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中科院生物學碩士陳聲貴，以幾近滿分的GRE成績，赴美國伯明翰大學讀博，拿着全額獎學金，走上遠大前程。可他着實也怪，天天想着回國創業，天天念着上山養豬。留學才去4個月，就扭頭回國，在陝西寶雞秦嶺野外搞起了養豬場，兩年以來無怨無悔（見4月13日《天府早報》）。

留美博士餵豬，這樣的新聞足以稱得上是驚世駭俗，因為它徹底顛覆了我們的主流價值觀：學而優則仕、則教授、則學者，哪怕是鍍金鍍銀做個西裝革履的職場白領也好啊，哪有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養豬的？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在陝西的另一個“傳奇”人物——在長安街上揮刀賣肉的北大才子陸步軒。的確，留美博士餵豬與北大才子賣肉，有着驚人的一致：滿腹經綸的他們都置身於一個與其自身素質極不對稱的坐標上，徹底拋棄了讀書人千百年來的清高與自詡。在着一點上，他們都無疑值得我們致以敬意。俗話說，360行行行出狀元，博士餵豬也好，才子賣肉也罷，似乎都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我想指出的是，陳聲貴和陸步軒的遭遇是截然不同的，千萬不要因為他們的“離經判道”，而把二者混為一談。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留美博士餵豬是完全基於個人理想的自由選擇，而北大才子賣肉卻是計劃分配體制下的犧牲品。

陳聲貴養豬，根源於他的個人理想和執著追求。他是從農村出來的，農民的苦難令他刻骨銘心。他回國創業的志向就在於探索一條農村的產業致富之道，而有着動物研究生態學專業背景的他最終把項目鎖定在“野豬與家豬雜交”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按市場經濟的原則，陳聲貴天資聰慧、學習優秀，搞科研學術前景光明，現在卻揚短避長選擇養豬，未嘗不是在大材小用，或者說，至少沒有在合適的崗位上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最大化。但是，對於個人選擇，我們無法籠統地用社會標準進行衡量。每個人都有理想，每個人也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模式的權利。而理想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誰也不能斷定自己的理想就比別人的要偉大、高明。個人價值的判斷也都因人而異，且價值判斷的“裁判”恰恰是他自身，別人無從妄加評價。在價值多元化的自由社會，當一個人按他認定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和快樂地追求時，他就已經實現了自身的最大價值。市場機制是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社會選擇問題，社會主流價值觀也可以給個人提供參照，但是這一切都不能左右個人的自由選擇本身。

然而，再看陸步軒賣豬肉，卻完全不是他的自由選擇，而是特定歷史時期、眾多因素使然的計劃分配體制安排的結果。在1989年的夏天，即將走出校園的陸步軒，他和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們一樣，何嘗沒有戰天鬥地的熱情，何嘗沒有燃燒青春貢獻社會的遠大理想。按他的說法，是“最適合去做編輯詞典的工作”或者到學校教書讓桃李滿天下。但是，“一切聽從組織安排”的計劃分配體制卻不容他選擇，於是北大古典漢語專業的才子到了長安縣柴油機械配件廠。可想而知，陸的能力在這個廠里並不能得到施展，從一開始，他就不得不面臨被埋沒的命運。最終淪落到當街賣肉，當然不是一件令他賞心悅目的事情，而成了他維持生計的無奈選擇。當我們批評“包分配”制度的時候，不僅在於它對人力資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更重要的在於他對大學生自由選擇權利的扼殺。我想，當我們在談論留美博士餵豬與北大才子賣肉的時候，必須意識到二者之間的這種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