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決定實施“211 工程”，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使若干所高校和部分重點學科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一決定拉開了中國建設一流大學的序幕。1995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原國家計委、國家教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211 工程總體建設規劃》，決定在“九五”期間先安排61所大學進行立項建設。自此中國一流大學建設由規劃設計階段轉入實施階段。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再次決定重點建設北大、清華、南京大學、中國科大等9所高校，使其邁向世界知名大學行列。其後，為優先扶持一部分學校創辦世界一流大學，教育部及有關部門相繼決定為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增加撥款。其中北大、清華將在3年內各獲得18億元，復旦大學獲得12億元，上海交大、南京大學等其它幾所高校也將獲得6億元以上數額不等的撥款。[1]圍繞着中國一流大學的建設，幾年之內政策的不斷調整、變化表明，我們對什麼樣的大學是一流大學，什麼樣的大學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還處在摸索之中。因此，通過比較研究將有助於廓清這些問題。

一、什麼是一流大學

對於什麼是一流大學，目前尚沒有統一的界定，但這並不妨礙對一流大學的探討。我們認為，一流大學只能是一個在比較研究中產生的概念，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在世界或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在與其它大學的對比評估中產生的。因此，從不同層面來看，既可以有舉世公認的一流大學，即世界一流大學，也可以有一個國家或區域範圍內的一流大學。但是，當一個國家提出建設一流大學的奮鬥目標時，本身則是以其它國家的大學為參照，指向世界一流大學。而對一國之內的一流大學來說，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就必須研究、借鑑、學習目前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
1994年，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教師協會，根據世界各大學的學術業績、學生與系的素質以及在科研中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擬定出一份世界十佳高等學校的名單，具體排名如下：
1、斯但福大學；2，哈佛大學；3。麻省理工學院；。4、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5、普林斯頓大學6、劍橋大學；7、耶魯大學；8、牛津大學；9、東京大學：10、慕尼黑工業大學。[2]
近兩年，中國青年報社也與網大依據6項評價指標體系對中國高校進行了排名。2000年，前10名高校依次是：清華、北大、南京大學、復旦、中國科大、浙大、南開、上海交大、天津大學、哈工大。[3] 雖然這一排名尚有爭議，但它卻從一個側面大致說明了哪些大學是中國的一流大學。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大學堪稱世界一流大學呢？

二、世界一流大學的特徵

特徵是一事物區別於它事物的標誌。考察世界一些大學，它們之所以被稱為世界一流是與它們所擁有的獨特的品性分不開的。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培養出了舉世公認的英才
大學的產品是學生，學生質量的高低是大學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只有培養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學，才能稱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諾貝爾獎是世界科學的量高獎，也是一所大學成為世界一流的標誌。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世界一流大學中，劍橋66人、牛津36人獲獎，另有78位獲獎看與劍橋有關。其它的一流大學中，哈佛36人、麻省15人、伯克萊分校21人、普林斯頓29人、耶魯14人、斯但福12人、東京大學5人獲此殊榮。在政治領袖人物方面，美國的歷屆總統中，畢業於哈佛的為6人，在英國，自1721年至今的73位首相中，29位出自牛津， 13位畢業於劍橋。日本有18位首相出自東京大學。
世界一流大學還培養出了許多工業與其它領域的巨於、專家。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斯隆（Alfred P.sloan）、通用電氣公司的斯沃普（Gerard Swope）、杜邦公司的幾位杜邦兄弟（Du POnt）、道格拉斯飛機製造公司的創辦人道格拉斯均出自麻省理工學院。在日本全國1700家大企業中，東京大學畢業生擔任社長的占四分之一。證券交易額居前12名的公司中，有7個公司的董事長是東京大學畢業生。日立造船公司、富士膠片公司、豐田汽車公司、三菱重工業公司、日本電氣公司的總裁也都是東京大學的學生。
