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邪?(上)
金嗩吶
凡是77-79級入學的老傢伙，都知道這句話的來歷。1980年《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人生的路越來越窄?》。當時在年輕人中引起共鳴，無不感到這個社會和制度，使得自己前途暗淡、希望渺茫。按說我現在作為高校教師，搞搞教學科研，帶帶研究生，應該感到很充實才對。遇到央視採訪，至少也該屬于姓“福”的那類人。可實際上不是，看看自己和周圍人的所作所為，總覺得很無聊，人生的路越走越邪，現曬出一二請諸位給評評。
最近央視CCTV2正在播放一個系列節目《貨幣》。我看過一集，裡面有個大牌經濟學家談到了貨幣的異化。據他說，貨幣本來是人類發明的工具，用來比較和衡量人類勞動價值、進行物質交換的，沒想到後來卻反過來被人類頂禮膜拜而形成貨幣拜物教，並使一部分人成為貨幣的奴隸，導致人性的扭曲甚至異化。（大意，不是原話，若記憶有誤請更正）
到底貨幣的異化是不是這個意思我也懶得去谷歌查了，假如就是這個意思的話，現在高校也存在着嚴重的“SCI異化”現象：SCI本來是人類發明的一種評估方法，沒想到現在國內高校的教授、研究生都反過來成了匍匐在SCI腳下的奴隸。
前一段強迫戒網潛心指導研究生，說白了就是學習其他博導的先進經驗，“上吊不奪繩、喝藥不奪瓶”，愣逼着研究生掉幾斤肉、脫幾層皮也要把高分的SCI論文發出來。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被研究生的一句“我不想活了”所嚇倒，一定要拉出“你敢死我就敢埋”的架勢來，從氣勢上鎮住對方，這樣才可能拿到高分的SCI論文。此處“SCI論文”就是SCI收錄雜誌論文，“分”便是影響因子IF，國內現在都這麼叫。
當然這是誇張的說法，俺老金連踩死個螞蟻都要三省吾身，哪會幹得出這種事情。能做的無非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把“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類的古訓講深說透。還告訴他們對於一沒有背景家底二沒有政治手腕三沒有氣魄膽量的農村出來的年輕教師來說，老老實實在實驗室貓上兩年，弄篇高分論文，是脫貧致富的最佳途徑，遠比辛辛苦苦上課掙點課時費強。課講得太多易得咽喉炎不說，按中醫的說法那是要傷中氣的，中氣不足那可要脫肛的！再舉些身邊鮮活的例子，讓研究生加深印象、樹立意識。我當時苦口婆心的勁頭跟當年鄉鎮幹部宣傳“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差不多。
曾國藩名言錄里有這樣一句“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此處“讀書”實際上是奮鬥的意思。其實編者外行，類似的說法在中國有的是，並非曾國藩首創），不知這兩年哪來的運氣，還是風水輪流轉、今年活該到我家，這兩年我的博士畢業都投中了5分多的SCI雜誌。
我們學校原來是一次性獎勵，按照影響因子每0.1分獎勵2千元的辦法獎勵。比如說，你發了一篇2.3分的文章，財務科憑權威機構的證明，立馬給你兌現4萬6千元的鈔票，然後一拍兩散，拿錢走人，再沒有什麼後續的獎勵。最近改變了獎勵辦法，學校說是為了“實現從追求數量到提高質量的戰略轉變”，對3.0以下的論文不再有任何獎勵，只是評職稱還算數，對3.0以上的論文根據影響因子增加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每月的津貼，期限5年。比如說，你發了一篇5.0的文章，每月津貼漲到4000元，連續5年。只有本校在職研究生才有資格享受這獎勵，應屆考生、攻讀外校研究生的沒戲。
這種獎勵辦法對老傢伙受惠有限，就拿我來說，“余致力毀人不倦凡三十年，其目的在求個人之名利雙收…”（篡改自總理遺囑），再加上工齡較長，還有點其他補貼，離4000元相差有限，多個仨瓜倆棗的也不顯什麼。可小青年們就不一樣了，他們每月的津貼只有幾百元，靠着這篇論文，不但可以拿到大把的銀子，還能破格晉升，從此人前顯貴，其意義與范進中舉無二。我的博士接到雜誌錄用通知那天精神就十分亢進，幾乎瘋掉，真想找韓德強之類的傻毛左愣頭青來“掌摑”他幾下，讓他徹底清醒過來。
我手下這個中了五分雜誌的博士是本校的一個年輕講師（在職研究生），稿件錄用通知一到就得瑟起來，別人也願意跟他套近乎，想從中弄點什麼投稿的訣竅秘笈出來，至少能沾點運氣。其實叫我看那小子的文章能投中純粹是瞎貓碰到了死耗子，不過是遇到了兩個二五眼的審稿人而已，那篇文章根本沒什麼水平，無非就是在別人的研究基礎上加了一堆實驗，“進一步闡明了…，系統地研究了…，深刻地揭示了…”，啥新意也沒有。說白了就是傻小子睡涼炕——全靠火力壯。他自己也弄不清怎麼這麼順利就投中了，當然也說不出個道道來。
別人看着他吭吭唧唧不肯說，還不罷休：直接找他的老闆去！
