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三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兩個妹妹。爹從小有肺病，做不了莊稼地里的重活，性格內向，與世無爭。娘很要強，也很能幹，家裡的大事小事都是她做主。家裡有幾畝地，在村里既不富裕，也不是最窮的。爹和娘從未上過學，用娘的話來說，就是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

當時，我們村里已經有了小學。其實，學校就是一間房，一個先生，連桌椅板凳都沒有。學生上學要自己帶小板凳。由於爹娘只有一個兒子，我哥只上了四年初小後，我娘就不再允許他繼續上學了。其原因是怕他上多了以後，遠離家鄉，她要把他拴在土地上。當時的冀中平原處在日本侵略軍的控制之下，但八路軍，共產黨也很活躍。這一點我們從很多文藝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像《小兵張嘎》、《敵後武工隊》、《地道戰》等。特別是梁斌的小說《紅旗譜》和《播火記》所描寫的就是我們縣的事。村裡有些像我哥那樣的小伙子參加了抗日組織，但我娘對我哥控制的極嚴，決不允許他離家。我姐姐從未上過學，從小幫助我娘照料三個妹妹。

六歲時，我在村里上了小學。除了每天上學要帶小板凳以外，對其他的事沒有什麼印象。後來日本人取消了村裡的小學。我們都轉到三里以外的耿莊。在耿莊小學，我記住了下面的幾件事。

耿莊有日本人的炮樓，就像電影《小兵張嘎》裡的那種。

有一天上學後，日本人把學生都集中到一個打穀場上。原來，昨天晚上有個日本兵被人打死了。日本人先是讓大家給死者默哀，然後把一個中年男人壓到場上，當着大人小孩兒的面用腳踢，用槍托戳，打大耳光。說他是殺人兇手。我也不記得這人最終的結果如何。

學校的操場上有滑梯。日本人看到漂亮的女孩兒，就抱着女孩兒往下滑。

有一天，我和堂哥玩蹺蹺板。當上課的哨聲響起時，堂哥離開蹺板，撒腿就跑。我正在蹺板另一端的上方，猛地從上面落下來，把我屁股墩得很痛，好一會兒爬不起來。進了教室後，看我衣服上都是土，先生訓斥我貪玩遲到，讓我把手伸出來。先生抓住我的手，狠狠的打了一板子。這一板打得我疼得鑽心，使我記憶終生。

抗日戰爭勝利時，我剛好初小畢業。當時政局混亂，國共兩黨你來我往，有很多學校被迫關門，沒關的也不能正常上課。有差不多三年的時間，我沒有上學，在家裡幹活，拔草，餵牲口，縫衣服，拾柴禾。

到了1948年，我們這裡已經是比較穩固的解放區了。離我們村十二里路的繆家營，開了一所高小（高級小學）。我想去上學，但娘不同意。

我娘認為一個女孩家，都能讀能寫了，比她已經強多了，再過幾年，應該能找個好人家嫁出去了。娘不讓我上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家裡窮。當時我家共有九口人，五個孩子，兩個老人。每年收的糧食勉勉強強夠全家吃，根本沒有任何多餘的錢。我娘是當家人，她必須精打細算，一分錢掰成兩半兒化，才能維持這個大家的正常運轉。

我知道娘很不容易，可我太想讀書了。從三年的初小里，我非常認真地讀書，認識了很多的字。到離開學校時，我已經能夠讀很厚的故事書了。從書中，我知道了很多過去的和外面的人和事。我知道了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並不是像我們這樣活着。我嚮往那些多姿多彩的生活。另外，我們村在冀中平原，離保定、天津、北京都不遠，交通也方便。村裡的一些人去過這些大地方，我從他們的描述中想象着那些大地方的樣子。

娘雖然不識字，但喜歡聽故事。只要我們有空，我就給她念書。像“大八義”、“小八義”、“說唐”、“水滸”、“西遊記”等等。很多書是念了一遍，過些日子又念一遍。我家前院有個老太太，娘管她叫大嫂。她也喜歡聽我念書。她幾乎每天都要到我家來，我就給她倆念。我對娘說，你看，原來要上初小時，你就不讓我上，我要是不上學，現在怎麼給你們念書呢？我要是再多念幾年書，還能做更多的事。

村裡有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姑娘。一個叫大湛，一個叫舒雲。我們三個都想上學。大湛有三個哥哥在外邊闖蕩。舒雲有一個哥哥在北京。她倆很早就得到了家裡的許可。只有我過不了我娘這一關。舒雲的哥哥從北京回村探親時，專門到我家說服我娘。他說，在城裡，女孩兒同男孩兒一樣，也都上學。不光上高小，還上中學，甚至大學。還說，小瑞（我的小名）是讀書的料，你就讓她上，將來她要是有了出息，在城裡找到工作，您還可以到城裡去享福。在多人的勸說下，娘終於同意了讓我去繼續上學。我興奮的心情難以用語言來表達。我一定會盡我的全力，好好的學，不辜負我娘。其實，我去上學，我爹，我哥，我姐，我妹妹們，還有爺爺奶奶，都要為我做出不同程度的犧牲。

