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隨上海某大報記者團下鄉，到了安徽某縣，縣裡各種頭面人物出面招待，酒過幾巡之後，主客交換名片。縣長見上海來的，名片上印有中英文雙語，頓時自感慚愧，一邊遞名片，一邊打招呼：“我沒有外語!”、“我沒有外語！”大概是酒喝多了，大伙兒都聽成“我沒有外遇！”、“我沒有外遇！”，笑得前俯後仰。

為什麼“我沒有外語”讓人慚愧？中學生告訴你：沒有外語考不進大學啦！大學生回答：沒有外語進不了外企啊！公務員說：沒有外語升不了處長呀！教授曰：沒有外語要被大學解聘哪！這個年頭，誰都明白外語的重要：外語，是一切機遇的生命線。外語雖非萬能，但沒有外語，萬萬不能。

今日國人所說的外語，並非萬國語言，而是一種特定的語言：English也。英語君臨一切語言之上，成為無從挑戰的世界語。這個世界永遠是不公平的，社會總是分為各種等級。而語言常常成為社會分層的標誌。上等人的身份，貴族階級的自我認同，是通過與平民百姓不同的特殊語言實現的。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近代歐洲的法語，都曾經是通往上流社會的通行證。如今，憑藉着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確立，輪到了英語。

2001年，我與王蒙、王安憶、汪暉等在美國科羅拉多開會，東道主之一是復旦大學已故美學大家蔣孔陽先生的女公子蔣紅教授，席間她九歲的兒子向大家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歐洲人到美國旅行，向兩個美國學生問路，先用德語問，美國學生搖搖頭；再用法語問，也聽不懂；再換西班牙語，還是不行。一個學生似乎頗有感悟：“看來我們要學一學外語”。另一個學生很不以為然：“懂這麼多外語有屁用！誰叫他不懂英文！”大夥聽了哈哈大笑，王蒙連連誇獎說：有意思！有意思！

對於被“落後就要挨打”嚇怕了的中國人來說，融入全球化的焦慮，首先就表現為急於英語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為貴族階級的家族徽章，要跳槽就跳槽，要升官就升官，要美女就有美女，要品味就有品味。假如你不懂英文，那麼，學問再好，也當不了教授；專業再精，也入不了外企；總分再高，也錄取不了研究生。難怪有中學將國文課也搞成雙語教學，讓學生在唐詩英譯中體會祖國文化的精妙。英語像硬通貨美元一樣，其他語言只有折合成了英文，才能顯現出可比較的價值。一篇傑作，假如沒有翻譯成英文，等於沒有被世界承認；假如沒有美國的點頭，就不算國際知名。

如此三番，在廣大的非英語世界，就形成了一個國際化的貴族階層，他們的共同文化認同就是英文。可以不知道祖國的歷史，可以將國文寫得狗屁不通，只要一口美式發音，就自動獲得了物質和精神貴族的雙重身份。他們白天在商務樓里正襟危坐，晚上出沒於咖啡館、酒吧，周末開着寶馬去打高爾夫球。哪怕穿着襄陽路贗品市場買來的假貨跨入恒隆廣場，只要一開口用洋文問價，立即就換來令人尊敬的目光和無微不至的服務。

據報載，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工程院院士謝克昌先生對目前中國“全民英語”的現象提出了質疑：“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現行英語教育效果與其投入是不相稱的，它對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體系，尤其是人才的培養和選拔等眾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已經凸顯。”外語之所以如今在中國具有莫大的魔力，說穿了，就是它的核心地位被國家人才選拔體制所正式承認，即所謂的“一票否決權”：無論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試、還是職稱評定、拿畢業文憑，不管你專業再好，或者可能一輩子與外語不相干，只要“沒有外語”，就通通被攔在門外。

這樣的一票否決權，就像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一樣，是國家意志普遍化的產物。它雖然能夠暫時地扼止底層的招生和升等過程中的腐敗，卻內在地破壞了人才評價機制中的專業自主性。像目前這樣的外語“一票否決權”，是便於行政管理部門控制和操作的外在標準，缺乏專業同行的內在評價。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地區，對外語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別。一個從未來過老外的偏遠小縣城的公務員，或一個像古籍整理這樣的基本沒有外語需求的行當裡面，普遍的外語要求無疑是多餘的苛求。

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分化的、各有行業自主性的社會，只能用多元的行業內在標準來選拔和衡量人才，用科舉時代的“一條鞭法”――無論是《論語》，還是外語――來裁定一切，最後只能造就一個文化資本貧富懸殊的等級化社會。在一個國家體制所鼓勵的以洋為榮的貴族階級面前，大家只能自慚形穢。“我沒有外語”於是成為被全球化淘汰了的所有沒落階級的共同哀鳴。

　　（文/許紀霖，作者為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