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與精英教育——紀念晏陽初先生

晏陽初先生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國內搞平民教育，用識字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這四大教育來消除農民“愚、貧、弱、私”這四大災害。當他發現單純依靠平民教育不能根本改變農村的時候，又把平民教育發展為鄉村建設。在定縣，他讓受教育的農民組成同學會，中國歷史上農民第一次有了自發組織的社區生活；他領導建立了鄉縣議會組織，把在中國歷史上主要是審判案件和收取苛捐雜稅的縣級政權改造成一個由民眾選舉、服務於民眾的機關；他同時還做了許多改善農民經濟生活的工作，比如中國土雞一年只能生六十八個蛋，晏陽初先生引入美國的來杭雞與本地雞雜交，新品種雞一年可下一百六十八個蛋。當時的南京政府肯定了先生的經驗，決議全國各省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並劃出一個縣作試驗點。1937年晏陽初主持撤消了湖南省三分之二縣的腐敗領導，召集了五千個學者和科學家代替他們。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基層政治改造和民眾動員，對後來湖南堅持抗戰起了重要作用。由於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巨大貢獻，1943年哥白尼誕辰400周年之際，美國百餘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代表評選晏陽初為“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與愛因斯坦、杜威、萊特、福特等並列在一起。

成功進行平民教育的豐富經驗，幫助先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進行平民教育，鄉村建設，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人類作出了中華民族的新貢獻，成為國際鄉村改造運動的奠基人和宗師。1987年，里根總統給他頒發“終止飢餓終身成就獎”。榮譽狀稱，“六十年來為剷除第三世界飢餓和窮困根源，你始終不渝地推廣和開拓着一個持續而綜合的計劃。”1989年布什總統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詞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價值的人。”晏陽初先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晏陽初先生，是人類的良心。

教育，是中國的統治者歷來都重視的工作。清季，曾國藩一打敗太平天國，攻入南京，即着手恢復書院，恢復科考。洋務運動一起，洋務派即着手選派青年才俊留學歐美、日本。晏陽初先生與他們不同的是，或者說晏陽初先生高明之處是，官僚們看重的是選拔人才的精英教育，而晏陽初先生看重的是提高民族素質的平民教育。

精英教育當然是必要的，因為傑出人才可以帶領民族前進。像留美的詹天佑修京張鐵路，大長國人志氣；像留英的嚴復翻譯眾多的學術名著，大開國人智力，都是有力的例證。然而，在舊制度不退，新制度難生的時代環境裡，精英教育培育出來的傑出人才，又往往容易蛻變成行政官僚和技術官僚，盡着幫助舊制度苟延殘喘，壓制新制度誕生的責任，維持的是舊世界。中國歷代培養的人才不可謂不多，中國曆年來派出的留學生也可謂不少。然而，中國不像日本那樣，一舉辦成明治維新，把封閉落後的島國推向現代化，而是故我依然，內憂外患，一成不變。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也失敗了，大躍進也失敗了，中國照舊專制封閉，貧窮落後。精英未能展才，精英未能救國。精英教育失敗了，歷史就是明證。

