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極北之地，有一個叫做“經濟學”的部落。這個部落占據了一大片荒涼的凍土。由於“經濟學人”生活在這樣的天寒地凍之中，也由於他們多少有些排外，在外界看來，“經濟學人”過的是一種與世隔絕的艱苦生活。在“經濟學”部落，未成年者被叫做“研究生”。他們要經過莊嚴的成人儀式才能被接納為部落的正式成員。成人儀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每個“研究生”必須做出一種叫“模型”的東西，並得到“系”里的老人們認可。

這是萊瓊霍夫德（Leijonhufvud）在一篇寓言式的文章《經濟學部落的生活》（Life among the Econ）中對經濟學界的描繪。從這篇寓言中我們能夠得到的啟示是：如果說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時代經濟學還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學科，那麼時到如今，經濟學已經成了一個對外封閉而又有着嚴格的內部紀律的“部落”。如何才能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在實際經濟部門或政策決策部門的工作經驗、經邦濟世的雄心壯志、對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熟悉並不能幫上多大的忙，唯一的正途是進入研究生院受訓，拿到Ph.D.，這才是成為經濟學家的“入門磚”----或者更準確地說在美國是這樣。根據美國調查局的統計數字，美國約有13萬名經濟學家。但這其中包括了許多在企業界工作、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人。如果我們把經濟學家的定義限制在那些至少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的人，人數便分別減少到6萬人和1.75萬人。而那些真正活躍在學術界的經濟學家只有大約兩三千人，其中站在研究前沿的“核心”經濟學家約有五六百人，其餘兩千左右的“外圍”經濟學家大多是“核心”經濟學家的學生、助手和崇拜者，他們傳播、發展和捍衛“核心”經濟學家的思想。一流的經濟學家主要集中在最著名的幾所研究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的經濟系，如哈佛、MIT、斯坦福、芝加哥等。如果你翻翻排名前10名的經濟系教師們的簡歷，就會發現他們基本上也都是這前10名高校的畢業生。所以，如果想要成為經濟學的頂尖人物，必要條件便是到排名前10名的經濟系讀博士。1998年至2000年，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的傢伙”（visiting fellow）。* 有機會親炙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教誨，每天和哈佛經濟系的研究生一起聽課、討論，使我有了一個難得的近距離觀察美國經濟學界的機會。“經濟學部落”的人們總體說來有點冷漠，但對我這個外來者還算友善。在哈佛經濟系所在的Littaur樓里，我每天背着一個從國內帶來的碩大的軍用背包獨來獨往，東走西看。

我的朋友Xavier

出國之前，我通過哈佛的外事辦（international office）參加了“東道學生”（host student）活動。參加這一活動的學生均能得到一位在校的哈佛學生的幫助。出國前夕，我收到哈佛外事辦的來信，通知我的“東道學生”是經濟系的博士生Xavier Gabaix。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怪怪的，不知道為什麼讓我想到了墨西哥人。

到了劍橋之後，我和妻子前去拜訪Xavier。他瘦削的面龐，挺拔的鼻子，一問原來是法國人。Xavier熱情地邀請我們去吃飯。他問我們想嘗嘗哪國的風味。我妻子說那就法國菜吧。Xavier一下子就往回縮了，他說法國菜太貴了，還是印度菜吧。

哈佛為我安排的導師是帕金斯（Dwight Perkins）。他是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帕金斯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和藹的白髮老者。他知道許多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一些中國的漢字。不過，用Xavier的話說，“他是個好人但太老了”（He is a good guy but too old）。我先向他諮詢有關轉軌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最近有哪些理論進展，他說他不是搞理論的。我又問他在經驗檢驗方面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研究，他說他也不是搞計量的。最後，他給我列了一個長長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名單，但我後來一直也沒有找他們。失望之餘，我想到Xavier一定能夠給我幫助。拿到課程表之後，我就去找他，讓他推薦哪些課值得去聽。Xavier非常好為人師，他把所有的課程分為三類，第一類他給劃三個星，表示強烈推薦，其中包括宏觀、微觀、計量、國際貿易、公共經濟學等，因為這是最基礎的課程。第二類他給劃兩個星，表示可以聽聽，其中包括博弈論、經濟增長、產業組織、行為經濟學等，第三類只有一個星，表示最好不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其中包括森（Sen）的講座、帕金斯的發展經濟學講座、科爾奈（Kornai）的轉軌經濟講座等，他尤其是對Maglin的政治經濟講座深惡痛絕。