這個“別人”是個小伙子，找到我後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告訴我說想投一篇3.0以上的雜誌，享受一下學校的獎勵，希望我能給點絕招。這人一看就是屬於被SCI折磨的神經兮兮的那種人。他因沒有SCI論文，去年博士畢業只拿到了畢業證，學位證至今還沒着落。現在國內很多大學都有類似的規定，若答辯通過時還沒拿到SCI論文不給學位證，只給畢業證。所以這篇文章跟他將來發展關係巨大，他曾到五台山某寺廟許過願，還找某高僧算過，高僧說今年是他的轉運年，大凡人生轉折，皆有凶吉兩種可能，逢凶化吉之道就是給高僧老廟捐錢。於是他燒了一柱88元的香，請了一尊88元的小佛像掛在胸前（地攤賣一口價10元錢買倆）。寺廟裡從來不興找零，所以他實際花了兩張一百大鈔。
熟悉國內高校情況的網友都知道，現在研究生投稿前到寺廟燒香許願已經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而且要求也越來越高，過去是個廟就行，城隍廟、財神廟、灶君廟、孔廟、關公廟都行，道觀尼姑庵也可，不管裡面供的是什麼，釋迦摩尼、觀音菩薩、太上老君、關二爺、灶王爺、趙公元帥、至聖先師都不挑剔，也不用花錢，雙手合十、磕幾個響頭就靈。現在不行了，動不動就上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華山，而且再苦再窮也要上兩位數的香火錢，再苦不能苦佛祖，再窮不能窮菩薩（實為“再苦不能苦方丈，再窮不能窮和尚”）早已成為共識。
而且“如願以償”發了論文還不能算完，還要到寺廟還願去。還願時要主動提高價碼，至少比許願時更高。否則人生路漫漫其修遠兮，佛祖、菩薩遲早還得收拾你。而且佛教講究今生來世，即使逃得過今生，來世也不得好報。所以很多研究生接到編輯部的錄用後，馬上借錢請假，不用說，是還願去鳥。
我們學校的一個研究生投SCI屢投不中，拜佛也不靈，一位毛左教授訓斥她說：“朝聖應該去革命聖地，和毛主席奪取全國政權相比，投篇SCI論文算個吊！”於是這個研究生利用假期到三大革命聖地井岡山、延安、西柏坡走了一圈，以後論文還真被一個一點幾的雜誌接受了，她本人也順利畢業，按期拿到了畢業證和學位證。事跡傳開後，在我校一定範圍、一定時間內，又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紅潮。
扯遠了，還接着說找我的那個研究生吧。為強調投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還介紹了家庭狀況：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七八年前碩士畢業後留校，現在讀在職博士。家鄉很窮，是個國家級貧困縣，具體地方記不住了，好像是山西什麼地方的。父親在黑煤窯幹過，最初幾年還能掙點錢，後來身體不好，總是咳嗽（我懷疑是矽肺病），所以不幹了。大概屬於“家住安源萍水頭，三代挖煤做馬牛，汗水流盡難糊口，地獄裡度歲月，不識冬夏與春秋…，（調寄紅色經典《杜鵑山》）。下邊還有個正在讀大學的妹妹，生活費家裡一點指望不上，全要靠他接濟。自己結婚多年了連輛汽車都還沒混上，每天回家都要看媳婦甩臉子。
話都說到這份上我還能說什麼呀？那就幫個忙吧。其實他們老闆人挺實在，業務水平也不低，就是脾氣暴、霸道，學生都怕他，不敢跟他交流。我把他的論文粗看了一遍，提了點意見和建議。這年頭隔行如隔山，說實話，他的論文我並沒怎麼看懂，不過就是提了些面上的東西。諸如“題目要簡練”、“摘要應突出創新點”、“前言要強調自己研究的重要性”、“用However來引出別人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然後順手挑了幾個文法和拼寫的Bug，一共也就在一塊聊了二十分鐘。天地良心，我不但沒有說過半句他們老闆的壞話，而且還告訴他，他們老闆水平了得，發過好幾篇高分文章，在參考文獻引用兩三篇“令導”的高水平論文，可增加文章被編輯部接受的機會（對此現在有個時髦的說法“如果編輯和審稿人參不透這個雞蛋的質量時，就可能會去研究一下這個下蛋的母雞，是不是下過同質量或更高質量的蛋”）。
這事後來被他的老闆知道了，把他叫過去一頓臭罵，並講了一通“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嗟來之食吃下去會肚痛的”的大道理，並在實驗室定下紀律：以後誰也不准幹這種吃裡爬外的事兒，一經發現就立刻打出山門。
這個小伙子後來的結果還不錯，幾經挫折，最後他的論文被一個高分雜誌接受了。小伙子立刻跟變了個人一樣，走路昂首挺胸，同齡人面前自不必說，連見了我也跟不認識一樣。還去寺廟找高僧還願，這次是花大價錢捐了盞長明燈，他遞過去幾張百元大鈔，寺廟照例不找零，給了他幾支香，到外面跪拜去了。
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邪?(中)
金嗩吶
