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買了第７期的《讀者》，一篇文章的標題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梅貽琦二三事》，讀後感觸頗多，也產生了些聯想。

說到梅貽琦，很自然地聯想起竺可楨。浙大人大概沒有不知道竺可楨的，但知道梅貽琦的恐怕就不多了。其實，他們二位當年都是著名的大學校長；一個主政浙大，一個領導清華（含西南聯大）。

我覺得他們二人有許多共同點。

首先，都廉潔奉公、不謀私利。我覺得特別難能可貴的是：（１）心甘情願放棄制度允許的物質待遇。按當時規定，校長享有許多“特權”，家裡工人的工資、電話費、每月兩噸煤，甚至衛生紙都由公家供給，但梅貽琦全部放棄，一律自理。他從不讓家裡人乘坐他的小轎車辦私事，夫人從清華園進城，也只有當他進城辦事時才允許搭便車。（２）在完全獨處、毫無監督的情況下，仍能照樣廉潔，不苟取分文。解放前他長期獨司數十萬美元的清華基金，後來被國民黨弄到香港，繼而在紐約中華文化基金會服務，繼續保管清華基金。１９５１年春，他組織了“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委員會”，仍掌管清華基金。在這期限間，他給自己規定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和辦公費，決不多用。有時，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維持，發生經濟困難，他寧願靠女兒打字掙來的微薄薪金貼補家用，也不動用基金。據有人回憶，他病床旁有一隻從不離身的手提包，他去世後打開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帳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人無不為之動容。（３）不受環境影響，出淤泥而不染。儘管當時社會貪污成風，他卻謹守自己的原則，毫不為所動。抗戰後期，物價飛漲，教授生活清貧，梅夫人為維持生計自製“定勝糕”，挎籃步行４５分鐘去冠生園寄賣。梅貼琦一生兩袖清風，沒有積蓄。病後住院費和死後殯葬費都是清華校友們捐助的。

有關竺可楨校長在這方面的情況，未見諸正式報導，但從一些老校友處得知，在貴州時期，他也和師生一樣，過着艱苦、簡樸的生活。復員回杭也是如此。他的兒子竺安當時在浙大化學系學習，和我們同屆，雖不熟悉，也偶有接觸。他和普通同學完全一樣，毫無公子哥兒的派頭。１９５０年秋四年級時，還響應組織號召參加了公安工作。六年以後，竺校長在科學院工作，年事已高，而子女全在外地，由於周總理親自關心，還幾經周折，才將竺安調到北京，歸隊進了化學所。竺可楨校長去世後，除了一些書物和大量日記，也未聽說有多少積蓄。

第二，他們都是著名的教育家。該文載，梅貽琦從１９３１年４２歲時成為清華校長，一乾乾了１７年，其中包括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昆明組成）的８年，直到１９４８年離開大陸。竺可楨校長從１９３６年領導浙大到解放前夕離開，前後１３年，中間經歷了顛沛流離的西遷，即便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只要有可能，就決不中斷學校的正常工作。１３年間廣攬人才、勵精圖治，將一個地方性大學建設成了全國知名學府，獲得“東方劍橋”的美譽，應該說竺可楨校長是功不可沒的。

第三，不搞宗派。該文載，１９５１年春，梅貽琦組織了“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委員會”，開始用清華基金利息資助在美學者從事研究工作。他秉承着“不限清華門戶，一視同仁”的原則，處理每一件申請。凡是課題確有研究價值，且境遇窘迫的中國學者，都能從他那裡得到真誠的幫助。在用人方面雖未見報導，但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我在清華學習期間，從未風聞有宗派傾向。至於竺校長，用人也是舉才薦賢、不問親疏。他本人是哈佛博士，但並不偏愛留美學者，無論留英、留法，還是留德、留日，只要有真才實學，一律歡迎。故一時間群賢畢至，實力大增，這對浙大的崛起是很關鍵的。他甚至不唯學歷論，不拘一格選人才。當年化學系實驗室有位器材主管查長生先生，學歷只是高中畢業，但多年來已旁聽修完了化學系的全部課程，達到大學畢業的水平，實驗能力則更強。在貴州，曾參考文獻，在當時國內首先研製出了新藥磺胺嘧啶，竺校長親自拜訪，擬聘他擔任教師工作，終因他本人比較謙虛而未果。

第四，關懷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弟。貴州時期，倒孔運動中，竺校長積極向有關方面交涉，並帶頭參加學生的遊行隊伍，實際起了保護作用，才在軍警林立情況下，使遊行順利進行，而未發生流血衝突。其後，他又頂住當局壓力，並收集證據，揭露湄潭縣黨部的載贓行為，救出了被捕學生滕維藻和助教潘家蘇。以後又設法救出被捕的學生王蕙和陳海鳴，但黑白文藝社社長何友諒未能救出，最後犧牲在重慶一集中營中。復員回杭，學生運動中，浙大學生吳大信、酈伯謹等四人被捕，竺校長又設法積極營救，終被釋放。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被捕，遭殺害。竺校長和校醫李天助去探望後，當局要他們證明於為自殺，遭到他們嚴詞拒絕。梅貽琦這方面情況未見報導，但筆者親歷的一件事，也可說明一二：在清華學習期間，為聲援浙大於子三事件，我和清華大批同學一起進城去北大民主廣場開大會。會議進行中聽到有幾位清華同學被捕，於是決定全體不返校，準備次日在城內遊行。後經梅校長積極交涉，終於在晚上傳來被捕同學獲釋的消息，大家才在當晚１０時左右，乘１４部大卡車勝利返校。

第五、重視藝術教育。清華、浙大當年都是偏理工的綜合性大學，均未設藝術系，但都較重視藝術教育。據不完全了解，清華有以張肖虎先生為主任的音樂室，開設音樂類課程。浙大自竺校長主政後，先後聘請了王政聲、豐子愷、沈思岩夫婦等藝術教師，特別沈、楊二先生來校後，開出聲樂、鋼琴、音樂欣賞等課，並組建了延續１０年之久的大合唱團，推動了校園文化的發展。１９４７年，竺校長並利用出國考察的機會，節約開支，購回４００多張音樂史上有代表性的優秀唱片，作為給學生開展音樂欣賞晚會之用。

當然，二人也有差異，主要可能是政治信仰和政治觀點之不同。梅貽琦一生中曾任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幾度出任教育部高層領導，唯其如此，梅貽琦在解放前夕離開了大陸，先後去了香港、美國、台灣等地，但在台灣他主要還是創辦了台灣清華大學。竺可楨校長在解放前夕擺脫當局的糾纏不去台灣，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在上海迎接解放，並直接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出任科學院領導。其次，作為我國氣象學的泰斗，竺可楨的學術地位似較高。

他們作為著名的教育家，高尚、正直的學者，知識分子的良心，他們在為人處世、治學育人上所表現出的崇高品德，永遠是後人學習的榜樣，其精神和風範也應為當今高校領導者們所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