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之不傳者久矣”千年前韓愈面對師道的墮落喊出了這句話，我想韓老夫子如果活到今天他看一看今天師道的墮落，可能會氣得連說話的勁都沒有，更別說寫出《師說》了。

　　當年韓愈寫《師說》是為了振興師道，因為當時還有重振的基礎，當時並不是師道墮落了，而是當時的社會存在“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之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錯誤的社會風氣的，以及世人“小學而大遺”的錯誤的理解“傳道授業解惑”的觀念，總是一句話，當時師道並沒有墮落，尊師重教仍然是社會的一條不容逾越的基本規則。

　　自文革以降，師道尊嚴從此墮落，並且就我來看，現有的教育制度一日不改，師道尊嚴一日不可恢復。

　　多年前，我曾經是一名鄉村教師，很多年以來，我都一直認為我迅速的逃離了那個環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為時間不長我還沒有完全的成為現有義務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我為師道的墮落沒有作出更多的貢獻。這麼多年來，見了不少的教師，見了不少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教育怪現象，更感到師道就象九斤老太太的口頭禪一樣 “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代不如一代”

　　師道的墮落其罪魁禍首來源於文革，文革期間曾經神聖無比的與“天地君親”具有相同地位的教師被冠以“臭老九”綽號以來，自從廣大的學生可以任意揪斗他們曾經頂禮膜拜的教師以來，中國的教師從此就失去了頭上的光環，教師從此斯文掃地，其神聖性從此掉入了凡塵，凡是曾經神聖的東西一旦掉入凡塵，都預示着全面的墮落，就猶如《西遊記》裡面的下界妖精一樣，不管以前是二十八宿之一還是觀音菩薩的善財童子、老君菩薩、文殊菩薩的座騎或是嫦娥妹妹的小白兔，不管曾經是多麼的神聖可愛，一旦沾了凡塵，猶如檔案中留下了污點，終究是成了妖怪。文革中那麼多的職業綽號都煙消雲散，如工人老大哥、農民老二哥等現在很少有人提及，因為這些職業本來就不神聖，無論怎樣的抬高或貶低都無傷大雅，但就這個“臭老九”的綽號反而經常的被大家提及，幾乎成了金字招牌，這就像墮入凡塵的精靈從此被冠以“妖精“的字號一樣，從此失去了童貞。

　　如果說文革使師道失去了童貞，那麼現有的教育制度，就是一遍一遍的輪姦着師道。

　　傳道授業解惑，是教師的神聖職責,但現在的教師是如何的進行傳道授業解惑呢？幾乎無法進行，從學生入學的第一天起，翻開教材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東方紅太陽升”之類的東西，語文，作為文學的基礎變得完全與文學無關，從小學到大學畢業，除了魯迅有一點風骨和幽默之外，其他的大家不到畢業幾乎誰也不認識，仿佛除了“左聯”就沒有了作家，語文作為萬學之母它完全喪失了文學的美感，整個一個意識形態基地，從一開始就是欺騙的工具，政治從小學到大學幾十年不變，幾乎全部是搞不清楚的概念和空洞的口號；歷史，真的印證了一句話“歷史如妓女，想怎麼玩就怎麼玩”，歷史人物全是農民起義領袖，而他們的失敗幾乎都是反動勢力太強大，真正的原因教師在課堂上不會告訴你。

　　不告訴你不是老師不知道，而是因為考試必學那樣考，學生的成績是和老師的工資獎金掛鈎的，學生考不好老師就會減少收入，所以只有違心的教。

　　面對這些東西，教師都反胃教他如何去傳道？當幾十年後，當學生成人知道真相過後，當他們清空回收站之後，面對以前的欺騙，他們如何會對那個天天在講台上撒謊“傳道者”產生尊重？

　　大學教育本來是一個讓學生“清空回收站”的機會，但擴招以來，師資力量匱乏是每個學校面臨的問題，所以濫竽充數成為很多大學的一個應急的手段，很多大學生剛從學校出來自己都沒搞懂學問，就走上了大學講台。而真正的有學問的教師一類由於教育的行政化，學而有則仕，紛紛走上了領導崗位，比如江平之類的人，當了領導後從此退出了講台，而另一類比如黃萬里、蕭學慧、王怡之類的願意為清空回收站而努力的有良知的真正的學着卻沒有上課的機會！剩下的呢？除了照本宣科學術剽竊故作高深還能幹什麼？所以優秀的大學生不是優秀的老師教出來的往往是在圖書館裡跑出來的，鄙視老師幾乎是他們一個共同的優秀的品質。

　　授業更是不可能了，所謂授業我認為簡單的理解就應當教會學生修身立德的道理和技能，作為小學生來說，應當是立德，至少是懂得傳統的道德情操和規範，自從文革以來傳統的儒學被打倒後，暴民思維占據了我們的意識形態，剩下的就是肢解的“五講四美三熱愛”和“為了xxx事業奮鬥終身”之類的口號，完全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古代的私塾老師雖然迂腐但是他的教育途徑是唯一的―――培養科舉跳龍門的田舍郎，不管怎樣總是有人成名立萬，一旦成功恩師的功勞總是不可忘的，師尊的威嚴和感情總能凸顯，在以前教育資源稀缺的時候一旦讀大學就算跳了龍門，師尊的感情也是有的，到了現在，當教育成了可有可無的一種東西當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實師尊的教誨全成了一種苦悶的回憶，那還會記起他的好處？

