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霍金是當今世界上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他的名字及他的《時間簡史》早已家喻戶曉。他以殘疾之軀堅持不懈地進行科學探索，開拓了人們了解宇宙的視野。本書作者是斯蒂芬·霍金的前妻，她述說了自己與這位偉大天才的愛情以及在25年婚姻生活中的許多未為人知的故事，也述說了她作為一個殘疾名人之妻的苦惱和困惑。

第一次認識斯蒂芬，是1962年的夏天。那時，我的好朋友戴安娜和吉蓮即將畢業離校，而我將留下來續讀秋季學期，申請進入大學。一天下午，我們整理好書包，戴上草帽，決定進城裡去喝茶。我們走了不到100碼，路那邊的一個奇特身影進入眼帘：有一個年輕人低着頭，亂蓬蓬的棕色頭髮遮住了臉，邁着笨拙的腳步，踉踉蹌蹌地朝相反的方向走着。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不左顧右盼，沒有意識到我們這群正在穿過道路的女生。

我和吉蓮驚奇而又有些粗魯地盯着他看，可戴安娜卻熟視無睹。她對我們說：“那是斯蒂芬·霍金，他很奇特，但非常聰明，他是我哥哥巴茲爾的朋友。他曾帶我去看戲，我還在他家吃過飯……”

我們繼續往城裡走，出於難以解釋清楚的原因，我對剛才見到的那個年輕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因此那天的茶喝得索然無味。也許是他的古怪中有某種東西，使我這個生活在傳統環境中的人產生了興趣。我有某種奇怪的預感：我會再見到他！不管是什麼原因，那個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頭腦里，我至今還可以很容易地回想起當時的光線、色彩、形態和背景噪音等各個細節。

後來，戴安娜和她哥哥在1963年1月1日舉辦新年聚會，邀請我去參加。我看見一個年輕人挨着牆站在角落裡——就是我和朋友們夏天在街上看見的蹣跚行走的年輕人斯蒂芬·霍金。他和別的人群拉開了一點距離，正和牛津大學的朋友肯·莫里斯談話，講述他在一位導師的支持下開始在劍橋進行宇宙學研究以及學校里的一些事。我也參加了他們的談話。

他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我饒有興趣地聽着。他講起笑話來笑得直打嗝，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的許多笑話是嘲諷自己的。顯然，他也像我一樣不時在生活中遭遇挫折，但他總是設法看到各種境遇中有趣的一面；他也像我一樣羞怯，但是仍然樂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在聚會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相互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可是我想，除了可能偶爾路遇，我不會再見到他了。

再後來，在一次朋友的聚會上，我們先就學習的課程交換了看法，然後就開始談論朋友和熟人。戴安娜突然問：“你們聽說斯蒂芬的情況了嗎？”見我們愕然，她說，“他已經住院兩個星期了。他總是走路搖搖晃晃，不能繫鞋帶。”停了一下，她搖搖頭說，“他們做了很多可怕的檢查，發現他患了一種可怕的病，會導致癱瘓，無法治癒。他們說他也許……只能再活兩三年。”

我大吃一驚。簡直難以想象，一個僅僅比我大幾歲的人竟然要面對死亡的前景！

不久後的一天，我在車站等候火車，看到斯蒂芬從站台上搖搖晃晃走過來，提着一個棕色帆布手提箱。我大為驚奇。他看起來很快活，見到我時顯得更高興了。他的穿着好像比以前符合傳統，也比以前更有風度了。我們以前的會面是在晚上昏暗的燈光下，而此時的日光則顯示出他滿面動人的微笑和清澈透明的灰色眼睛。我們一起坐上去倫敦的火車，愉快地交談，幾乎沒有涉及他的疾病。他的舉止讓人覺得，他好像一切都很好，談論那個話題就太殘酷了。他說，他現在是回劍橋，他常常在周末回家。他問我是否願意在將來某個時候和他一起去看戲。我說我當然願意。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們相約在一家意大利餐館見了面。在那裡吃晚飯本身就足夠揮霍的了，而斯蒂芬還有戲票。我們倉促地結束了奢侈的晚餐，以便能夠及時趕到河南岸的老維克劇院，觀看《沃爾波內》的演出。到劇院時，幾乎來不及把我們的東西放好，戲就開演了。