就這樣, 從1948年到1954年，一共五年半的時間,我在繆家營上了高小和初中。

繆家營的學校不收學費，但我們需要自己買書，買紙和筆等文具。因為沒有現錢，每次要買這些東西時，家裡都要賣些雞蛋或糧食。我從來也沒有擁有過書包。我用一塊方布，把書、本、乾糧包在布里，挾着布包走路。中午的乾糧就是一塊玉米餅，沒有任何菜。幾年都沒有變過。

村裡的一個堂姑姑送給了我一隻鋼筆。對我來說，那是我擁有的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我對它非常珍惜，使用時也很經心。但用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回家時，筆從布包中漏了出來。到晚上發現筆丟了後，娘把我大罵了一頓。說，你要是找不回來就不要再上學了。我哭了半宿，早晨天不亮就同哥哥姐姐一起沿路去找。找了幾個來回，也沒有找到。到學校去問，也沒有人看見。娘就不許我再去上學。我在家裡哭了五、六天，既為丟了寶貴的鋼筆傷心，更為不能再去上學而害怕。後來，娘看我難過得飯都不吃，於心不忍，又允許我回學校了。可從此以後，我絕不敢向我娘再提買鋼筆的事了。我只能用鉛筆，到不得不用鋼筆時，只能向同學或老師借。

前面提到,繆家營高小離我們村十二里,除了我、大湛和舒雲外,還有兩個男生也在那裡上學。每天早晨,我們聚在一起,挾着布包,走去學校。下午放學時再走回來。經歷了多少嚴寒,酷暑,強風,雨雪,我們五個人都堅持了下來。能結伴時,我們五人儘量都是在一起走。有時，有人有事,最少也是兩個人搭伴。只有一個人時,父母兄弟姐妹還要接送。最嚇人的是到了秋天。華北平原著名的青紗帳起來以後,玉米高粱一望無際。（當年,日本兵在此時龜縮在炮樓里,不敢再出門）在上學的路上，我們兩三個女生在青紗帳里走得戰戰兢兢,唯恐遇到壞人。

上初二時,我得了一次病。剛開始時,咳嗽,發低燒。到後來,咳嗽的越來越厲害,連睡覺都睡不了。校醫看我的兩個臉蛋紅的出奇,耳朵也是紅紅的。以他的經驗,他認為我得的是肺癆, 也就是肺結核。這種病有很多人得,當時在農村也無法醫治，得了它就等於被判了死刑。他讓我不要上課了,回家休息。但從他的言談話語中,我覺得他對我的返校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我回到家裡,開始發高燒,無休止的咳嗽。家裡的每一個人都處於恐懼之中。大家既為我傷心，也怕自己沾上這可怕的疾病。

一天深夜,我睡不着覺,爬起來看到爹和娘雙雙跪在佛像前。他們為我夜夜祈禱。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我感到自己離地獄越來越近了。正當我在死亡線上掙扎之際，住在同村的一個堂叔來看我。他懂點中醫，平時給人看看頭疼腦熱的小病。他的老婆前些日子剛剛死於肺癆。不久前，他去天津時，買了幾隻西藥的針劑，聽說對治肺癆很有效。買回後，一直沒有機會給人試過。在我們村也還從來沒有人打過洋針。我反正也不行了，抱着“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爹娘同意給我打兩針試試看。打了第一針後，我的症狀馬上減輕了。三針下去後，我就不發燒了，咳嗽也少了。調養了兩個星期後，我就完全康復了。校醫在學校里見到我時，非常吃驚。他把我叫過去，給我把把脈，望望診。見我確已痊癒，他問我怎麼治的。我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就讓我去問堂叔藥的名字，他也要去買一些試試。後來知道，那藥就是青黴素。因為我們以前從未用過，沒有任何抗藥性，所以藥效極好。

我在學校的成績中等。比較喜歡語文、歷史等文科的科目，尤其喜歡音樂和戲劇。雖然我的嗓音條件一般，但我平時老是哼哼歌。我沒有費什麼勁就學會了識簡譜。自己從樂譜上學會歌后，再教同學們。學校的劇團排演了幾齣宣傳新風尚的戲劇，像《劉巧兒》、《小二黑結婚》等，舞台上每次都有我的身影。我最不喜歡的科目是算數，我覺得我一直都沒有入門。有的時候實在無法通過考試時，我只有靠抄同學的卷子來應付。

從高小到初中，五年多的學校生活艱難而快樂。我們家祖祖輩輩還沒有人像我一樣讀這麼多年的書。特別是作為一個女子，其意義就更加重大。學校不僅給了我知識，也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

我參加了1954年的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招生考試，被保定衛生學校錄取。我們村里還有另外一個男生考進了地質學校。我選擇衛生學校，一是我喜歡學醫，但最重要的是學校負擔學生的所有費用，即管吃管住，爹娘不用再為我花錢。學校當時只有兩個班，一個是護士班，一個是助產士班。學制都是三年。我進了助產士班。1957年，我畢業後分配到唐山地區醫院，開始了我延續了三十五年的救死扶傷的醫護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