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羅爾斯是當代社會學的大師，也是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以《正義論》一書奠定了在當代學術界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中國留學生吳詠慧曾經在哈佛大學聽過羅爾斯的課，她在《哈佛瑣記》一 書中描述了課堂上的情景：“羅爾斯講到緊要處，適巧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照在他身上，頓時萬丈光芒，襯托出一幅聖者圖像，十分眩眼。”這一老師傳道、學生受道、其樂融融的場景，真是讓人神往。

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羅爾斯教授講完最後一堂課，謙稱課堂所談全屬個人偏見，希望大家能做獨立思考，自己下判斷。說完之後，羅爾斯緩緩地走下講台。這一瞬間，教室里的全部學生立即鼓掌，向這位尊敬的老師致謝。羅爾斯本來就有點內向害羞，於是他頻頻揮手，快步走出講堂。可是，在羅爾斯走出教室後許久，學生們的掌聲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吳詠慧的雙手又紅又痛，便問旁邊的美國同學，到底還要拍多久？同學回答說：“讓羅爾斯教授在遙遠的地方還可以聽到為止。”

什麼是哈佛精神？這就是哈佛精神。什麼是學術的尊嚴？這就是學術的尊嚴。正如哈佛的校訓所說：“讓柏拉圖與你為友，讓亞里士多德與你為友，更重要的，讓真理與你為友。”學術大師們是帶領年輕學生走向真理的嚮導，學生們對嚮導的尊重，其實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學生一般都很驕傲，因為“沒有美國的時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學科上都處於全世界領先的位置。當我走進哈佛的校園的是候，果然發現這裡的許多青年學子連走路都虎虎有生氣。兩百年來，哈佛的畢業生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層面上對塑造美國文化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如果沒有對真理的熱愛、對學術的渴求、對教授的尊重，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國。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詳細地比較了哈佛與北大的差距。在我看來，北大與哈佛的差距，其實就是中國高等教育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差距、背後則是中國的經濟實力、民族精神與美國的經濟實力、民族精神的差距。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雖然也遇到過不少優秀的師長，但老實說從來沒有經歷過吳詠慧在哈佛所經歷的那種“遙遠的掌聲”。這種“遙遠的掌聲”，在中國並非完全沒有出現過，最近我讀到《新京報》上發表的《個人史之西南聯大系列》，許多如今已經年逾八旬的西南聯大畢業生深情地回憶了昔日在硝煙和困苦中的學生時代，那是一個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時代。那時的老師全身心地教課，那時的學生全身心地學習，他們共同創造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聯大畢業生黎章民回憶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大學和社會人士在聯大新校舍圖書館前面的“民主草坪”舉行時事演講，與會學生達六千之眾。幾位教授上台慷慨陳辭，國民黨特警架起步槍、衝鋒鎗、小岡炮向會場上空射擊，並切斷電源。而學生們則以熱烈的掌聲回應老師們的演講。

然而，這樣的掌聲在今天的北大卻消失了。今天的北大日益迷失在金錢與權力之網裡面，神聖的學術講堂亦成為追名逐利之所。就教師這一方而論，不說學術水準的差異，就敬業精神和誨人態度而言，北大與哈佛亦不可同日而語。北大的許多著名教授只想著換更大的房子，然後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以及享有各種榮譽職務；而許多年輕教師則只想著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申請國家的研究基金和自己的職稱的升遷。大部分老師對講課、尤其是為本科生講課常常是應付了事，有的名教授若干年不上講台乃是常事，而年輕教師們開著手機和傳呼機上課，講到一半的時候有人來電，便中斷授課到門外去應付。老師們與學生們之間沒有多少感情和心靈的交流，老師一上完課後便與學生如同陌生人一般。這樣的老師又怎麼可能贏得學生“遙遠的掌聲”呢？

就學生而言，在我們的許多大學裡，也鮮有哈佛那樣尊重學術、尊重教授的年輕學子。今天的大部分學生，以純粹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大學生涯。在他們看來，大學僅僅是一個“職業培訓班”而已。他們雖然念完了大學、獲得了知識、增強了技能、煉達了人情，但是人格的提升和靈性的成長卻遠遠沒有完成。名牌大學的學位僅僅是求職時候的一張王牌而已。哈佛的學生說：“人無法選擇自然的故鄉，但人可以選擇心靈的故鄉。”哈佛就是他們心靈的故鄉，他們雖然從哈佛畢業了，但他們的心卻永遠離不開哈佛。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生們很少將母校作為自己“心靈的故鄉”，母校里確實也沒有那麼多值得留戀的東西。

什麼時候，在我們大學的講堂上能夠出現那“遙遠的掌聲”呢？

首先，得有一群由衷地鼓掌的學生和配得上享有掌聲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