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中國在外力強迫下正式對外開放以來，能夠接觸到外部世界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讀書人，無不痛感於中國的貧弱，以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心態，尋求着古老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我們迄今仍然走在這條路上。

五四運動及作為五四運動背景的新文化運動，也許是這條路上的一個轉折點。至今85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她的衝擊波。從今天的種種政治、文化制度和觀念中，我們也依然能夠清晰地看到她的背影。

五四的遺產就是“科學與民主”。這其實是整個150多年來每代人都念念不忘的兩大目標；大多數人都同意，現代化就等於科學加民主。只不過，五四時代的激進知識分子把這個口號大聲喊了出來，並使它們深入人心。八十多年來，這兩種觀念一直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變革的推動力量。當然，在實踐中，這兩者的落實還不盡如人意：儘管接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很多，但在決策中，卻未必能夠真正體現科學精神。民主制度的建設，也才剛剛起步。

然而，現在回頭來看，把現代化歸結為科學與民主，卻是不準確的。現代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還涉及到憲政、法治、市場等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世界上還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在拒絕市場體制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的。而這些東西，都不是“科學與民主”兩個詞所能概括得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概括上的偏差導致了後來制度設計上的偏差，從而造成了現代化道路的挫折。比如，市場制度在數十年間曾被完全壓制。

更糟糕的是，當後來的人們把本來已經簡單化的“科學與民主”推到極端的時候，更是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認為，民主和科學是人間最美好的東西，西方人就是靠這兩樣東西實現了現代化和民富國強。回過頭來，他們再來觀察中國傳統，卻看不到這兩樣東西，起碼沒有完整的現代科學體系與成形的民主制度。於是，他們就相信，中國之所以沒有現代化，就是因為傳統的阻礙。傳統的政治就是專制，傳統的社會就是人壓迫人，傳統的道德就是人吃人，而傳統的文學就是空洞無物，傳統的文字太難學習，總之，傳統中國人整個就不是人。因此，為了現代化，必須首先摧毀傳統，改造社會、思想、觀念，培養新人。堅決、徹底的反傳統，就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個最為搶眼的現象。不管是陳獨秀、魯迅還是胡適，都是反傳統的急先鋒。

他們的信念是真誠的。不過上，他們的言與行其實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們成長於傳統之中，在他們身上，傳統的知識和道德已經流入血液中，因此，即使他們提出了矯枉過正的口號，也不至於劍走偏鋒。他們的口號是激進的，但他們的行為卻是中庸的。

也許正是這樣的自相矛盾，使他們的人生是豐滿的，他們的知識是豐厚的，他們的思想是深刻的。五四那一代，既受傳統的薰陶，又接受了西方知識；他們從容地遊走於古今、中西之間，從而寫就了這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最華美的一個篇章：他們生產出了最優秀的小說，散文，思想，學術，以及科學精神和道德人品。

而後來的人們卻只聽到了那一代人所說的，而沒有看到他們所做的。那些口號被進一步簡化。民主被簡單地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而忽視了其中複雜的互相制衡的憲政、法治制度設計。科學則被簡單地理解為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是不好的。一切社會習俗、宗教、風尚、信念等等，都必須用科學的標準來衡量一番，如果不合乎科學，就毫不留情地拋棄。於是，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向中國的傳統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征伐。瀰漫於全社會的反傳統衝動，自然也滲透到政府的決策中。舊的城市被連根摧毀，徹底重建，城市的特色逐漸地消失。傳統的習俗被大規模地清理、改造，與政治性節日和西洋節日相比，傳統節日的氣氛越來越淡薄。漢字屢次經過人為的改造，社會普遍的寫作技藝則越來越粗糙，學者們、甚至文學家們所寫的作品已經沒有多少美感。法律成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在立法的時候，經常不考慮民間原有的民事慣例，比如禁止燃放鞭炮、禁止乞討。在經濟立法中，也根本不考慮原有的民間商事慣例，一味追求現代化，卻使法律使經濟現實脫節。

知識分子曾經錯誤地以為，這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人們驚訝地發現，在這樣一輪又一輪徹底反傳統的文化、社會運動之後，中國確實已經喪失了傳統，但卻並沒有實現現代化。我們被吊在半空中，社會陷入一種規範、道德的真空狀態。在文化上，今天的我們成了一群無根之人；人們的精神取向也越來越趨向於物質化，這卻被歡呼為“個性的解放”。

而當我們的視野投向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時，我們更加驚訝了。在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與我們屬於同一文化群體的香港和台灣，沒有發生大規模摸的摧毀傳統文化的運動，傳統的道德、社會風俗、習慣，被自然地保留下來。然而，他們卻比我們更為現代化。在那裡，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令人驚訝地可以和平相處，而且，甚至是相得益彰。那裡的文化似乎有更為豐厚的底蘊，那裡的社會似乎更穩定同時也更有創造力，那裡的人們的生命似乎更為充實。

回頭再看，我們恐怕不能不承認，也許，我們把事情弄擰了；或者，從五四那一代起，當他們提出那個簡單的口號的時候，就已經把事情弄擰了。因此，當我們在八十五年後紀念五四的時候，我們所要做的，可能就是超越五四，超越科學與民主這樣簡單的口號。其實，這才真正符合五四所倡導的科學理性精神。

事實上，隨着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的放鬆，中國原有的一些習俗、規範、慣例已經在某些領域自然地復甦，並且，與西方的習俗、規範和諧地並存。另一方面，已經有一些學者從學理上嘗試超越五四遺留下來的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截然對立的思維模式。他們受過社會科學訓練，一方面，致力於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目標，當然，大大擴展了科學與民主的內涵，在科學方面，強調的是尊重現實，以試錯的方式，尋求解決解決現實問題；在民主方面，則突出了憲政、法治等等更為基本的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中國傳統的觀念和制度，持一種同情的理解態度，並嘗試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西方的觀念和制度進行無縫對接。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樣的努力已經逐漸形成一種思潮，並且影響越來越大。

打破固守傳統或崇拜西方的狹隘視野，以平和、理性的態度公平對待中國傳統與西方資源，可能恰恰是恢復了胡適、陳獨秀等人的精神。紀念五四，我們需要學習的是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做法，而不是照搬他們提出的簡單化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