列位看官可能不知道，每年的6月28號，都是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守夜的時候。最邪門的是2011年的6月28號，國內很多莘莘學子徹夜未眠。何故？每年的6月28號0點，是美帝國主義科學情報研究所（In 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公布雜誌影響因子的日子。也就是說你在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發表的論文，都按2011年的6月28號午夜新公布的影響因子兌現獎勵。潮有漲落、分有升跌，凡是在6月份以前已經投稿，有可能在6月份至第二年6月份之間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研究生，尤其是所投雜誌的影響因子在二點九幾、三點出頭，或是四點九幾、五點出頭附近的，據我所知那天晚上不少都趴在電腦前焦急地等待，跟當年紅衛兵等待毛主席接見差不多。
也巧了，2011年的6月28號那天晚上美帝國主義科學情報研究所電腦系統出了故障，直到29號凌晨才公布（好像是5點左右吧，我的研究生是那個時間給我手機發的短信，記不清了），那些莘莘學子們就一直那麼極為虔誠地等着，困極了就衝上幾杯濃濃的咖啡頂着（使人想到倉央嘉措的那句“那一天，閉目在經殿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中的真言”），直到網站公布結果。
我們學校有個研究生，平時看上去就愣嘰嘰、傻乎乎的，如果用阿拉伯語、英語和漢語三種語言來形容的話，就是個“2B青年”。他所投雜誌那晚從三點零幾跌倒了二點九幾，據在場的人說，他先是失魂落魄，然後破口大罵，情緒幾乎失控。罵的什麼我也沒細問，聽他們形容當時那架勢，好像跟現在國產抗戰電影、電視劇里的狗血鏡頭差不多：戰友犧牲、子彈也打光了的時候，一個滿臉被煙熏得烏黑、渾身血污、青筋暴露的戰士突然跳出戰壕，迎着密集的機槍，舉着大刀一邊前衝一邊怒吼：小鬼子，我操你八輩兒祖宗！
我印象裏海納百川論壇里高手如林，發稿好像都是瞄準《Science》、《Nature》、《Cell》什麼的，發個十分以下的雜誌，上網都不意思和別人打招呼。我可沒那個水平，至今大部分弟子還在二三分左右徘徊，能發個五分的就要慶賀一番了。說到這兒我得解釋一下，本人不是什麼全國知名教授，即使在我們學校也算不上大牛，指導研究生快十年了，沒拿出來過什麼像樣的玩意兒。
每個學校都有幾個大牛，通常還擔任着校級領導職務，人家手裡都有上千萬的科研經費，還有無盡的社會資源和人情網絡可供利用，每天根本不管實驗的事兒，“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每年都能拿幾篇高分論文，年年中國家課題。這還真不是誇張，某天我和一位大牛聊天，無意中提到某某儀器不錯，若能拿到手，每年刷幾篇論文毫無懸念，可惜就是價格太貴了。人家也不管有用沒用，當時就把電話打過去，沒過幾天實驗室就安裝上了。這架勢讓人想到《小兵張嘎》裡的胖翻譯那句名言“別說吃幾個破西瓜，老子在城裡下館子就從來沒問過價”。
民國時期有個“三不知道”的狗肉將軍張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道自己多少條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現在國內這樣的大牛博導大概也能數出不少來：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經費，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研究生，不知道自己研究生在幹什麼。
我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一次我去作為“重點實驗室”鑑定委員會評委去考察一個大牛的實驗室，整個一層樓都是他的，有十幾間屋子，每個屋子都有三四個人在做實驗，都是他的研究生。我問他找了多少研究生，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參，因為有統招的、在職攻讀學位的（只給學位不算學歷，類似國外的論文博士）、代別人培養的，名字也記不全，全是靠手下一幫人打點。問他有多少經費，他掰着手指頭算了半天，最後做不耐煩狀，隨口說了句“大概一兩千萬吧，有國家的、省里的、學校的、企業贊助的，很多摻和在一起，我也弄不清楚。你要缺錢，儘管說話便是”。至於問到他的研究生在做什麼，吭吭唧唧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
可我這個loser不行，不願意去拉關係，經費少得可憐，還曾被亮黃牌警告，無時無刻不是“羅鍋上山——錢緊”，所以只能幹點拾遺補缺的活計。發表文章也大多是“進一步闡明了…”、“系統地研究了…”“深刻地揭示了…”。
我上篇文章貼出後有網友說現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但我覺得這話有道理但不全對，科學領域商業化的現象確實在各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也有些人是“為藝術而藝術”、“為科學而科學”，不都是為了刷論文而做實驗的。
