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勝：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書桌
邢其毅：從前線到後方，又從後方到前線
鄒承魯：投筆從戎，當起了汽車兵
吳大猷：一邊養豬，一邊做研究

來源： 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

作者：熊衛民

對於外國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表現，很多人都能信口道來：美國科學家研製出了
原子彈和計算機；英國科學家研製出了能夠探測飛機的雷達系統；蘇聯科學家在牢獄中
設計出了多種飛機；德國科學家一方面排除異己，一方面研製出了導彈……

但對於中國科學家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大多數人並不知情。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
時候，作為民族精英的中國科學家幹了些什麼？

林可勝：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書桌

（林可勝 1897—1969，生理學家，1942年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5年美國科學院院士。）

和姨父伍連德一樣，英籍南洋華人林可勝也是一位醫學奇才。27歲時，他就已經從英國
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28歲回到祖國，立即被聘為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兼系主任
。此後，在他和同事吳憲的領導下，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不但成了中國生理生化科
學最重要的研究基地，還在全世界都擁有了一定的聲譽，林可勝本人於1942年在中國被
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即是一明證。

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被日軍占領。但作為美國的產業，協和醫學院當時並沒有被日本
人接收，而且仍有從美國而來的經費，所以研究依然可以繼續。但林可勝坐不下去了。
南下把子女送到老家新加坡安置好了之後，他又隻身北上，到武漢組建中國紅十字總會
救護隊。不久後，他又在貴陽圖雲關創設救護總站，除建立藥品和醫療器械製造廠之外
，還培養了大量戰地醫護人員，並先後向全國各戰區派出了100多支救護隊。這些救護隊
改善了“活像一幅地獄圖”的傷兵收容所的醫療狀況，為祖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卓越的
貢獻。

邢其毅：從前線到後方，又從後方到前線

（邢其毅 1911-2002，有機化學家，1980年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7年，邢其毅年僅26歲。作為美國的博士、德國的博士後、諾貝爾獎得者的學生、中
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已經做出了重要發現的青年化學家，他不能不意氣風發
，不能不渴望自己在科研領域大展宏圖。但是，在他踏上祖國國土後僅僅幾個月，殘暴
的日軍就對中國開始了全面的侵略。淞滬會戰開始之後，不但科研工作不可能再進行，
身居上海的他更是直面死亡的威脅。

科研雖然已經無法進行，但不能讓科學的火種熄滅。在化學所所長莊長恭的要求下，邢
其毅開始主持化學所的“搬家”行動——將化學所圖書館中的重要圖書以及一些貴重儀
器偽裝成衣物裝進100多個大衣箱，然後經上海法租界、香港和越南海防，將它們輾轉運
送到當時的大後方昆明。

歷經艱險到達昆明之後，雖然什麼都得從頭開始，邢其毅還是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小型的
實驗室。考慮到交通斷絕後原產於國外的藥品將難以運送過來，邢其毅開始到邊境採集
金雞納樹皮，對這種治療瘧疾的天然藥品進行分析，並於不久後寫成了回國後的第一篇
論文——《河口金雞納樹皮的分析》。

當時我國西南幾省瘧疾相當流行，邢其毅在後方所做的這種研究工作是相當有意義的。
但他仍不滿足。受一個同學的影響——聽到日軍侵華消息之後，該同學從美國趕回中國
參軍，並戰死於抗日前線——他要到抗戰第一線去！而當時的新四軍也急需藥學人才。
於是，經以前在上海結識的地下黨朋友的介紹，他又歷經艱辛、拖妻挈子從大後方來到
了長江以北的新四軍駐地。隨即，他被安排到位於安徽天水的華中軍醫大學，在那兒一
邊教書一邊製藥，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鄒承魯：投筆從戎，當起了汽車兵

（鄒承魯1923- ，生物化學家，1980年中國科學院院士）

對於多次被日本兵趕得顛沛流離——從瀋陽到北平，從北平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和昆
明——在瀋陽上小學時親歷九·一八事變、在重慶念中學時又遭遇重慶大轟炸、在昆明
念大學時又不斷要躲避日本飛機的鄒承魯而言，日本侵略者着實的可惡之極。可除了痛
恨，當時小小年紀的他又能幹些什麼呢？

1944年時，情況有了變化。經過幾年的相持之後，日本侵略者又再次對國民政府的部隊
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軍丟了幾十個城市，損兵折將數十萬，一時大為恐慌。為了提
高作戰士兵的素質，國民政府號召“10萬知識青年從軍”。雖然對國民黨的統治一向不
滿，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還在西南聯大化學繫念四年級的鄒承魯依然慨然響應，投
筆從戎。

到部隊之後，他被拉到印度受訓——學開汽車。1945年上半年，他和戰友們一道開着汽
車沿滇緬公路回到了昆明。但略有遺憾的是，他未能親赴前線幹掉幾個日本鬼子，因為
，到昆明後不久，抗日戰爭就勝利了。隨即，他退伍離開了部隊。幸虧如此，否則，我
國就會少出現一位優秀的生物化學家。

吳大猷：一邊養豬，一邊做研究

（吳大猷 1907-2000，物理學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諸多熱血科學家積極奔赴抗戰前線的同時，也有一些科學家在後方極其簡陋的環境中
堅持自己的基礎研究，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台灣中
央研究院長的吳大猷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物資匱乏、物價飛漲並不時頭降炮彈的“後方”，若全憑工資，教授們不但無法從事
研究，連基本的生活也難以維持。必須做點兼職藉以維持生計！做什麼？不同人有不同
的選擇。梅貽琦校長的夫人曾試圖外出做女工，結果無人敢雇，只好自製糕點外出寄賣
；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則掛出了“聞一多制印”的招牌——多少還保留了一點雅氣；
而做理論物理研究的吳大猷實在無藝可賣，把從香港、上海帶來的值錢的東西通過擺地
攤全賣光後，只好兼了一個最為“俗氣”的行當——養豬。

可就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吳大猷仍然做出了令人側目的成績。不但培養出了楊振寧、
李政道、黃昆、朱光亞等著名物理學家，他本人還於1940年出版了《多原分子之結構及
其振動光譜》一書——這不但是中國科學家在該領域的第一本專著，還是中國人寫的第
一本物理學專著，具有很高的學術成就。

限於篇幅，本文對抗戰時我國科學家的介紹只能是掛一漏萬。但有一點是明顯的：在全
民抗戰的時代，我國科學家要麼直接奔赴前線，要麼竭神殆智支撐抗戰乃至整個國家。
雖然在那段時間他們基本沒有極其重大的科技突破，但確實解決了大量國計民生方面的
問題。不管是上前線，還是居於後方，他們都普遍為抗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謹以此文紀念盧溝橋事變發生6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