那出戲使我們興奮不已，後來就站在汽車站那兒討論起來。汽車開過來了，我們就上了車。坐下來時，斯蒂芬扭頭對着我，抱歉地說：“非常對不起，我連買票的錢也沒有了，你有錢嗎？”我想到那天晚上他一定花了不少錢，心裡感到歉疚，很樂意付錢買票。售票員走過來。我在手提包里找錢包的時候，發現錢包不見了，尷尬的程度不亞於斯蒂芬。我們在下一排信號燈那兒跳下車，一路跑回老維克劇院。劇院的主要入口已經關了，斯蒂芬使勁推通往舞台的側門。門開了，裡面通道上的燈還亮着。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進去，沒有看見一個人。我們走到通道的盡頭，登上空無一人但仍燈火通明的舞台。我們提心弔膽，躡手躡腳地穿過舞台，然後下了台階，走進昏暗的觀眾席。我們很快就在原來的座位下面找到了那個綠色的皮錢包，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就在我們又走回舞台的時候，燈突然熄滅了，我們陷入一片黑暗中。斯蒂芬堅定地說：“拉住我的手。”我抓住了他的手。他領着我回到台階那兒，又上了舞台，走過去進入通道。幸運的是舞台邊上的門還敞開着。當我們跌跌撞撞地走到大街上時，都放聲大笑起來——我們登上了老維克劇院的舞台！

這以後，我們都急切地等待着來來往往的會面，但真摯愛情的道路確實崎嶇不平。由於斯蒂芬對自己的疾病有一種前景無望的預測，因此不打算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每次見面後，我常常含着淚水返回倫敦，斯蒂芬也許覺得我的出現是在他的傷口上撒了鹽。在涉及感情的問題上，他幾乎無所表白，而且拒絕談論他的病情。由於擔心刺傷他，我試圖憑直覺來了解他的感情，不強迫他說出來，於是無意中形成了不相互交流內心感情的交往方式，而那種方式最終變得不堪忍受。

他掩飾着他的敵意和失落感，好像是在故意盡力阻止我進一步和他交往。但是太晚了。我已經沒有辦法解脫了。

事實上，斯蒂芬也用情很深。在我們戀愛期間，我父母曾帶我到國外旅行，我竟然在途中接到他寄給我的信件。我一回來，斯蒂芬就很高興地來看我。我從直覺上推測，他已經開始更自信、更愉快地看待我們間的關係了。其後，在劍橋，在一個小雨淅淅瀝瀝的晚上，斯蒂芬終於吞吞吐吐地低聲向我求婚——那一時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面對有人要我仔細了解斯蒂芬病情的提醒，我回答說：我非常愛斯蒂芬，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結婚。我願意為他做飯、洗衣、購物和收拾家務，放棄我自己以前的遠大志向。因為與我面前的挑戰相比，那種抱負現在微不足道了。我相信斯蒂芬也會非常愛我。

�}1965年7月14日，我們舉行了婚禮。我的婆婆朝我走過來，笑眯眯地說：“歡迎你，霍金太太，從現在起那就是你的稱呼了。”