這次2012年的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給了英國的約翰•格登(Jonh•Gurdon)和日本的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據國內和格登有過接觸的人說，格登“優雅的像個紳士”，拒腐蝕永不沾，根本不理會美國佬的什麼“出版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那一套，做實驗就跟玩猜字遊戲一樣，完全是出於興趣，據說現在世界上這類科學家只有英國還有少量庫存，其餘的都被美國同化了。格登做的實驗也很有趣，就是把青蛙卵細胞核取出來，然後將源於蝌蚪的一種特異性細胞的核注入該無核卵細胞內，經“修飾”的卵細胞發育成正常蝌蚪，以後的克隆羊克隆牛都是在此基礎上搞出來的。套用一句毛主席語錄就是：指導克隆的理論基礎是格登實驗。
那個日本的山中伸彌更邪乎，據報道說半截實驗做不下去了，靠自己跑馬拉松募集研究經費，最後才把實驗完成的。他的成果是把已分化的皮膚細胞退回到類似分化前胚胎細胞的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PSC，國內有些雜誌寫成“IPSC”，據說研究者的本意是向“iPad”致敬，所以i應該小寫）。說的通俗一點，就是讓成熟細胞“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步退到分化前”，以後需要什麼細胞，再讓它分化成什麼細胞，重新製造我們失去的細胞、組織、器官，這個成果是人造器官非常重要一步。
山中伸彌做的就是將4種基因移入小鼠皮膚細胞，讓皮膚細胞重新編程成為可誘導多功能幹細胞（即iPSC）。據搞基因Knock-out, Knock-in, Knock-down研究的專業人士說（我完全是外行），日本人很邪門，怎麼就這么正好碰着了這4個基因，跟中六合彩的機會差不多。
說起日本人來我多說幾句，對於日本人中國人的感情非常複雜：蔑視、不屑、羨慕、嫉妒、恨、…，人類所有的感情表現，好的壞的、酸的甜的都有。我接觸過和日本學者打過交道的中國人，不管是教授還是留學生，都對日本人這幾年連連獲獎感到疑惑不解。
21世紀初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計劃。話一說出口，日本舉國上下一片罵聲，教授們認為政府官員連科學是怎麼回事都沒弄清就瞎說話，你政府老老實實撥款便是，用不着在這指手畫腳搞什麼規劃。看着那些科學家們訓斥官員，讓人想起《西遊記》中孫悟空經常說豬八戒那句話“快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裡，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據說有的科學家甚至連“8個啞鹿”這種粗口都爆出來了。國內有些媒體也是以嘲笑的口吻報到這則新聞的，話里話外暗示：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子！
可2000年到現在，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美國43人，日本10人，英國9人，法國和德國各5人。看來日本提前實現這一目標已毫無懸念。美國沒得比，記得誰說過，在中國歷史上，誰侵略我們，誰就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現在，誰優秀，誰就會成為美國人。美國就像一塊巨大的吸鐵石，把世界上絕大多數優秀人才，都變成了美國人。這種“人才拿來主義”的結果，使得美國讓任何國家都無法超越。
不過日本就叫人看不透了。論儀器設備這些硬件，總體說，日本高校並不比中國強，有些方面還不如中國，甚至遠不如中國，起碼和我們結成友好姊妹學校的那幾個日本大學條件都不如我們。我去他們實驗室參觀過，地方都很狹小，不要說放大型儀器設備，連書架、鞋帽櫃都放堆在走廊里。論人更不行，日本人給人的印象是木訥、呆板、遲鈍，遠不如中國人聰明靈活。中國研究生兩三個小時搞定的事情，日本學生要忙活一天。連美國人都知道，實驗室里回去最晚、實驗進度最慢的一定是日本留學生。
國際會議我也參加過幾次，日本學者中很少看到像歐美學者那樣氣場逼人、才華橫溢、神采飛揚的，大多是中規中矩的工匠類型，提問題也都愛關注細節，糾纏着溫度、壓力、反應時間等細節磨嘰起來沒完沒了。而且操着一嘴極為難懂的英語，弄清他們在問什麼遠比回答他們的提問內容困難。比如說，number two，中國人說“男伯吐”，不管怎麼說，還不至於造成理解障礙；可日本人卻讀成“男爸次”，這都是哪挨哪啊。
可誰都得尊重事實。從最終結果看，日本科學研究確實搞的不錯。物理化學自不必說，這幾乎成了日本的傳統強項了。日本已經獲得的16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化學7人，物理7人，這兩個領域現在有獲獎潛力的還有好幾項。日本東京大學的物理研究排名進入世界前三大概沒什麼爭論。據有關專家說，材料科學這個領域日本人稱第二，沒人敢說自己第一，連美國人也包括在內。
