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首先應該是社會的批判者（沒有批判哪來創新），其次是知識的創造者，至少也應該是知識的再生產者；他們更應該有獨立的品格，總體說來，滿足這樣條件的很少，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總人數很少。而傳統的中國文人，是權利的依附者，是被權力意識扭曲了靈魂的人，是一群戴着假面具的人，滿口的仁義道德，也無法掩蓋他們空虛的大腦，虛弱的靈魂的人；兩千多年的官僚君主專制，給我們的社會製造了大量這樣的垃圾。回頭再看“文革”，不正是一場傳統文人屠殺知識分子的慘劇嗎？幾百年的薰陶灌輸控制壓迫之下，不在其位的中國文人，要麼不肯介入而去做道士僧人，要麼就不肯旁觀而以能最終身在其位為追求目標，介入而肯保持旁觀的文人越來越少。如果說先秦列子中許多人還能算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的話，唐朝以後就基本上沒有了。文人的性格漸漸變得自卑懦弱。雖然生存還不是太大的問題，但由於孔孟是唯一領到了可永久自由傳播的Ａ類許可證的精子。黃老以及外來的佛學，則根據不同統治者的需要，有時可以有時不可以。中國文人大都沒有了放射異樣精子的膽量。因為就算放出來了，也不大可能會有機會讓人受孕成胎。

　　 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希臘智者派以下形成的權力制衡觀念的核心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中國傳統的制衡觀念則是以“道義”約束權力，這樣的制衡觀念決定了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從屬參與型政治心態。傳統中國的知識者——士人們在傳統制衡觀念的約束下，周旋於君、道之間，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德權相匹”價值觀念。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士人們在傳統政治文化的薰陶和養育下，逐漸形成了士人特有的，主體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從屬參與型”政治心態。 士人的從屬參與型政治心態有兩個基本特點。第一，在理想價值的選擇上，他們重道義，輕利、權。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第二，在行為價值選擇上，他們的基本傾向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講求變通。所謂“大德不逾賢，小德出入可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奉行一種講究進退取捨，審時度勢的“入世之道”。他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仕則進於廟堂之上，止則歸隱山林之中。或者“兼善天下”，名垂青史；不然便潔身自好，“獨善其身”。決定他們進退取捨的主要因素是君主的態度和具體政治環境。前者是說，士人崇拜王權，因而將能否參與政治的決定權奉獻給君主，“用之則行，合之則藏”“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個人的政治選擇完全是被動的。後者是說，要依據具體政治環境的治亂安危而進退。士人的理想價值與行為價值的內在衝突不可避免造就了政治人格的雙重性。一般說來，在道德文化領域，他們的主體精神表現較多些，“上善有立德”，自視頗清高；一旦轉入政治領域，他們的政治依附性或從屬性便會占上風，變的謹小慎微，循規蹈矩，沿着登記規範亦步亦趨，並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即使表現出某種政治主動性，也絕不會超出道義原則的許可範圍。他們是精神上的巨人，行為上的侏儒，道德上的君子，政治上的忠臣。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君主的股肱，卻不會成為朝廷的反叛，故而有意無害。 在這種心態模式的制約之下，士人們以掌握知識為手段，以干帝王業為目的，以忠君、治民、安天下為己任。他們若是步入仕途，便成為官僚隊伍中的骨幹。其中亦有少數出類拔萃之輩，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能，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促進君主“政治角色”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完成。

　　 中國文化缺乏一條起碼的道德底線，就是制止殘暴無人道的事情發生甚至形成制度、習慣的那種內在的文化力量。它的殘酷性不但沒有被中國的仁義道德所批判、摧毀，反而在仁義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為社會制度、習慣。更可怕的是，這些非人的制度習慣在歷史文化的發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機體，甚至已經構成中國人傳統品格的一個部分，這兩大突出的“不文明”就是太監與小腳。這種殘酷的文化制度殺死了內部的精英。這種把正常人變成太監的制度，很多文化人飽嘗它的迫害。扼殺天才是所有病態社會的病狀，也幾乎是天才人物必然的結局。屈原投江，杜甫落魄，蘇軾貶放，都是常被人提起的例子。中國文人有許多非正常死亡的。