物極必反。精英教育失敗了，自然會興起平民教育。晏陽初先生就是獻身平民教育、推動平民教育的第一人。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在耶魯大學學習，曾受教於塔夫托和威爾遜兩位前總統。一戰爆發，先生赴歐為在法華工服務，他說，“原想教育華工，沒想到他們竟教育了我。”“我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不發財，將我的終身獻給勞苦的大眾。”1920年回國，1922年就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在長沙招聘的一百多位義務教員中，就有後來大名鼎鼎的毛澤東。晏陽初可說是毛澤東走向民間，走進農村的啟蒙老師。本來一開始，晏陽初先生也是在城裡搞平民教育，幫助城市裡處於最低層的工人貧民識字讀書的。當他一旦發現中國最大的貧民群體在鄉村，當他認識到只有廣大農民讀書認字，提高素質，改變了農村面貌之後，中華民族才能真正繁榮富強，興旺發達時，便毅然從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進行平民教育，推進鄉村建設。這個由城市向農村的轉變歷史意義極其重大，可跟毛澤東率領部隊走上井岡山，開闢了革命道路相媲美。可惜的是，毛澤東成功了，由井岡山，而延安，終於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而晏陽初先生的工作，雖然成就巨大，影響世界，但在祖國大陸，先生的理想卻因為新政權的建立而擱淺了。五十年過去了，農業問題依然嚴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依然有學齡兒童失學，依然有不少青少年輟學，依然有大量上過學和沒有上過學的新老文盲，依然有學生在危房上課的情況和危房倒塌傷害學生的消息。先生晚年曾回來過兩次，不知道他看到自己獻身的平民教育這樣的情況會作何感想。因為打斷他平民教育、鄉村建設進程，造成農村悲劇的，不是住在城市裡的帝國主義、買辦勢力，也不是號稱反動的國民政府，而是跟他一樣從農村走出來由農民組成的革命隊伍建立的新政權。毛澤東組織農民打敗帝國主義、國民政府是了不起的，毛澤東利用農民禁錮農村也是很可怕的。當年，晏陽初先生在海外聽到毛澤東對粱漱溟的批判，也就聽到了對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宣判，先生的惋惜之情是難以言表的。

晏陽初先生於1990年去世，享年百歲。這位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特別顧問，功德無量，譽滿全球。如果想到祖國，想到大陸，這位過去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院長，對自己畢生的事業，不一定會滿意，“齎志以歿”，怕是比較準確的描述。因為在大陸農村盛行的是為少數人服務的精英教育，而不是面向大眾的平民教育；農村建設也尚未起步，專制制度不僅沒有消退，而且進一步強化：封建時代政權建設到縣，而現在是連村長、村支書其實都是任命的。

說現在的教育是精英教育而不是平民教育，並不失實。不能上學的不幸者先不論，有幸一直上學的幸運兒，無不把目標定在高考上。結果是，考上大學的，在以前就算跳出農門，有了鐵飯碗；在現在，也是跳出農門，可以遠走高飛。除了給家中親人寄些錢外，這些人尖子對改變農村面貌並無多大貢獻。那些考不上大學的，則只能回鄉種地。而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對在農村引進新技術、推廣新經驗、創造新產品、創建新制度，作用也並不明顯。這種下一級學校只管向上一級學校推送人才，上一級學校只注重在下一級學校選拔人才的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往往是政治的附庸，跟古代科舉制度並不兩樣。科舉制度可說是袖珍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可說是普及版科舉制度。因而培養精英的指導思想就跟科舉制度一樣，有其陰暗的一面，即如蘇東坡在《養士》中說的，把人尖子拔走了，就不會有人挑頭搗亂了；人尖子留在底層，很容易成為出事的根苗。以這樣的存心對待精英，精英也精英不到哪去。最精英的紛紛出國了，最大的科研發明創造，也多是新老留學生精英的傑作。而這些眾多的傑作又多是使用型的，實用型的，偏在為政治，為政權，為國防服務方面，又很少有對人類認識發展有推動意義，很少有劃時代意義。精英教育不精英，不是明擺着的事實嗎？即如農村，學校辦了不少，錢也化了很多，“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情況如舊 ，農民的“愚，弱，貧，私”依舊，且愈演愈烈，從教育方面找原因，重視精英教育，排斥平民教育，不能不說是孽根之一。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和積累，農村的經濟實力按說應該相當強了。華西村，南街村，劉莊，大邱莊等等等等，各地都有的一些典型代表，就是明證。然而，絕大多數的農村，甚至包括一些自然條件相當好、過去家底比較厚的村莊，都沒有多少起色，有些還相當貧窮。究其原因，富的村莊，不富在自然條件好，家底厚，而富在有個好的當家人率領的好的領導班子；窮的村莊，不只是窮在自然條件差，家底薄，而窮在沒有好的當家人——敗家子破壞揮霍了村民致富的資源。為什麼好的當家人少，不好的或壞的當家人多呢？就是因為農村建設沒有跟上。大陸的農村建設，只重了加強領導權力的政權制度建設，而忽略了產生領導和監督領導的民主制度建設。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了，我們才在試驗直選村長，美國是在十八世紀末就普選總統了。差距，不就是我們落後的原因嗎？讓村民自主的管理村務，讓德才兼備的人負責，讓缺德少才者上不去，或即使上去了也呆不長，即使呆着也不能恣意妄為，為非作歹。只有這樣做了，一方面創造財富的能力強了，一方面貪污浪費少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才有望解決。解決了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才會有大發展。