生命科學研究領域歷來是日本的弱項，但即使如此，達到諾獎水平的也還有幾項。像“鈣粘蛋白”就是日本人搞出來的，這種分子在神經形成和癌細胞轉移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一個研究熱點。還有內皮素也是日本科學家發現的，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縮血管作用最強的體內活性物質，我覺得一旦開發出相關新藥（阻斷劑）並在臨床上獲得成功，完全有獲獎的可能。
說日本人笨，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世界上最優秀的推理小說家、懸疑劇大師和作品，都是出自英國、美國、日本？甚至不誇張說，世界上只有這三個國家能夠“量化生產”推理小說。或許日本人就是笨，但細觀察你就會發現，經過一百多年來的努力，日本已經非常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科學傳統。“賽先生”已經在日本紮根，與科學相關的一切要素如探索精神、理性思維、尊重事實、信念執着、人文關懷和犧牲精神等，日本該有的都有，與西方沒什麼區別。在此基礎上，靠着東方人特有的勤奮，才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
反觀中國，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普通人，對假、空、玄、虛興趣濃厚，談不到有什麼科學精神，甚至連移植科學傳統的土壤都沒有。人人都以模糊思維為自豪，不知邏輯思維為何物，神州大地到處都是“大資本家想念毛主席”、“私營企業主捍衛公有制”、“牛鬼蛇神懷念文革”之類的鬧劇。文藝作品中的“偵破”，恐怕主要還是靠着“嫌疑人神色慌張不安、說話支支吾吾，這背後必有蹊蹺”來取悅觀眾。
歇兩天再接着聊。對諸位網友的鼓勵，不再一一表示，在此一併謝過！
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邪?(下)
金嗩吶
一提中國科研的問題所在，人們批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浮躁”、“急於求成”、“急功近利”、“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學術腐敗”等等。這些我都同意，都是事實。不過這些用不着上網來說，開會時就可以講，形容詞使用頻率合理，語調陰陽頓挫運用恰當，再配合適當的肢體語言，弄點雷鳴般掌聲大概沒什麼懸念。既然來上網，還是說點平時不便說的東西吧。
首先中國目前無論是官員還是教授，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自尊（雖然個個死要面子），更談不到自律。我記得這是網絡寫手俞天任（冰冷雨天）在談到日本公務員為什麼少有腐敗時提出的觀點。我覺得非常有道理，什麼“高薪養廉”、“加大打擊力度”都是扯淡，現在中國一貪污就是幾百萬，再怎麼提薪也到不了這個水平吧。要論“打擊力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犯罪現在還有幾個國家敢判死刑啊？為什麼會沒有自尊，一是跟毛時代針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群眾運動有關，這些我在《二杆子》系列裡說過；當然不能把一盆子屎全扣在毛主席頭上，跟現在的金錢崇拜也有關係。
人的因素這裡不展開說了，還是說點跟建立科學體制有關的吧。
我前邊說過，作為一個後發國家，需要在本國的土壤上移植、構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傳統。社會科學這塊比較複雜，需要考慮原有的文化傳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來說，如何對待原有文化傳統，確實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胡適所說“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目的之一就是在考慮如何在原有的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引入現代文明，還可藉此證明傳統文化的價值。
而自然科學就要簡單得多。國際上通用的方法就是兩個：1、請師傅進來帶徒弟；2、走出去拜師再回來按照師傅的方法帶徒弟。以後再在此基礎上通過不斷的“揚棄”，創建一套自己的體系出來。“一張白紙沒有負擔”絕不是意味着可以找一幫從來沒有摸過畫筆的稚童來胡抹亂畫，至少也要找個美術老師指導一下、學一學才能動筆不是？
美國基本上採用的是第一種做法。就像我前邊說過的，美國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把世界各地的師傅和有苗頭的學生都吸引到了美國，最終把美國建成了今天這樣一個超一流國家。當然，希特勒上台後的迫害猶太人運動、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這一過程。這也就是網友們在跟帖中說的，美國的物理學就是一幫德國人建立的。