第一個星期和諧美滿的婚姻生活轉瞬即逝。一天，斯蒂芬可能是因為在夜晚冷空氣中着了涼，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咳得喘不過氣來。這種情況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的疾病似乎被長期地壓制着，現在突然可怕地爆發了。潛伏的幽靈從陰影里走出來，扼住他的喉嚨，把他拋來拋去，像甩布娃娃一樣搖動他，把他踩在腳下，滿屋子裡迴響着他刺耳的咳嗽聲，直到窗戶啪嗒啪嗒作響，冷風回應着驚惶失措的叫聲。斯蒂芬在對手的折磨下狂暴而又孤立無助，我卻不知所措。我驚恐萬分，對突然遭遇運動神經細胞疾病——在我們婚姻生活中首次露面的同伴——的可怕力量毫無思想準備。斯蒂芬終於向我示意要我捶打他的後背。我用力地拍打着，決心趕走那個無形的怪物。那個怪物終於像突然出現時一樣，很快地消失了，而我們已被折磨得筋疲力盡。那一次突然襲擊是一個警示未來危險的凶兆，對我們兩人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動。

生活的壓力接踵而至。我要去購物，要收拾房子、洗衣服。因為負擔不起專業人員的裝修費用，我不得不自己動手，我買了一套刷子和大量白色乳膠漆，開始刷起沾滿污垢的牆壁。我打算在搬進去之前先刷兩個最重要的房間——起居室和主臥室，然後再在以後幾個月裡逐步刷其他地方，如三層的閣樓、兩段樓梯、廚房和浴室等。

我討厭漆的氣味，因此在刷牆時通常敞開前門。鄰居撒切爾夫婦經常過來觀賞，給我準備一杯又一杯茶，說了許多鼓勵的話。有一天，撒切爾先生從門前路過時，停住腳，稍微彎下他那軍人的身軀，朝開着的門裡看。他大聲說：“喂，你看起來身體很單薄，可是你一定很堅強！”他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瘦削的臉上還有戰爭留下的傷疤。聽到他的稱讚，我站在梯子上笑了。幾天后，撒切爾夫婦告訴我們，他們決定付錢讓給他們打零工的人為我們粉刷起居室的天花板。西爾瑪·撒切爾這樣評價她丈夫這不尋常的慷慨行動：“這是親愛的比爾送給新鄰居喬遷新居的禮物。”

我們開始形成一種生活方式：斯蒂芬通過上班、授課和論文競賽來掙錢；我管理家庭財務，精打細算，支付各項費用，儘可能多攢錢。

此外，我還要給斯蒂芬打印論文。斯蒂芬寫出部分論文稿子，字跡潦草，幾乎無法辨認。論文裡還有方程式和各種符號，有聯署符號和係數，有希臘字母和行上行下的數字，有無限和非無限的星系，那些東西簡直要把我逼瘋了。不過，由於他的論文是科學論文，篇幅不是太長，這真是令人慶幸。另外，能通過我的手指把關於宇宙起源的論述付諸文字，每想到這一點，我也能得到一些滿足。那些密碼數字、字母和符號都是在揭開那浩瀚空間的秘密呵！這足以令人敬畏。然而，過長時間地考慮空間的無限性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因為那樣會分散對行上行下各種小點和符號的注意，而任何一個位置錯誤都可能使宇宙起源問題的論述陷入可怕的混亂之中，這會打亂宇宙萬物的整個秩序。

除了打字這一純粹機械活動之外，我還能做出其他的貢獻，我因此也頗感自豪。斯蒂芬對英語的使用不盡如人意，他的話語裡有不少“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這類多餘的詞語，在書面語裡也不關心英語的用法。撇開其他方面，我作為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文官的女兒，從小就受到精確運用語言的教育，重視語言的明快和詞語的豐富。在這方面，我可以給斯蒂芬以智力上而不僅僅是體力上的幫助。就我個人來說，我也把這方面的工作看作是一種事業，是在架起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間的橋梁。　　

斯蒂芬的病情漸漸加重，他越來越需要我的幫助。無論他到何處去，都必須把我的胳膊作為依靠。從共同奮鬥的力量中，從相互信賴中，我們兩人都獲得了信心和勇氣。接着，我發現自己懷孕了。