在我國的一流高校中，中科院院士282人，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工程院院士82人，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為清華校友。省部級以上的政府官員中有300餘人畢業於清華。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過的兩院院士共有378人，我國哲學界最有影響的4位學者也都出自北大。[4]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尚沒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兩院院士中，除5人被聘為美國工程院院土， 10餘人被聘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外，被科技發達國家聘為科學院院士的極少。科學貢獻是大學安身立命之本。沒有獲諾貝爾獎或取得可與之相媲美的科學成果的大學，是難以稱得上世界一流大學的。
2．創造了劃時代成果
世界一流大學也是世界科技一流成果的源地和搖籃。諾貝爾獎是授予那些在科學領域（和平獎除外）取得劃時代成果、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學者。世界一流大學獲獎的人次便是它們取得這類成果的標誌。另一方面，這些大學還取得了許多其它舉世矚目的成果。[5] 如加州大學在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領導下的曼哈頓計劃和勞倫斯對氫彈聚變技術的研究。這對科學與人類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的馮·諾依曼首先提出了存儲程序的設想，成為電子計算機理論的奠基人。哈佛大學的電子對抗研究、麻省理工學院的合成盤尼西林和越層雷達傳送電腦記憶代碼等方面的工作對科技發展都具有劃時代意義。
在這方面，我國與外國相匹配的成果當推1965年由中科院和北京大學合作研製成功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是人類第一次用人工手段合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質。
3．擁有一支學術水平高、科研能力強的教師隊伍
大學乃大師之學，無大師則無大學。擔任哈佛大學校長20年之久的科學家康南特說：“大學的榮譽不在於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於它的一代又一代的教師質量，一個學校要站得住，教師一定要出名。”在任期間，使“清華從頗有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留美預備學校，成為蒸蒸日上、躋於名牌之列的大學”[6] 的校長梅貽琦也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兩位校長儘管所處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但道出的辦學理念卻驚人一致，足見高水平的教師對大學發展的影響，也因為如此，世界一流大學不僅廣延名師，還創造條件，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以保證學術薪火代代相傳，學術聲謄長盛不衰，近年來，隨着“長江學者計劃”及其它政策方案的出台，我國高校也開始確立“大師”，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及一些人對既得利益的維護，要真正形成使傑出者都
能傑出的機制，使大學成為一個名師雲集之所仍然任重而道遠，這也是制約我國高校攀登世界一流的關鍵因素。
4．學科門類齊全，擁有一批串世公認的學科
世界一流大學除極少數學校外，都具有學科門類齊全的特點，即便側重於理工類的學校也是文理滲透，在社會科學方面也有舉世公認的學科。
（1）學科門類
斯但福大學現有7個學院和3個研究所：法律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胡佛研究所（戰爭、革命與和平）、糧食研究所、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工程學院、人文學院和科學學院、地球科學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哈佛大學有：醫學院、神學院、法學院、設計學院、牙科學院、文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約翰·菲·肯尼迪行政管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有：工學院、建築規劃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Sloan管理學院、理學院、健康科學院。東京大學有：法學部、醫學部、工學部、文學部、理學部、農學部、經濟學部、教育學部、藥學部、教養學部。劍橋大學屬於理科性質的系、部共32個，文科33個。
（2）舉世公認的學科
牛津大學：環境科學、計算機科學、生物學、醫學、化學、地球內部動力學、數學、經濟學；東京大學：物理學、金屬材料學、電子工程學、經濟學、行為學、教育學；哈佛大學：商業管理、政治學、化學、皙學；斯但福大學：心理學、電子工程、植物學，教育學；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語言學、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航空航天工程等；伯克萊加州大學：原子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人類學；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哲學、理論物理、天文學，化學；劍橋：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物學、經濟學等。
