閥—財閥集團”中的人。要建立起社會監督體系，隨時揭露“學術權威腐敗”。目前懲罰學術腐敗，倒是抓了“物質”領域的幾個工程院士，現在，該治一治“精神”領域的社會科學中的“學閥—財閥聯姻”腐敗了。

2004年2月22日

經濟學家任職企業曾或現任職務職務年薪(萬元)備註

　　鍾朋榮:

三九集團顧問為大慶、三九集團等70多家，茅台酒廠顧問大企業制定發展戰略和體改方案
中房銀川獨立董事兼20多家大型企業經濟顧問

　　浙江電信獨立董事
　　裕興電腦獨立董事
　　誠成文化(600681)獨立董事
　　長運股份(600369)獨立董事4 
　　華立控股(000607)獨立董事6 
　　國泰基金獨立董事
　　
董輔芿：
ST猴王獨立董事5 
　　成都正光科技獨立董事
　　國光瓷業(600286)獨立董事1.88 
　　長江證券獨立董事
　　泰康人壽獨立董事
　　現代資產投資顧問名譽顧問

　　吳敬璉:
神州數碼獨立董事
　　中國聯通獨立董事
　　中石油獨立董事
　　中水漁業(000798)獨立董事5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TCL集團首席顧問
　　永安信專家顧問

　　蕭灼基:
大唐電信(600198)獨立董事
　　中集集團(000039)獨立董事
　　清華紫光獨立董事6 
　　嘉實基金獨立董事
　　華安基金獨立董事
　　現代資產投資顧問首席顧問
　　成都正光科技總顧問
　　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諮詢委員
　　天津泰達生物醫學非執行董事

　　魏傑:
華紡股份(600448)獨立董事8兼15家企業經濟顧問
　　新疆屯河(600737)獨立董事3 
　　三九醫藥(000999)獨立董事20 
　　澳柯瑪(600336)獨立董事3.6 
　　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諮詢委員
　　
張維迎:
國旅聯合(600358)獨立董事
　　家世界連鎖商業集團獨立董事

　　吳曉求:
鳳凰光學(600071)獨立董事1.5 
　　華立控股(000607)獨立董事6
　　用友軟件(600588)獨立董事6 
　　廣匯股份(600256)獨立董事8 

　　張曙光:
煙臺華聯發展集團獨立董事2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湘財證券獨立董事並是湘財證券的首席經濟顧問
　　
高尚全:
寶鋼股份(600019)獨立董事20不包括差旅費
　　寧波海運(600798)獨立董事8 

　　劉紀鵬:
萬向錢潮(000559)獨立董事

　　盛洪:
三聯商社(600898)獨立董事12以上基本津貼月6000元、會議津貼每次3000-10000元、風險津
貼月4000元

　　周道志:
南玻科控(00012)獨立董事5 

　　曹遠征:
華僑城(000069)獨立董事8 

　　王鈺:
三九醫藥獨立董事20

2004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