中國的問題，一直是農民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本質上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問題。農民不富裕，農村不發展，農業不發達，農業不能實現現代化，中國的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中國的現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話。當然，解決三農問題，僅是農業現代化的開始。當然，農民、農村、農業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是需要很多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平民教育，鄉村建設，不過是眾多因素中的一項。然而，這一項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奠基工作，正像晏陽初先生所說，“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時，要發起任何社會、經濟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礎，原因是人民已掌握這些事情。在進行基礎訓練和掌握基本紀律之後，人們知道如何同困難作鬥爭，在災難面前，他們不再表現得無能為力了，他們有了力量。這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發展的道路”。缺少這個基礎，不走這條道路，任何美好的理論、設計、政策、制度都會成為空中樓閣。要做好這個工作，當前雖有很多有利的因素，社會穩定，錢也多了，設備也多了，人也多了，有搞好的優越條件。但也有致命的弱點，會使這個偉大的工作流產，那就是缺乏好的帶頭人。

晏陽初先生發誓不做官，不發財，是說到做到的。在北京時，少帥張學良曾拿八百萬大洋以支持平民教育為條件，請他出任東北行政院院長，不答應，就把他的助手關進監獄。而晏陽初先生卻始終不為所動，堅定投身平民教育不動搖。抗戰勝利後，晏陽初當面對總統蔣介石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是為農村的大眾干一些事情的時候了。”對蔣介石先消滅中共，再建設農村的主張不以為然。警告“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不顧蔣介石的反對，依然堅持平民教育，鄉村建設，為實現他補充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而提出的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而努力奮鬥。環顧國內，現在有這樣不慕榮利，不懼權勢，大智大勇，以民為命的帶頭人嗎？沒有。現在從事教育領導的諸公，多是意在作領導，並不在辦教育；而且意不在從事教育工作掙“五斗紅高粱”來養家糊口，而在辦教育發財，發大財。能斂錢的學校和機關，哪個不是斂得瓶滿缽滿。其中當然還有大小多少之分，多的可達上百萬，上千萬，少的也要湊個招待吃喝費；大的可以辦公司，逛世界，小的也要擺個桌，請頓飯。沒有不千方百計多斂錢的學校和機關，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清水衙門早已變做金銀窟，金錢成了不少局長、校長、教師工作的唯一動力。學校機關太窮，不正常；學校機關太富，也不正常。因為不創造財富的地方聚斂財富，必有蹊蹺。況且，有錢就會有腐敗，有不正當來源的錢，就肯定會有腐敗，有大腐敗。某市調查，三十個行業當中，社會對教育的不滿意度竟然最高。民謠有“醫生教師黑社會”的編排，教育竟然跟黑社會排在一起，形勢還不嚴重嗎？在這種形勢下，教育成了手段，斂錢成了目的，連教育都沒有了，還能談什麼平民教育；“黃葦白茅，彌望如一”，還能談什麼平民教育的領頭人。以前的戰爭，動亂，貧窮，階級鬥爭，對教育的衝擊，都沒有這次金錢的衝擊這麼有力，這麼徹底，這麼有毀滅性。教育立國，弄不好就會成為教育誤國。

所以，在中華民族既會大發展，又可能大倒退；既可能先進發達，又可能破產沒落；既可能進入天堂，又可能掉進地獄的歷史轉變關頭，真正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平民和平民教育，真正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農村和農村建設。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成敗，就是中華民族的成敗。因而，學習晏陽初先生的精神和經驗，把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恢復起來，堅持下去，進行到底，就有了決定生死的重要意義。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我們不可能照搬先生的做法，只能發揚先生的精神，摸索適應當代的新方法，搞好平民教育，鄉村建設。願繼承晏陽初先生遺志的有識之士，勇往直前，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