近年來，為追求規模效益，改變學科結構過於單一的局面，我國的一些理工院校也設置了若干文科專業。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即使在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清華，作為一所工科性的大學，對於剛剛起步的人文社會科學也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或者有些怪味，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思路也常常被納入理工科的軌道。[7] 理工科院校普遍形成的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獨立性的不認同，除根深蒂固的“重理輕艾”與“功用”思想之外，也源於對學科設置認識的膚淺，以為湊幾個文科教師，開幾門文科課程學校便有了文科和文科專業，但這樣的文科不可能發育，更逞論辦成公認的學科了。
5．學生素質高，有的學校研究生比率高
世界一流大學以其良好的學術聲譽而召喚看天下莘莘學子，因此，無論牛津、劍橋，還是哈佛都是這些國家入學競爭最激烈的學校，是精英匯集的學府。國內一流大學中，北大、清華新生質量居全國高校之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比較哈佛和北大時說：“就個人素質來說，北大不弱於哈佛，某些方面甚至更強。北大學生很用功、理解快、提問尖銳、掌握的資料很豐富。”[8]我國學生
基數大而形成的眾多的優秀生源是我們建設一流大學的條件，而擁有這樣的生源仍未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似乎已經說明，我國建設一流大學應該從哪裡突破。
世界一流大學無一例外地又都是研究型大學。不僅所有的教師都參加科研，注重科研成果，“不出版就死亡”；而且，研究生教育也占有相當高的比重，有些學校甚至超過本科生。
6．具有國際性
世界一流大學都擁有大量的外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和一定數目的國際研究中心，並經常開展跨國性或跨地區性的研究課題。使其成為人員國際往來和科研國際合作的場所，具有顯著的國際性。
斯但福大學共有學生13893名，其中有來自96個國家的3031名外國留學生，占本科生總數的8.6％，研究生27.7%，博士後45.6％。斯但福大學還在英、德、法、意大利、日本、智利設有學習中心。在哈佛大學，學生總數18850人，其中有來自100多個國家1000多名外國留學研究生。哈佛大學也在其他國家或協助其他國家辦學。麻省理工學院有來自102個國家的留學生2130名（其中研究生占82.4%），占在校生總數的21.7％ （學生總數9790）。東京大學在校生有21194人，外國留學生為1586人，分別來自世界60多個國家。劍橋大學在校生有13553人，外國留學生為1602人，占總數12．57％。牛津大學在校生為10175人，外國留學生有2287，其中本科生703名，研究生1584名，來自96個國家，占在校生總數的17．4％。
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許實驗室、MIT的林肯實驗室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斯但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和高能物理實驗室等，均是世界著名的學術交流中心和高層次人才培養中心。
我國的北京大學1998年有外國留學生1026人，分別來自66個國家，其中，博士生115人，碩士生180人，本科生356人，普進310人，高進49人，研究學者16人。
此外，世界一流大學有的還具有藏書豐富、經費充足的特點。對於前者，隨着現代通信技術的發展， Internet的廣泛使用，對建設一流大學的影響將越來越小。經費是辦好一所大學的條件，但並不是有了錢就肯定能辦好一所大學。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辦學條件尚不如今天一所好的普通中學。然而，就是在這種最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和世界學術以及後
來的國家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也印證了美國教育家博比所說：“教育的品質是教師品質的反映；沒有好的教師，不會有好的教育；由於教育專業的品質提高，教育才會有進步。所以說，如果教師素質精湛，即使教育體制不夠理想，教育經費不敷支出，課程編制失當，教材內容欠佳，教育設備不全等等的缺點，也能困教師的努力克服，而逐一獲得補救。”由此也可以說明：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立足於自己的國情，盲目以經費攀比．有可能使我們限制自己的創造性而貽誤或延緩建設一流大學的進程。
綜上所述，“國內大學和國際一流大學不僅有差距，而且是質的差距。”[9]那麼，如何實現質的突破，把我國的大學儘快建成世界一流呢？

三、關於建設一流大學的若干思考

我國現代大學發展至今己逾百年。百年的積累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但和世界一流大學相比，中國高等教育在辦學的體制、模式和實踐方面所形成的某些偏差也成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負累，這需要我們在建設一流大學的過程中認真地去梳理、反思、糾正。
1．歷史上教育改革的偏差