　　 中國文人常常承載了太多壓力，包括生存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不免出現強者寥寥，弱者無數的局面。而且長久的無節，也會導致被同化的無理和習慣性的無力，有時甚至還會出現主動被動暗示下的遺忘性無知。生存的壓力，主要表現在文章賣價的廉宜，於是有些文人只好為錢而寫。為錢而寫並不是一定不能寫出好文章，但卻非常難。道德的壓力，則主要表現在輿論和社會譴責上，而且大多數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諸如民族主義，公正博愛，人類未來，等等等等。思想混亂和眼界狹窄下的無知 　　，學養不足和生活異常下的無力，品味怪異和性格缺失下的無理，環境惡劣和自卑懦弱下的無節，自私自大，自卑懦弱。

　　 中國古代以儒家為代表的主流精英文化中究竟有沒有超驗的趨向？

　　 一些學者指出，儒家要求人們通過自我修養和“內聖”功夫成為君子乃至聖人，通過“內聖”進而達到“外王”，從而使個體的生命在群體和族類的事業中獲得永恆的價值。這也應當視為一種對個體生命的超越。我認為，在儒家經典和歷代儒學大師們的言論著作中，固然有不少存養省察、窮理盡性、即凡入聖等等帶有一定超驗意義的目標以及相應的手段，但落實到古代廣大儒生實際的行為實踐中，儒家文化中的超驗因素或對於超越個體生命的永恆不朽的價值的追求，恐怕更集中、更明確、也更具體地表現為對“名”、尤其是“身後之名”或“不朽之名”的追求上。中國文化的實僱傭性太強的弱點，正是導致文化缺乏建設的緣故和近代以來人們急功近利和激進主義盛行的內在原因。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裏指出，中國傳統文人擁有的純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權有勢者的擺設、裝飾、排場和消費，是並不必要的高檔消閒方式，是文人、有閒階級自我慰藉的奢侈品。舊文化傳統束縛下的中國男人，缺乏“陽剛之氣“的現象是比較普遍的。對上奴顏婢膝，依賴順從，等、靠、要成癖，對下則裝腔作勢，拿腔勒調，瞞、哄、怨成風；做事蠅營狗苟，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且爭功諉過，錯了不敢認賬，推卸責任，正確時也不敢堅持，怕擔風險；工作中斤斤計較，不賣力氣，在分配和享受上卻用盡心機，緇珠必較，攀比無度，貪得無厭；想要什麼、想幹什麼，不肯據理直說，而要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高尚“理由，或者乾脆拉關係、托門子、攀裾帶、找靠山；即使是與人鬥爭，也不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而是拐彎抹角，背後告黑狀、打小報告、散布流言蜚語，當面卻還故做笑臉，一團和氣；“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寧肯得罪君子，不肯得罪小人“，至於眼見歹徒行兇、為非作歹時，見義而不為，膽怯如鼠，甚至被盜被辱了，也居然不敢作證！……從這些現象看來，說是“陽氣過衰“並非毫無根據。有些人以為，在應負的責任面前坦誠，承認犯了錯誤或有失誤，就會有損其“風度“，有損其男子漢大丈夫“陽剛之氣“，這實在是一種誤解。作為社會縮影的官場，在官僚等級制度下，則更是以“順從“為第一要則。一進入官場，就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冒風險，不要出風頭，否則，將很快莫明其妙地出局，甚至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相反，只要“小心““謹慎“，不犯錯誤，那麼就可以只上不下，永保官位、久享福祿。因此，各級官員的為政之道，大都只喜歡做表面文章，以“不出錯“為上。因此也就有了一群虛偽圓滑的政客。有一首民謠這樣形容他們的辦事方式：“原則同意，奧妙無比；話不說死，留有餘地；模稜兩可，便於扯皮；事情辦好，洋洋得意；事情辦糟，責任在你?quot；當然在官場上，也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一旦做起正事來，則有一種“陽奉陰違“的本事，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常常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