中國在50年代初期，基本上也是這個路數，“以俄為師”、“蘇聯一邊倒”，現在看來當初就是找錯了師傅。這拜師很重要，跟着好人學好人、跟着巫婆跳大神，找這麼個二把刀師傅，能學出什麼名堂才怪。蘇聯搞藝術可以，重工業也可以，畢竟是社會主義，有“集中精力辦大事兒”的優勢可供利用；而基礎科學研究只是少數領域有亮點，整體水平跟歐美根本沒法比。俄羅斯至今還是一個靠出口天然氣和石油賺外匯的國家（當然還有武器），科研水平能高到哪去？起碼在生命科學領域，整個這一百年，就沒拿出什麼過硬的成果。沙俄時期還出過像巴甫洛夫、門捷列夫、波波夫、米丘林這樣的大家，以及那一大堆優秀的數學人才，這一百年蘇聯出過能與之比肩的人物嗎？
國內五七年反右，各級科學院都有知識分子因“反蘇”而獲罪的右派。據我所知，這些右派說白了就是看不上蘇聯來的科學家，嫌老毛子水平太凹。中國從50年代開始強制推行李森科學派，大批特批經典遺傳學派、基因、染色體學說，其結果就像談家禎說的：“由於受李森科的影響，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耽誤了，沒有做工作。最近幾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別人後面跑，更多的還是在補課。”其實連90年代進行的院校調整，也是一種“補課”。
不過蘇聯畢竟還是比中國強，如果一直跟着蘇聯這二把刀的師傅學，中國也不至於現在這樣。我以前說過，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問題是血腥和僵化，但是人家不胡來，類似小高爐煉出百無一用的牛屎鐵的蠢劇，人家可是一出都沒有上演過。無產階級領袖都是無所不能，從科學到哲學都要插一槓子，斯大林也不例外。但斯大林主義中反智色彩要比毛澤東思想弱得多，而且階級鬥爭觀念也要差得多。斯大林在修改李森科《論生物學現狀》的報告時，把“資產階級遺傳學”這個提法給刪掉了，並在旁邊作了批註，反問道：“哈哈哈，數學是什麼階級？達爾文主義是什麼階級？”
大概蘇聯數得出的鬧劇就是那個被後人稱為“科學騙子”的李森科。依我看，李森科主要問題是虛妄、靠政治打壓學術，從根本上否定孟—摩學說，但有些李森科的某些說法還是有點道理的。像嫁接雜交和獲得性遺傳，現在就可以用橫向基因轉移和表觀遺傳學來解釋，作為孟—摩學說一種補充修正也還說得過去，這跟中國的雞血療法、“銼刀微積分學”之類的鬧劇完全是兩回事（某清華大學教師為迎合時尚，對微積分用“銼刀銼出微積分”加以解釋，竟得以登上《紅旗》雜誌，名噪一時）。
科學的發展必須有傳承和積澱。具體到一門學科、一個研究領域來說也是這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找個大牛實驗室幹上幾年，把大牛的思想和做法照貓畫虎地搬到自己國家來，幹上十幾年至幾十年，就可以有點模樣了。據美國社會學家哈里特•朱克曼的一項調查研究報告：美國92位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中，有48人曾在前輩諾貝爾獎獲得者手下當過學生或做過晚輩合作者。
像被稱為“世界物理學發源地”的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實驗室，是從科學家私人住宅中擴展成一個研究單位，成為大學生和大學教師實驗場所的（套用一句毛主席語錄就是“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電磁場理論的奠基人是麥克斯韋是第一任教授（相當於實驗室主任），以後是諾獎得主J.J.湯姆遜，湯姆遜的學生中有盧瑟福、朗之萬、湯森德、麥克勒倫、W.L.布拉格、C.T.R.威爾遜、H.A.威爾遜、里查森、巴克拉等等，這些人都有重大建樹，其中盧瑟福、布拉格父子等7人獲諾貝爾獎；盧瑟福的學生和助手中有鮑威爾、哈恩、玻爾等12人獲諾貝爾獎；玻爾先是去了湯姆孫主持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幾個月後轉赴曼徹斯特，參加了以盧瑟福為首的科學集體，從此和盧瑟福建立了長期的密切關係，這為他在物理學上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礎。玻爾的手下又有海森堡、泡利、朗道等8人獲諾貝爾獎。
日本也是這麼做的，而且取得了成功。從1860年日本政府即開始採用“用客卿”（雇用大批外籍專家從事各個領域的工作）和“派客卿”（ 選派海外留學生）政策。日本大學，絕大多數都是“用客卿”和“派客卿”的成果。