8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改革的重要對象就是50年代以蘇聯高等教育為模式建立起來的高等教育體制。這一模式的重要特點是：結構單一、文理分家、理工分家。如果說這一模式在建國之初為國家建設迅速培養了急需的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麼，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已經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了違背教育發展規律和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弊端。
首先，就文理而言，它們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共同的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社會科學以各種社會現象為對象，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為對象。前者偏重形象思維，後者偏重抽象思維，但二者都是人的思維的組成部分，教育中缺乏任何一方都會導致受教育者的片面發展，從而極大地限制了創造型人才的出現。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有助於養成精確和具體的品性，而社會科學，觀歷史更替、覽社會變遷則有助於形成大局觀與開闊的視野。我們今天再也不見圓明園、中山陵式的恢弘建築，而隨處可見“洋時髦加假古董，巨無霸加變形金剛的大雜燴”[10] 。這表明工科出身的建築師們缺乏一種協調建築與城市、建築與建築、建築與歷史文化間和諧一致的大局觀，而且人文社會科學修養的缺乏還使現代建築越來越沒了靈氣、內涵、文化意蘊。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理分家的負面影響。更令人擔憂的是，由於不了解歷史，缺乏地緣戰略知識，竟然有理工科大學生認為日本侵華推動了中國歷史文明的進展。[11]這所反映的問題己不是文理分家而導致的知識狹窄了，而是這種教育的危機了。
其次，就理工而言，理是工的基礎，沒有理的突破，工只能修修補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第9任院長康普頓所言：“沒有一流的理學院，就沒有一流的工學院。”因此，理工分家，不僅使工夫去了大發展的基礎，也使理失去了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動力，結果反而大大地限制了科學與教育的發展，走向了教育變革的反方向。
再次，更為嚴重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文理分家、理工分家己使我國高校形成了不同文化及其群體間的尖銳對立。普遍現象是自然科學的教師、學生輕視社會科學的教師、學生，而事實是今天的諸多問題，正是由於犯了批評或忽視馬寅初們的錯誤，馬寅初們和袁隆平們①，哪個更高？不同文化的對立，還使，“學術體制的內部組織，關於知識發展和開拓的規劃，都受制於關乎學科門類的偏見，及這些偏見所體現出來的權力和利益關係，偏狹的學科分類，一方面促使知識朝專業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這些學科訓練的人，日益以科學內部的嚴格訓練為藉口，樹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謀求鞏固學科的專業地位，……有使學術體製成為偏見的生產地，以服務自己的利益為尚，建立虛假的權威之虞。”[12]另一方面，“當專門院校為其獨特的成就感到自豪並且被公認是在某一方面特別突出時，建立在狹窄基礎之上的能力，加上它的興趣和觀念，使這種院校在承擔新的使命和接受新的觀點時往往是痛苦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13]這種因學科分類而形成的偏狹和對專門學院自愛導致的反應僵化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我國建設一流大學的消極因素。
2．建設一流大學的偏差
儘管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確定重點建設9所高校，但目前重心實際上是北大、清華兩所。如同一流大學建設的軌跡，從100所、61所到9所、2所所顯示的追求方案完善一樣，這一方案仍需進一步完善。其一，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已經表明，最優秀的大學是在激烈競爭中產生的。學校之間的差距因政府行為而不是在相互競爭中形成，不僅不利於高等教育整體水平的提高，也難以真正形成有個性的頂尖大學。政府對大學的扶持、呵護，如同入關之後在一定的階段保護民族工業一樣，只能是一時行為，而要發展則必須面對全球範圍內的競爭。也只有在競爭中才能顯示是否具有世界一流的品性。人為製造的一流是沒有生命力的。其二，實事求是地說，我國今天尚沒有一所大學真正地具有做視群雄的實力，而有些大學之間也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學術鴻溝。十餘年來，南京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的發展，地位變化便足以證明。這兩年北大、清華的突起，除自身實力外，也有社會
附加的因素。這些可以作為促進一流大學建設與發展的因素，但畢竟，它們不是一流大學的全部，也不是決定一流大學的主要因素。因此，科學地分析，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政府同時平等地投資數所，哪怕是兩所同一類型的大學，讓它們相互競爭，相互促動，或許比重點投資兩所不同類的大學更能夠形成建設一流大學的環境與動力機制，也更有利於摸索到建設一流大學的經驗與途徑。