　　當義務教育成為中國最大的謊言後，教師更是成了“還鄉團”，義務教育只是對家長而言是一種義務，國家承擔的義務對農民來說幾乎看不見，學費看漲，成了農村家長的一大重要負擔，我在鄉村教書時農村家長面臨開校時子女學費那張充滿了無奈的臉，是我最不願意面對的。農業稅農民不堪重負，他們面對的是凶神惡煞的村幹部，他們的拒交還能得到大家的同情，而面對教師上門催繳學費面對這類“斯文的還鄉團”，他們能說什麼？幾乎所有的鄉村教師在開校不久都會當一回“斯文的還鄉團”―――催繳學費，其手段一般是讓那些衣衫襤褸的學生回家拿學費有的甚至讓這些渴望知識的孩子停課回家拿學費，因為教師也沒有辦法――――學費收不上來就得從那可憐的工資中扣除，兩相權衡，只有放下師道的尊嚴當一回還鄉團，露出猙獰的面孔。

　　而大學教育的產業化，不過是教育這個最賺錢的機器又一次顯得猙獰可惡，多少的孩子被剝奪了教育的機會，我們見多了很多的催人淚下的資助貧困學生的事跡，但我們很少看到那萬惡的大學顯示一下慈善，減免一些貧困學生的學費？這個人類的精神家園為什麼就這麼的冷血？

　　面對這樣的教師，孩子心中的師道尊嚴哪裡去找？

　　師生感情淡漠、對立是師道墮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基礎教育片面的追求成績片面的追求升學率，幾乎所有學校都要搞期末成績排名，將學生的成績和教師的獎金掛鈎，在這種成績上牆似的形勢下，教師面臨的不是學生的成績而是自己的臉面和獎金，在此狀況下，哪裡還有時間去考慮師生感情，所以教師總是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進行教學――填鴨式、死記硬背式、毆打式，幾乎所有的學校教學成績好的教師都是最嚴厲的老師，愉快教學法什麼的都見他的鬼去，你要用這些方法，其他老師不用，其他老師就要用“填鴨式、死記硬背式、毆打式”，你剛好建立起來的愉快，迅速的就被其他教師的方式抹煞了，看一看，到底是哪個的方法更有效？最後得出的結論一定是―――最原始最有效，劣幣驅逐良幣。所以就在這種方式下，師生的感情一步步的走向對立，師道一步步的走向墮落。

　　大學好不容易不講升學率了不講成績去了，而大學教師又有幾個是在認真教學呢？能經商的經商去了，能講學的講學掙外快去了，政法大學的教師十之八九都當律師，工科教師只要專業知識有百分之一的機會轉化為金錢他們不惜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總之來也匆匆卻也匆匆，很難和學生溝通和交流，師生感情完全淡漠，大學――師生共同探討學習的場所已經變味了。

　　師道的墮落與教師的待遇密不可分，俗話說“倉廩實而知禮儀”，現今社會為人尊重，不外乎來源於兩方面――錢和權。權教師是沒有的，錢更是沒有的，教師特別是鄉村教師其工資收入少得可憐，一個屠夫殺一頭豬要賺幾十元，一個月的收入是教師的幾倍，屠夫可以偷稅漏稅，可以短斤少兩，而教師能夠做到按時發工資就不錯了，他們往往面對的是各種名目的拖欠工資，往往幾個月拿不到工資，從經濟的尊重來說，教師是不如屠夫。經濟上的不強大，使得教師在經濟強大者面前抬不起頭，作為知識分子又往往想使自己的生活更豐富多彩，所以花錢總是小心翼翼，“吝嗇鬼”之類的詞語幾乎就成了教師在人們心目中的一個普遍印象。既然有了這個印象，教師們也就懶得和社會交往，往往是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和社會避免往來，但是這個封閉的群體又往往成為大家更加垢病的口實――比如清高、封閉、窩裡鬥等等。

　　經濟的緊張，讓許多的教師下水，輕的經商，以學校為場地，以學生為顧客，我在鄉村任教時，很多的教師在學校里開起了小賣鋪，當學生看見自己頂禮膜拜的教師，滿嘴仁義道德的教師成了一個小商販，他們的對教師的神聖感也就充滿了銅臭，甚至於在有一個學校出現過每到第四節課就有一個承包了學校食堂的教師將自己的產品――包子、饅頭拿進教室現場交易的醜聞。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也進入了校園，教師多收學費、賣盜版的教輔材料幾乎成為普遍的現象，賣無可賣，就買自己手中的僅有的權利，當學生幹部、安排好座位、上課點名回答問題、作業批改詳盡等等與教學有關的都要家長請客送禮這已不是什麼新聞。

　　進幾年，很多的新聞媒體報道了不少的禽獸教師強姦學生，媒體報道的禽獸教師基本上都是來自於鄉村。其實凡是當過鄉村教師的人，往往對這類事情並不感到觸目驚心，以我個人的經歷可以這樣說，鄉村教師猥褻女學生幾乎是見慣不經，因為我任教的那個縣教育局就曾經召開了一個會要求嚴管體育教師和女學生之間的關係，會上通報了全縣十六個學校發生過體育教師猥褻女生的事件，這只是通報的體育教師，其他教師呢？所以說“幾乎每個鄉村學校都存在這樣的現象”絕對不是駭人聽聞，害群之馬是如何產生的？群體的封閉，文化生活的枯燥、道德的淪喪、中國人普遍的事不關己的麻木、人與人之間的無原則的庇護、都成了犯罪的溫床。　　　　師道墮落，想一想還有什麼沒有墮落呢？

　　借王怡一句話：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