1967年5月28日，我們的兒子羅伯特·喬治來到人間。嬰兒帶來的歡樂令人陶醉。他長得稍大一些後，我們外出活動，總是三個人，再加上一輛嬰兒車和一根手杖。

1967年7月我們有過一次難忘的旅行。在機場，航空公司為斯蒂芬及時提供了輪椅，服務人員讓他坐在輪椅上，推着他直接通過海關和護照檢查處，送到登機室。我抱着羅伯特，背着裝滿旅途用品的大包小包，緊緊跟在後邊。剛到達登機室，廣播裡就宣布我們的航班推遲了。

我們坐在悶熱的登機室里等着，羅伯特急切地喝完了瓶子裡稀釋的薔薇果漿，而那應當是讓他在去西雅圖的一路上喝的。我把羅伯特放在斯蒂芬的膝上，去排隊領取免費的三明治。等我回來，看到眼前的情景，嚇得目瞪口呆。羅伯特仍然安全地坐在父親的膝上，身子舒適地靠在斯蒂芬胸前，甜蜜蜜地笑着，斯蒂芬用胳膊摟着他。可是斯蒂芬的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一大股黃水順着他的新褲子流下來，猶如河水泛濫。黃水流進他的鞋裡，他卻呆在那裡束手無策。我丟掉三明治尖叫起來，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尖叫。

一個胖胖的護土，身穿綠色衣服，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開始進行處理。她立刻抓住輪椅，把輪椅連同上面的父子兩人往回推，不顧通道上官員的詢問，過了護照檢查處和海關，來到一個幼兒室里。在那裡，她為嬰兒清洗，把為斯蒂芬擦洗的任務交給了我。這時，擴音器里發出我們那個航班的最後一次登機通知。護士沉着冷靜，接通了中央控制台，告訴他們飛機必須等我們。就這樣，羅伯特在剛剛七個星期大的時候，就得到了為他而延遲國際航班起飛的“殊榮”。斯蒂芬則不得不穿着那條褲子，經歷了長達九小時的壯觀旅行。

1967年，斯蒂芬受聘於西雅圖的巴特爾研究所。在西雅圖，我獨自照顧殘疾的丈夫和幼小無助的兒子。秘書告訴我們，巴特爾研究所離我們住的房子很近，大約只有兩英里。不管是兩英里還是二十英里，對我們都沒有多大差別：必須開車把斯蒂芬送到那裡去，而要送斯蒂芬也就必須帶着羅伯特。這意味着一大早就要幫助斯蒂芬穿衣吃飯，接着給羅伯特餵奶和洗澡——是按這個順序還是顛倒過來，就看誰的需要最急迫……

羅伯特一周歲的那年夏天，我和斯蒂芬帶他去海邊度假，第一次讓他用提桶和鐵鏟玩沙子。在那裡，我遭遇了沒有預料到的兩難困境：需要同時照顧兩處。斯蒂芬的行動速度減慢了，而羅伯特的速度加快了。斯蒂芬發現在鬆軟的沙子上行走困難，我也是一樣，因為我一隻胳膊扶着他，另一隻胳膊挎着提包、鐵鏟、毛巾和摺疊椅。此時，羅伯特卻跑開了，一直衝向大海。幸好海岸上退潮的速度不快，因此我們避免了不幸的事故。

後來，又發生過羅伯特誤喝藥水中毒的事件。在醫院裡，當護士宣布羅伯特雖然仍未擺脫危險，但情況不會再進一步惡化時，我驚恐地想起我把斯蒂芬獨自留在家裡了，而他幾乎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哪裡最需要我？是在醫院裡和昏迷不醒的兒子在一起，還是和肢體殘疾的丈夫在一起？沒有我的幫助，斯蒂芬有可能摔倒，有可能摔傷，也有可能噎住而窒息！我把孩子交給護士，冒着濛濛細雨一路跑回去找斯蒂芬。謝天謝地，有朋友來幫助斯蒂芬起了床，帶他去上班了。