另一方面，學科才是高等學校的基礎。學科既對學術組織產生影響，也對學術專業產生影響。考察世界一流大學，它們的一流固然是其整體水平的體現，但組成與影響其整體水平的不同學科的特色與學術水平。學術力量才是關鍵因素，才是支撐其一流的支柱。這也正是為什麼提到航空航天工程、生物科學我們就想到加州理工和伯克萊的原因。就此而論，中國建設一流大學，選擇不同學校的強勢學科予以重點扶持也許比重點資助幾所大學更能促進一流大學的形成。
3．對高等教育職能認識的偏差
自1810年柏林大學誕生以來，科研便成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職能。我國在建國後，由於模仿蘇聯的體制，在高校之外又建立了獨立的科研系統，從而人為地將科研職能從高等學校中分裂開來。1961年的《高教60條》雖然提出“高校應該積極開展科學研究，以促進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的提高”，但高等學校真正重視科研還是80年代之後。這種對高等教育職能認識的偏差導致我國高校出現了以下弊端：（1）教學低水平重複。教學與科研的分離，使教師遠離科學發展的前沿，不僅難以更新課程體系，教學內容也陳舊落後。“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發展的巨大成就很少進入基礎課程體系。”[14] （2）科研水平低。國際上通常以SCI、EI、ISR、ISTP四大檢索系統，尤其是SCI、EI所收入的論文來衡量一所高校的科研水平，其中，又以收集自然科學基礎研究成果的SCI要求最高。
1991-1998年，我國大陸被SCi收錄論文最多的前10所高校如表2．所示。
據統計， 1996年，我國1038所高校中有SCI論文的學校334所，而僅有1篇的為102所。 1997 年，我國高校被SCI收錄的論文總數為6759篇，而美國哈佛大學就有8342篇，前10名高校的論文 僅相當於哈佛的383％。1998年前10名高校的論文總數相當於哈佛大學8158篇的41．35％，日本東京大學5751篇的58．6％，依此排序，我國高校在世界排行榜上，尚沒有一所高校進入前200名。另
外，根據鄒承魯院士提供的數據，我國科研機構每篇SCI論文的平均投入高達m萬美元。【15】推算一下，高校也相差無幾。一面是經費緊缺，一面是科研成本高得驚人。 （3）專利成果少。專利及其轉化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一所高校科研水平的反映，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和高等院校都將專利作為衡量科技產出的一項重要指標。1994年，我國前30所重點院校申請專利總計683項，出售190項，收入809萬美元。同年，美國專利申請前20名高校的專利數為1930項，轉化1850項，收入18360萬美元。兩相比較，差距不言自明。一流的大學貴在一流的科研成果，而沒有一流的成果也就難以培養一流的人才。
4．教育實踐的偏差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教學仍然停留在重知識傳授這個層面上，表現為：課堂教學“滿堂灌”，重教學時數而不重教學質量；課程結束時，重考試成績，而忽視分數之外更為重要的科學興趣、科學精神與創新精神的培養；在新學科、新知識激增時，重增加課程、課時，而不注重講授知識之間的邏輯聯繫與思維方法，構建新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教育”的結果，不僅延續和強化了小學裡的
“聽話教育”、中學階段的“分數教育”，更為嚴重的是它通過對知識灌輸、標準答案、教師書本權威的強化，直接造成了學生的死記硬背、盲從多於質疑、求同多於求異、非理性多於理性、唯書唯上，保守多於創新，最終也就難以培養出富有批判精神和創新精神的一流人才來。
在課程設置上，過弱的普通教育，使學生缺乏文化涵養；過強的功利導向，使學生熱衷於選擇掙錢多的熱門專業；過窄的專業劃分，使學生知識面窄，基礎薄弱，發展缺乏後勁。因此，要培養一流的人才、創建一流的大學，必須改變目前的教學方式與課程設置。而根本之變則繫於徹底扭轉潛藏在這些現象背後的陳舊落後的教育觀念。
5．辦學理念的偏差
縱觀世界一流大學，無論是古老的牛津，還是順應時代潮流，以“實用教育”思想見長的斯坦福，無不把大學從具體的知識、發明、觀念中成長起來的，看似無形卻又代代相傳的精神文化傳統作為最有價值的財富珍視保存，並以此來薰陶、塑造、培養年輕的學子，這對於青年教師和學生的素質和能力培養往往比具體的知識更為重要，它實際上是一所大學作為名校的命脈所在。反觀我國，對於大學是什麼、大學的身份與地位，一直沒有明確的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大學被視為一個“陣地”，其後，無論是高等教育商品化、市場化，還是今天的“產業化”，隨處可見的都是高等教育的經濟價值功能，而唯獨不見大學是什麼。大學主體再次迷失。無怪乎市場化以來，學海成商海，不兼職的老師被認為是無能的老師，不賺錢的科研成了被冷落的科研，難掙錢的基礎學科專業變成了鮮有人間津的專業……這種日勝一日的對待教育與學術的功利性態度，不僅造成了我國高校重大基礎研究成果少，科研儲備和科研人員後備力量減弱。科研水平滑坡等現象，更為嚴重地是，它徹底地侵蝕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那種“以探求學問為天職”的品格與精神，而這恰恰是一流大學必備的內在屬性與本質特性。因此，我國的一流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首先必須從鑄造大學辦學理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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