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祖德，就是本文提及的那個當年的燒餅工人。

我1966年南京13中高三畢業生。1968年響應偉大導師領袖統帥舵手的號召下鄉插隊。我早在中學時就號稱“英語活字典”。下鄉後不甘沉淪，真正做到每天朗讀英語，一天不落。悉心背下每一個在閱讀中遇到的單詞。

當時英語的讀物稀缺，我到處搜羅。除了讀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英語簡易讀物，我把毛主席的幾篇聲明和語錄的英文版都一字一句看了。書店裡只有列寧的英文“國家與革命”，因實在沒書看，沒辦法也買來全篇看完。“牛虻”(The Gadfly)也是在鄉下看完的，照例背下每一個單詞。

1972年與在蘇聯的同父異母兄聯繫上，他寄來了英文的讀物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托爾斯泰的一些著作，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很多其他的書。我都一本一本看完，並背下每一個單詞。

我母親為我訂了一份英文雜誌“China Reconstructs"，我也將其中的文章一字一句看完，並記下每一個單詞。回想起來，這份雜誌上的文章涉及生活各個層面，從文字上說還是豐富的現代英語。

在尼克松訪華後，中國出現了“英語熱”。美國之音教“英語900句”，有配套的同名教材價3.5元，但很難買到。我經常聽電台教課。到後來這本書隨處可買到時，因為對900句已太熟悉，我已失去買此書的興趣了。

我害怕被時代拋棄，可以講英語學習一天未斷。我生性活潑，同學的聚會我都積極加，有一天，我半夜回來，已過12點半，但這天(嚴格講是前一天)的書還沒看。我已很疲憊，但我想我若一天偷懶，就可以兩天偷懶，之後是一個禮拜，一個月，三個月，半年 ... ，就會前功盡棄。於是又讀了一個小時英語才睡覺。如果一天不看書或看書時間不夠會深深自責，不能原諒自己。

我利用一切時間學習，插隊的那些年雖時間多，還是連走路坐車的時間都用上了。

請注意我這裡所說的“看書”，在很大程度上是朗讀。朗讀是外語學習的關鍵。

早在1972年，我已有“感覺”，感到自己能說英語，用英語表達思想了。

回城時我盤點了一下，如果把work,worker,workshop,workhouse等算做一個單詞的話，我的詞彙量是12000個。我保持了自己“英語活字典”的稱號，在同學中遠近聞名，並有了質和量的發展。

1966-1976，我的青春毀於文革，但在結束時總算不是一無所有。

我是1976年知青大回潮那年回南京的。成分不好，自然不會有好工作，早有心理準備。回來在市中心的“北京羊肉館”打燒餅。南京市外文書店就在我店對面，於英語學習是更有利了。但我從沒有打一筐燒餅記一個單詞，我學英語同打燒餅並無直接關係。

我在店裡是強勞力，扛米，下煤，拖貨什麼重活都有我。店裡上下都喜歡我。

1979年南大的聯合國文件翻譯工作需要進人，我通過考核錄用了。其實當時許多單位招人，我參加了多場面試都獲好評。去南大後先是本地報紙報道，後新華社江蘇記者站來採訪，之後連人民日報也報道了。可在中國畫報1980年第4期圖片新聞上看到我清楚的照片。甚至中央新聞電影記錄片廠還來拍了電影，是“莫讓年華付水流”的主角之一。

在南大幾年有功底深厚的老師指導，翻譯文件約百萬字。可說真正懂了英語。至於匡亞明校長對我的特批，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 - 但是他批准我進校，並不是因為我打燒餅，而是因為我的英語經考核合格，他此舉並沒有錯，事實證明我沒有給他丟臉。

1984年江蘇省水產局有聯合國項目，需英語人員，我去應聘，通過了他們組織的考試(主要是口語)，從此在該單位工作至今 - 現在叫江蘇省海洋與漁業局。

1983-86南師大夜大畢業，學俄語三年。

水產局的聯合國項目涉款數億元，所有的文字和口譯工作幾乎是我一人承擔的。可以自豪地說，工作二十多年從未遇到誰的英語詞彙量比我大。

因工作關繫到過不少國家，包括美國，厄瓜多爾，印度，南韓等。1992年去了剛解體的蘇聯，是為數不多的能用俄語同當地人打交道的中國人。

總之，我是一個普通人，也是一個好學上進的人，並為此感到驕傲。我是打過燒餅，沒錯這是真事。在南京我以此出名，認識我的人人人知道，我不為此驕傲，也不以為恥。我感謝改革開放給我帶來的機遇，我並沒有給讓我出頭的時代丟臉，誰也否定不了我。

無論如何，感謝此文作者記得我。

祝 好，

周 祖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