像北海道大學（前身為1876年設立的札幌農學校）連首任校長都是美國人克拉克博士。克拉克博士在返回美國時候，對送別的師生們大聲說了一句話，Boys，be ambitious！從此，這句話就成了北海道大學的校訓。我們參觀北海道大學時，翻譯可能覺得直譯作為校訓不夠分量，就將這句話翻譯成“要做有理想有抱負有志向的好青年”，讓人聽着耳熟。中國人熟悉的江田島海校是學英國，連建造學員宿舍用的紅磚，都是從千里迢迢之外的英倫三島高價運來的。在日本海軍最輝煌時期，江田島海軍學校和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英國達特茅斯海軍學院並成為三大海軍學院。戰敗後陸軍不好找飯吃，海軍日子好過：到中學教英語去！而日本陸軍大學校引進的是普魯士軍事參謀教育與制度，後人認為這跟軍國主義的產生不無關係。據說現在日本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失敗主要是跟錯了人。當年和英國結盟的時候，無論是日俄戰爭、日本海大海戰都打得順風順水；以後跟着德國人就倒了血霉。英美同源，所以現在跟着美國混也不會差到哪去。
日本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學生，因為笨，所以玩不出花樣來，只有甘拜下風，按照毛主席語錄去做：“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結果就像我前邊說過的，日本已經將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傳統成功地移植在了日本本土。
日本現代物理研究的基礎是由一批從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之初留學海外的學者回國後奠定的，其代表人物是長岡半太郎及其學生仁半太郎科芳雄。長岡半太郎早年留學德國師從玻爾茲曼，並於1904年提出了土星原子模型，這一模型的核心理論與7年後盧瑟福提出的模型十分相似；而其弟子仁科芳雄則先後在英國卡文迪實驗室師從盧瑟福，在德國哥廷根師從希爾伯特，在丹麥哥本哈根師從玻爾，並在哥本哈根與克萊因共同提出了克萊因-仁科公式。
1931年，仁科芳雄在京都大學開設量子力學講座，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等都是忠實的聽眾。以後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都先後獲諾貝爾獎，坂田昌一雖沒有獲獎（是不是跟壽命太短有關，只活了59歲），但光是那“坂田模型”對基本粒子研究的影響就不得了，以後又提出了名古屋模型、統一中微子模型和四重態模型。老傢伙可能還記得，連初中物理都沒學過、煉鋼需要多高溫度都不清爽的毛澤東對“坂田模型”推崇的不得了，稱坂田昌一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並一度號召中國人學習“坂田模型”。說到這不得不五體投地的說一句，偉大領袖的政治嗅覺確實是超敏感，因為坂田昌一是科學家裡為數不多的服膺恩格斯的人，還專門寫了篇文章：《我所遵循的經典——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以後朝永振一郎的學生小柴昌俊和南部陽一郎（成果是在日本做出來的，獲獎時已加入了美國籍）均是朝永振一郎的學生，分別在2003年和2008年得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而另外兩位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小林誠與益川敏英則是坂田昌一的門生。
日本人雖然很“愚笨”，但就這麼一代一代的薪火相傳，逐漸積累，拼智商的物理學竟然成了日本的“傳統強項”。套用一句毛主席語錄就是“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在我這外行看來，恐怕用不了多長時間，小柴、小林的學生們也要拿獎了。因為拿諾貝爾物理獎的大多都有傳承，多來自那幾個有傳統的實驗室，斜刺里殺出個程咬金的情況不多見。倒是生命科學領域，程咬金們很常見，像澳大利亞發現胃幽門螺桿菌的那兩個大夫，似乎找不出什麼師承關係來。所以依我看，中國在拿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的可能性最大。
最初中國也想走這個路子，清末民初的那些“普羅米修斯”們，帶來不少文明的火種。像蔡元培改革北大時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之類的辦學思想，一看就是舶來品，絕不會在中國土生土長出來的。胡適、陶行知更明顯，從學術到言行都是杜威的弟子做派，就是腳踏實地改造中國。可惜全叫那些留日、留法、留蘇的遊學生們給攪和黃了。那些人在日本、法國、蘇聯都沒正經上學，淨學些“下克上”、“不斷把對手送上斷頭台”、“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階級鬥爭”之類的歪門左道。
