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的大名，我早在88年就知道。當時的北大民主沙龍很紅火。雖然我沒有參加過，但是也經常聽說。後來在胡耀邦逝世以後，北大的各種紀念活動里，慢慢也知道了王丹的領導地位。後來見到王丹，是在北大三角地學自聯的成立聚會上。當時天都黑了，三角地聚集了很多人。不知道是預先準備好的，還是現場即興發言，有的同學就會站到人群中央的凳子上發表演講。好像王丹也講了，但是他說了什麼我現在記不清了。還有熊焱，說話比較逗，說話風格按毛主席的話來說叫開中藥鋪。一二三四，然後甲乙丙丁。說話有點結巴，還有點公鴨嗓。不過也許是當時太激動，也喊多了。再後來就是一幫人稀里糊塗地宣布要取代北大學生會，動員能說得能寫的等等人都加入到新的組織中去。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政權還沒有到手，大家就急着卡位給自己封官。這些聲稱要在中國要搞民主的人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都和共產黨沒什麼區別。當時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大部分人都不覺得這些人能成什麼事。奇怪的是共產黨怎麼那麼緊張。即使當初把他們所說的話公開將給老百姓，也不見得能獲得多少支持。但是共產黨的鎮壓使得民運獲得了道義支持。後來民運轉向，把民主口號放在了懲治腐敗官倒後面才獲得了市民階層的共鳴。所以我始終覺得這只是民運在利用人民，並不是真正關心腐敗問題。提出的口號和阿扁拉選票本質上是一樣的。到了四月底，學生和市民本來都沒什麼興趣了，這時候李鵬跳出來“肆無忌談地”搓火，大家又鬧倆禮拜，又沒多大勁頭了。本來好多學生都回去上課了，這時候王丹等人跳出來組織了一個絕食團。但是後來好像民運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真正絕食。如果沒有這樣一件事情，六四開槍也許就不會有。所以我到現在也不能原諒這些絕食的組織者。尤其是後來事實證明這些人自己都拿着錢逃跑了。其實這和阿扁要胎毒公投有什麼區別？賭的都是別人的命。我還給同寢室的哥們送過好煙酸奶什麼的。當時的北京市民非常令人感動。學生指揮交通井井有條。我們出去募捐什麼的大家真的是非常慷慨。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去一次廣場。不斷有謠言說要清場。我還和同學到清河去攔過軍車，在廣場上和同學手拉手執勤。當時一點都沒感覺到曾經和死神那麼近，幾乎是面對面了。

再後來陸陸續續聽到了一些民運在海外的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反正更加驗證了我當年的一些感覺。今年春天，在哈佛附近的一家小的中餐館和朋友吃飯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個公鴨嗓在高談闊論聯邦制。那種語調和聲音似曾相識。回頭看去，那個小胖子不正是王丹嗎？這麼多年還對政治這麼有興趣，真得讓我佩服。王丹也可以算是我的老校友了，今天在萬里之外碰上不容易。我沒有一點都沒有想過去和他打招呼。道不同不相與某，那天的偶遇也只能是偶遇了。

六四轉眼已近過去快十五年了。我們現在也都是中年人了，比那時成熟穩重了很多。看到網上還經常很激進地評論六四，要麼說共產黨是屠夫，要麼說民運是壞蛋，經常會給我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這件事的是非曲直竟然在人們心裡這麼模糊了。六四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共產黨一定會為此付出更大代價的。但是也決不會是簡單的平反，讓共產黨下台，讓民運上台那麼簡單。因為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中國的民主富強，不能靠共產黨，更不能靠民運這些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啊，這個結究竟是不是死結？是不是一定要破壞性地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遠比六四的時候嚴重複雜得多。我看不到任何能夠解開的方法，只能在心裡為中國祈禱。但願我不是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