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教育部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放在高等教育的首要位置，這很容易讓人理解，說得明白點就是對學生負責，對家長負責，把他們幾乎是身家性命的投資轉換成真金白銀，有機地把學校和市場結合起來，讓教育質量接受市場的檢驗。但是即使在市場一統天下的今天，完全讓大學的教育方向聽命於市場也是和大學的本質背道而馳的。畢竟大學不全是職業技術教育學院，他們承擔的使命正如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說：“（大學）教育者，非為以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

　　我們回頭看看國難當頭的20世紀30年代，當時清華學子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治學之上，他們的學術水平現在學子很少能望其項背的。我們今天的學術根基正是建立在那個時代的書齋裡面的，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在吃老本。18世紀洪堡在創建柏林大學時，他的辦學宗旨是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目標是培養有尊嚴、有教養、有獨立與自由意識的公民。教育是使一個民族易於領導而難以奴役，易於管理而難以驅策的不朽偉業，世俗的價值判斷和流行風向永遠和大學無緣。

　　可是現在我們的教育當局竟然要把所有大學的就業率當做考量大學辦學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把大學教育看成功利性的測試器。這不能不讓人擔心和疑心。實際上現在大家抨擊最多的不是大學生的就業率問題，而是整個教育體制的腐敗和異化問題。當亂收費成了無法癒合的“潰瘍”，當大學的高昂學費把學生和家長几乎逼上了絕路，有些人是視而不見的。當我們的教育在“功利教育”的歧路上越走越遠，他們也是看不見的；國家與民族的未來被現行教育體制扼殺，他們也是看不到的。那聽聽學生本身及家長和教育專家的呼聲總可以吧，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難道不重要嗎？到底什麼東西是中國教育最緊缺的，我敢肯定絕對不是代表某些人政績的“就業率”。可是看似輝煌耀眼的數字在時下的中國可信度有多少連火星人都知道了吧。如果他們願意知道那些數字是怎麼炮製出來的，我這個民間人士可以提供證據。

　　大學生就業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好就業，可是那些學校之所以成為名牌，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前人之功吧。另外順利就業的因素可能是學生本身獲取的看似能證明其能力的各種證書比較多吧，現在各個校園裡面考證成風，甚至連正常的上課被學生戲稱為“點卯”（擺設），弄得高校的老師們大呼小叫，連說自己的自信心大受打擊了。這也不怪學生，社會的壓力，家長的期盼，同學的競爭，企業的苛求，他們是最難受的一群，必須在千軍萬馬里殺出一條血路來。現在教育部又給他們身上加了一道繩索，只不過是通過學校間接的施加在學生身上而已。所有這些我們培養的大學生不是具有理想主義、高尚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而是一幫為了升官發財、出國鍍金的預科生。他們的智商不容懷疑，但是他們是真正的大學培養成果嗎？他們只是現代工業流水線的復製品。吳有訓先生曾經說過：“一所理想的大學，應該是以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為唯一目的，否則就應該關掉”。（我由此想到，難道是政治觀點的差異造成了教育觀念的對立嗎，吳有訓先生是國民黨時期的中大校長）那現在按照這個標準，中國還有真正的大學嗎？！

　　現在我們天天嚷着要建世界一流大學，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政績之嫌，因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應該先從教育體制改革着手才對，而不是砸錢，爭院士，搞大躍進）我們發揚“錦上添花”的優良傳統，重點建設100所大學，這讓我很容易想起了中國足協的宏偉規劃——什麼時間進入世界四強，什麼時間達到世界盃、奧運會的前幾名。看似雄心壯志，實則幼稚加可笑。一個國家的發展或者一個大學的水平不是建立在學校的建築有多豪華，在校學生有多少，而是應該建立一套科學的體制鼓勵所有學校進行教育方式的創新，尊重教育的規律性，別再搞什麼超大型大學，用大躍進的方式抓高等教育。（教育部和足協的相同點：都是外行管理內行，急功近利，都是社會公眾的痰盂）

　　其實說來，我們搞了這麼多年大學教育，實際上真正懂得什麼是大學的人幾乎沒有。蔡元培先生是這樣描述的：“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他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應當交於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他所認為的大學教育是培植教育對象的求知慾，喚起他們對知識的興趣。大學是“涵養心靈”的地方，讓學生懂得什麼是精神的價值，真正從功利計算，實用觀念中解放出來。對比現在大學裡的到課率和教育主管者的導向和學生追求的東西，我們就知道，我們所認為的大學不過是職業培訓基地而已。

　　而今天我們的主管部門竟然要把就業率當成法寶，在衡量學校和專業時用就業率決定他們的價值甚至是生死，這相對於蔡元培先生的時代可稱得上“一大進步”了。在我們的中小學教育中是“應試教育”，現在又把這個大棒揮向了大學，真不知道我們的教育改革到底是要改什麼。

　　中國現在最缺的就是教育家，哪怕是達到蔡元培先生一半水平的也沒有。當然某些主管領導不是教育家，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我們教育失敗的明證。讓一幫不懂教育的人推動教育的發展，那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而然。

　　從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來看，大學專業的調整速度永遠跟不上市場需求的變化。假設現在某個專業是熱門專業，各學校都迅速上馬，且不說培養的質量匆忙之中沒有保障，這樣短時間內使該專業的畢業生供給迅速增加，又會形成新的過剩，我們是不是再砍掉這些新的專業呢，誰來對建設這些專業的巨大成本負責，納稅人嗎。如果有的專業因為市場需求不好而砍掉，那些下崗的老師怎麼安置。現在大學的聘任機制是能進不能出，因人設課現象嚴重，這些人無疑會帶他們不熟悉的課程，勢必會影響別的專業的教學質量。高等教育是一個系統化的體系，很多專業的發展需要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積澱，都有各自的發展規律。當一個專業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進入良性發展階段時，僅僅是因為不被市場所認可就砍掉，那造成的教育資源的浪費就不是社會的損失了嗎？讓大學在“就業率”的指揮棒下疲於奔命，他們能把大學的辦學水平搞上去嗎？

　　所有的改革應該是建立在科學的決策機制上的，而要科學決策非民主不行。當然任何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公平和效率，那就不是改革，而是作秀。不懂行的人作為決策者更要有博大的胸懷和超凡的眼光，象蔡元培先生那樣“兼容並包”，只有那樣才能把中國的教育事業帶入一個新的高度。

　　人類最聰明的創造不就是一套制度嗎？教育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