以後，我們又有了兩個孩子。斯蒂芬經常問我是不是可以陪他去某個遙遠的地方開會，但我無法忍受把孩子放在一邊。斯蒂芬以極其堅強的意志追求他的事業，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出席各種會議，他感到他在擴展自己的生命，宣示了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存在。但是我成了他的孩子的母親，對孩子們同樣負有責任。

那種情景常常造成一場嚴峻的競爭。斯蒂芬問我是不是願意和他一道去紐約、普林斯頓；我深表歉意，婉言拒絕。斯蒂芬仍然每個星期非常耐心地重複同樣的問題，直到我開始發狂。我內心充滿愧疚感，覺得是我使他受到壓抑，使他因缺乏理解而悲傷。

我們成了自己巨大成功的無辜犧牲品，這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公眾形象和家庭現實之間不僅存在巨大差異，而且二者實際上正相互衝突。運動神經疾病並沒有被征服，它仍然邁着緩慢而無情的步伐向我們走來。儘管我們竭盡全力維持我們的自尊所依賴的一切正常的虛假外表，那種疾病卻支配着我們和孩子們的生活。

在智力方面，斯蒂芬是一個巨人，總是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我也一直順從他；在身體上，他則是那麼無能為力，處處依賴別人，和任何一個新生嬰兒一樣。對於他，我扮演的完全是母親的而非愛人的角色：我為他餵飯、洗衣、洗澡、穿衣服、梳頭和刷牙。我已經承擔起他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我漸漸地變為一個全能的母親，只是不承擔護士的任務——由於我沒有受過那方面的訓練。人們可能仰慕這樣一位天才，但是這個天才沒有可以擁抱我的有力臂膀，沒有可以滿足我的渴望的力量。

我準備盡力壓抑我的本能，發展以志同道合為基礎的比較平靜、可愛的關係，希望我們可以重建和諧與平靜的心態。有朋友提出我可以通過參加某些消遣活動而獲益，如參加當地教堂的唱詩班。我聽從了這個建議。

斯蒂芬真誠地鼓勵我對音樂的新興趣。每星期都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照看孩子，以便給我一個小時的時間，去上一個晚間發聲技巧學習班。

在一個黑暗的冬夜，唱詩班指揮喬納森·赫利爾·瓊斯同我一起走在大街上。我們開始交談起來，我很多年沒有那樣與人交談了。我有一種怪異的感覺，好像遇到了一個相識已久的朋友；那個陌生人使我的一些模糊的回憶清晰明朗起來。我們談論唱歌、音樂、幾個都認識的熟人以及旅行，我得知，他剛結婚一年的妻子因患白血病去世了。

1978年1月，在斯蒂芬去美國的三個星期里，我和聲樂班的一夥熟人參加了一個音樂晚會。在那裡與喬納森偶然相遇。這次相逢之後，喬納森便在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來我家教我女兒彈鋼琴。最初，他嚴格控制上課的時間，後來便多呆一會兒，幫我練習舒伯特的歌曲。此時，斯蒂芬在羅伯特的臥室里指導他操縱玩具火車，並且成為我們自己的舒伯特歌曲演唱會的聽眾。過了幾個星期以後，喬納森開始提前來我家吃午餐或者教完課以後留下來吃晚飯，並且幫着照顧斯蒂芬。

以後，我們經常會偶然相遇，並且對那種非同尋常的巧遇感到奇怪。我們常常站在路邊談話，不在意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也不在意我們正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了一個理解面對死亡時的緊張和艱辛生活的人。1978年5月，我們同到倫敦看展覽。他那時宣布，他準備承擔起照顧我和我家庭的義務，不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情。那時，我們坐在教堂的一個安靜的禮拜室里，遠離遊人的嘈雜聲，他的那番無私而又感人的承諾，把我從黑暗生活的真空中拉了出來。