我基本上對Xavier的建議言聽計從。但也有不聽話的時候。我在國內就久仰馬士金（Maskin）的大名，所以選了他的博弈論課程，儘管Xavier對我那種對博弈論的狂熱信仰很不以為然。結果是，到了第三堂課之後，我就發現自己一點也聽不懂了。課間時候，我問坐在我左邊的學生，他說他是數學系的博士生，問我右邊的學生，他也是數學系的博士生。坐在我後面的是來自意大利中央銀行的一位訪問學者，他問我聽得懂嗎，我說聽不懂。我問他聽得懂嗎，他說他也聽不懂，我說那我們還在這裡幹什麼呢，他哈哈一笑說咱們去喝咖啡吧。1998年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我到哈佛圖書館裡把他的書悉數借出，讀了一個月後寫了一篇介紹森的學術思想的文章寄回國內。Xavier知道後很失望，認為我這是浪費時間，因為到這些人拿到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們的研究大多已經“過氣”了。後來森到哈佛開講座，我還是去聽了。讓我吃驚的是，一個小教室里人都沒有坐滿。這使我深深感受到哈佛學生見解獨立，充滿自信，從不盲目崇拜名人的風格。跟Xavier接觸久了，越發覺得此人不一般。他博士二年級寫的一篇關於國際貿易的論文，在赫爾普曼（Helpman）的國際貿易講義中已經是很重要的必讀文獻。他頻繁地變換研究的領域，在資產定價、經濟地理學、國際金融等領域都有很好的論文。我所說的很好是指能夠在《美國經濟評論》之類的雜誌上發表。他讀研究生的第三年就已經完成了博士論文，跑到MIT教書了。我到了不久，Xavier就開始張羅着找工作。結果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頓和MIT都邀請他去。Xavier裝出很為難的樣子，抱怨斯坦福房價太貴，芝加哥氣候太冷，MIT和哈佛同在一地，呆久了有點膩味。後來他選擇了先到芝加哥做一年的訪問教授，然後回MIT。

在他工作已經定了，但還沒有啟程去芝加哥的那段時間，每隔兩三周他就會請我吃飯，每次聊一個小時他就要匆匆回家。我問他忙什麼呢，他說經濟學他已經研究透了，現在在研究心理學。後來我看到他和Laibson合作的關於“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theory）的論文。順便說一句，Laibson在英國《經濟學家》的一篇報導里被列為30來歲新一代經濟學家的領頭人物之一。那天，在麻薩諸塞大街的一家日本餐廳里，他興致勃勃地向我講他的“壞老鼠理論”（我總是把他的理論戲稱是bad rat theory）。忽然，我們都沒有說話。然後，他輕輕地轉動着茶杯跟我說，在這段時間裡，他沒有任何的顧慮，所有的精力都可以用來做研究，儘管做成做不成仍是個未知數，但是，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間。我不禁為之動容。在那一刻，我認識到，我遇到了一個真正的高手。

在哈佛學經濟學

我對國際經濟學比較感興趣，所以選了赫爾普曼的國際貿易理論。教國際金融的是庫珀（Cooper），Xavier建議我別去，還是那句評價，“他是個好人但太老了”。後來，他告訴我多恩布什（Dornbusch）在MIT教國際金融，但時間正好和哈佛的經濟計量學衝突，我只好忍痛割捨，至今想來仍覺遺憾。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時候就已經學過高級宏微觀，到了哈佛之後才知道天外有天，高級之上還有高級。我們在國內學微觀用的教材是范里安（Varian）的《微觀經濟分析》（Microeconomic Analysis）。哈佛微觀的教材是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的《微觀經濟理論》（Microeconomic Theory），裡面用到的數學更深，而且國外經濟系像宏觀、微觀和計量這樣的基礎課都是講一年。宏觀第一個學期是曼丘（Mankiw）主講，參考教材是羅默（Romer）的《高級宏觀經濟理論》（Advanced Macroeconomic Theory）。第二學期是專題，由B. Friedman講貨幣政策，Laibson講動態和國際金融。除了這幾門基礎課有相對固定的參考教材之外，其他課程如國際貿易、公共經濟學等都主要是讀論文。馬士金的博弈論課程里的參考文獻有一多半是還沒有來得及發表的工作論文。