中國民國出國的那些人我印象里師從大家的不少，至少從比例上看比現在高得多，五六十年代國內大部分科研成果也都是這些人做出來的。揚振寧、李政道都在費米手下幹過，錢偉長、錢學森都是超音速之父馮•卡門的親傳弟子。只不過這些人一回國要麼就水土不服，在各次政治運動被整的七葷八素，像斯貝發動機的理論創始人吳仲華；要不就為虎作倀，像寫出遺臭千古的論證“畝產萬斤”文章、對大躍進胡鬧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的錢學森。這還不如郭沫若，人家只是寫寫《毛主席賽過親爺爺》來作踐自己，沒產生什麼實質性的危害。
以後錢學森還嘴硬，多次論證“畝產萬斤”的可能性，1993年甚至得出“糧粒”可以達到畝產10萬市斤的結論！一些毛左和鉛粉也跟着起鬨，說什麼人家錢老是有前提的：“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真他媽的扯，這跟說“如果康熙真的不得病、不衰老，至少還可再活五百年”有什麼區別！錢老還裝傻充愣地跟溫總理提什麼“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何不出大師？答案很簡單，把馮•卡門、費米那一套原封照搬過來就一切齊活，幾十年後肯定大師輩出。
不光錢老那一代人不行，我們這一代也不行，沒從國外帶回什麼好東西。國故里有國粹和國渣，幾十年來我們的做法是棄粹取渣；外來的東西也是一樣，“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已成為國人的傳統。我們這代人從國外帶回的先進理念就是“出版或死亡”、“SCI崇拜”、“科研要跟經濟利益掛鈎”。這些“先進理念”在國外雖然存在，但畢竟還有制約因素，有它的積極作用，而且也沒像中國鬧得這麼邪乎。這些“先進理念”一經引入中國，就像引入了沒有天敵的外來物種一樣，加之又有適合生存繁衍的環境，就出現了這麼個後果。像SCI是美國人搞出來的，初衷是提供一種全新的文獻檢索工具，以後又用來評估文章的學術價值，到了中國就變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造就了今天這個局面。
說實話，現在國內高校搞科研一點鳥意思也沒有，大家都毫無興趣，就是奔着那點獎勵。據有人計算，如果中國大陸晉升職稱、博士畢業不要求SCI論文，至少有1/3英文雜誌要減刊，或者乾脆垮掉。很多科研就是製造垃圾，那些論文很多連“速朽”都談不上。一天到晚就琢磨着編輯部、審稿人、基金評委們好哪口，如何把一篇文章拆成三篇發表。記得SCI培訓班特邀教授講課說到這個問題時還油墨地說：“把整雞拆成雞翅、雞胸脯、雞大腿賣，比賣整雞划算”。靜下來想想，真是他媽的沒勁透了。
可俺老金比不得老蘆，大俗人一個，至今還處在“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境界，白花花的銀子生生落入別人的腰包還真有點不甘心，況且這還是能力的象徵，丟不起這個人。其實以我為代表的大部分中國人大概都是這樣，但凡不涉及個人損失時個個慷慨激昂，都是英雄；與自己利益相關時絕對都是“我不當王八蛋誰當王八蛋”的態度。再說，現在剛12月份，就有幾個來商量着報我研究生的了，“望着那一雙雙期盼的雙眼”，人家都指着你脫貧致富、就業謀生、晉升獲獎，各自後面免不了還有個的遊說集團，面子上也抹不開啊。
想想看活得真是挺沒勁的，每天在那浪費生命、糟蹋東西。我們現在用的那台儀器是一百多萬元買的，用它製造了大概八九篇無甚價值的SCI論文（即使不是垃圾論文，也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現在那台儀器已經過時了，馬上準備淘汰掉近台新的。加上買試劑藥品的投入、獎勵的投入，即使不考慮人力成本，一篇論文平均下來也得花費十好幾萬。說實話，還不如到投稿公司買篇現成的（現在到投稿公司買一篇SCI論文，大概是5-8萬）。前一段我看央視CCTV2採訪一個廠長，他含着眼淚對記者說，由於西方經濟不景氣，現在中國出口一件玩具只能賺幾毛錢。這TMD得多少工人幹活才夠我們這麼糟蹋的啊，想想就是造孽。
不過倒過來想想，中國SCI論文世界第二的位置不就是這麼拿下的嗎？國人心目中的大國崛起，這至少也是指標之一吧。現在人們富裕了，開始追求精神層面的享受了不是？多年前國內一開會就說“中國SCI論文數排在N位，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是不是將來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後代說：通過我們這代人的努力，把中國SCI論文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了！
本來想寫個上下篇做告別，不料想又囉囉嗦嗦寫了這麼多，如果還不收手的話又是個長篇系列。這網絡寫作就是容易上癮，也不用考慮“摘要不超過250字”、“拉丁字母要用斜體”，想到哪兒寫到哪兒，真TMD痛快。而且，水平高低不說，寫出來就是金氏風格，還真有人看。如果下點功夫在國內弄個博客，糊弄個幾千點擊率沒什麼問題。說實話，我的科研論文自己都很少看，別人論文中參考文獻引用，不少就是看看摘要，然後拿過來給自己做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