斯蒂芬最初對喬納森表現出一種男性的敵視。他盡力表示出在智力方面對喬納森的優勢，但是他不久就沮喪地發現這個辦法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效果，因為喬納森根本就沒有和他競爭。喬納森是個無私的人，很注意別人的需要，隨時準備對斯蒂芬的無助、微笑和眼神作出反應，而不在意他的鼎鼎大名和超人智力。在喬納森的影響下，斯蒂芬變得更溫和，更平靜，也更善解人意了，好像他也覺得自己可以松一松在同命運的鬥爭中所穿的盔甲了。

我們三人齊心協力，開始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時期。

音樂成為我精神復生和成長的途徑。在喬納森的陪伴下，我又熱心於演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歌曲。

在上世紀80年代，斯蒂芬沉浸在國際社會對他的歡呼聲中，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護理小組來到我們家，給了我急需的幫助，把我從極度緊張和勞累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喬納森一直任勞任怨地支持我，給了我精神上的鼓勵，並且獻身於我們全家，使我長期受壓抑而休眠的各個方面開始重見光明。

多虧了喬納森，我可以指望有一群現成的觀眾。無論我在哪個教堂或音樂廳演出，他都會安排我的家人，包括斯蒂芬、我父母和孩子們，一同前往。在劍橋，大多數音樂會的舉辦地點離我們家很近，步行就可以到達。只要音樂廳入口處是平地，不要上一溜台階就行。在遠離我們家的鄉下，要參加音樂會就比較困難了。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其他人不去，喬納森會自願開車沿着漆黑的蜿蜒小道走數英里，帶斯蒂芬一人參加。不止一次，我們的指揮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已經舉起指揮棒，正準備落下去時，教堂的大門敞開了，一陣寒風呼嘯而入，輪椅的吱吱聲宣布“宇宙之王”到達。斯蒂芬·阿姆斯特朗總是泰然自若，鬆弛一下舉起的手，放低胳膊，對包括我在內的合唱隊溫和地笑一笑，似乎這樣打斷演出沒有什麼關係。對於他的寬厚，我總是非常感激。

斯蒂芬到國外去的時候，或者我們駕車去歐洲大陸某個地方接他的時候，我和喬納森才偶爾猶猶豫豫地讓那可憐而又柔弱的愛情小草顯露出來吹吹風，開一會兒花。甚至在那時，它也常常是用緊張而負疚的淚水澆灌的。有一些人，固守着絕對的道德標準，對我們的顯然不合常規的生活方式側目而視。我們的生活方式給傳統道德帶來的挑戰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不相信，我和喬納森也清楚地意識到那種生活違背常規，並在實際上一直經受着良心的折磨。

斯蒂芬開始只是英美科學界的知名人物，由於他的《時間簡史》一書取得成功，他開始譽滿全球，成了全世界崇拜的人。1988年10月，我陪同斯蒂芬去巴塞羅那，出席西班牙文版《時間簡史》的發行儀式，在那裡，我們初次感受到那種崇拜的氛圍。無論斯蒂芬到哪裡，都能被認出來，只要他出現在大街上，總是吸引大批行人駐足，向他鼓掌致意。在眾人注目之下，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無論是走路、抬頭還是微笑都感到彆扭。我本人也應邀接受了一家婦女雜誌的採訪。作為斯蒂芬的知識伴侶，我們又一次夫唱婦隨，進行了令人滿意的合作。

這種生活也許註定會發生改變：一個叫伊萊恩·梅森的護士漸漸成為斯蒂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所具有的專業訓練，使她能注意到斯蒂芬的每一個怪念頭。當我收到斯蒂芬的一封信，說他打算和伊萊恩·梅森生活在一起時，我知道一個時期行將結束了。1995年5月，在斯蒂芬和我辦了離婚手續的四個月後，斯蒂芬結婚了。1997年7月4日，我和喬納森也成了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