在哈佛的第一個學期是最痛苦的，首先要過語言關，同時深切地感覺到自己準備不足，尤其是，在國內我幾乎沒有接觸過經濟計量學，而上Xavier推薦的一門資產定價課時，給我的感覺從頭到尾都是計量分析。沒有辦法，我只好回過頭去統計系補習數理統計和計量分析。但那門資產定價理論我又不想放棄，於是我又選了同一位教授給高年級本科生開設的資本市場。我發現這很管用。事實上，給本科生開設的課程非常好，在研究生課程中講到的理論，這裡都有涉及，而且教授給本科生講課時更側重於討論其中的“經濟學”含義，同時帶有大量的案例分析，比起乾巴巴地只講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課程來說，本科生課程就像喝可樂，研究生課程好比喝苦茶。後來學習經濟計量學時我又用了這個法子。

總體說來，經濟系的課很枯燥。我原以為會有激烈的課堂爭論，但實際上，主要還是教授在黑板上推公式，學生們在下面唰唰唰地抄筆記。我還聽過政府系的幾門課，感覺完全不一樣。政府系的課課堂氣氛活躍，授課方式也生動得多。經濟系學生的爭論大多是在課下。Littaur地下室是經濟系的計算機房。這裡的幾間討論室里經常有三五個學生在熱烈地討論問題，黑板上滿是公式和圖。

經濟系是哈佛所有的系裡“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我聽教務處的一個先生說，經濟系裡外國學生的比例有60%。我個人的觀察是，學生的國籍主要還是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教授的“國際化”程度也很高，所以許多經濟系教授講課時都帶點南腔北調。我想，也許是經濟學課程的難度太大，懶惰的美國人知難而退了。經濟學中用到的數學越來越多，經濟系學生的數學基礎也越來越好。大多數經濟系學生都有理工科背景。Laibson講動態理論時，說要先用20分鐘的時間複習一下real analysis的幾個定理，結果這幫經濟系的小子們如釋重負，彼此打趣說我們先去外面休息20分鐘再回來吧。我說他們是經濟系小子並沒有太誇張。第一，男生人數占絕對優勢，女生能有30%就不錯了。這和政府系也很不一樣。我曾經想去聽政府系的“公共輿論”課，結果發現8個學生中除我之外都是女生，男老師很年輕，有點色迷迷的樣子，讓我很不舒服，第二次我就沒有再去。第二，經濟系學生的年齡普遍很年輕，很多都是20歲出頭，就這一點便常常讓我自慚形穢了。不過，在哈佛最大的痛苦還在於那種“局外人”的感覺。我學習經濟學還是因為在大學裡讀薩繆爾遜的《經濟學》時，讀到他說：“要領悟經濟分析的優美結構，僅僅需要有邏輯感，和能夠對於經濟學這樣的思維體系竟會對整個世界上億萬人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感到驚奇。”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受騙了。布坎南曾很不滿意地說，現在是不懂海賽加邊矩陣就免談經濟學。到我終於弄懂了海賽加邊矩陣，發現我還是不能談論經濟學，因為我不懂馬爾科夫鏈和測度論。真是“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坦率地說，數學不好還可以慢慢補習，最要命的是，在哈佛，我發現我關心的問題和別人關心的問題是那樣地格格不入。我曾試圖和MIT的一位博士生談論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他問我你有model嗎。我說沒有，他說那我怎麼跟你談呢。我和哈佛小子們一樣熱愛經濟學，或許我的熱愛還更真摯，但我可能永遠也不會融入他們所代表的經濟學主流中，因為我有撕扯不斷的中國情結，我的經歷和教育決定了我的研究一定是問題導向的。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正如我的一位老師跟我說過的，到了美國之後，知道了什麼是好的經濟學，也知道自己做不了好的經濟學。

回國前夕，我到郵局寄完複印的論文，再一次路過哈佛廣場。在銀行門口有兩個裝束像是南美人的樂師，在吹一種類似排簫的樂器。曲調憂鬱，令我神傷。走進哈佛園，那樂聲依稀仍在，我放慢腳步，回味音樂，環顧四周的樓舍草坪，恍如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