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大學只有一百餘年的歷史。反觀西方，大學的歷史幾近千年。一講到西方的大學我們總是稱羨不已，提到美國的哈佛、英國的牛津和法國的巴黎高師，會有不少人視其為“聖殿”。殊不知，上述大學並非始終如此，而是不斷探索和改革的結果。例如，經濟學中的“聖人”亞當・斯密曾對牛津大學的教學質量抱怨不已；大歷史學家吉本無法忍受牛津大學的不當管束，不等畢業便憤而退學。一般我們認為，現代大學肇端 於1810年德國柏林大學的創立。柏林大學的立校原則是：學校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柏林大學憑這三條原則在短時間內脫穎而出，很快獨步於西 方歷史悠久的大學之林，也為德意志民族崛起和趕超英國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樣的辦學績效使西方古老的大學汗顏自責，不得不放下身段，向這個自然年齡上的“小 弟弟”學習。據統計，從19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處於“日不落帝國”盛期的英國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到德國留學，而美國則有近萬人到德國留學、訪學， 其中柏林大學接待了五千人左右。哈佛大學有今天的地位，端賴於辦學思路和成就，其辦學思路由長校40年的艾略特確立，而這種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任校 長前訪學德國受到的啟發。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美國人虛心向德國人討教，美國的大學就不會有今天。現在，柏林大學的立校原則成了是否為現代大學的衡量標 准，也是現代大學要成功就必須依循的路徑。從這一意義上說，這種原則是現代大學的“基因”。

　　這裡需要我們追問的是，作為現代大學“基因”的上述原則從哪裡來？是洪堡拍腦門想出來的？亦或是上帝特別垂憐德意志民族和柏林大學而秘啟於洪 堡？都不是。近讀我國歐洲中世紀大學歷史研究的第一部專著、賀國慶等新近出版的《歐洲中世紀大學》，筆者驚喜地發現，現代大學的諸多“基因”鮮活地存在於 歐洲中世紀大學的歷史之中，據筆者歸納，這樣的“基因”有如下內容。

　　1.學校自治。至遲到13世紀，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便有了自治權。這一權力的來源是教皇、皇帝或國王的特許狀或授權書，它們為大學拒排外 界干擾和依自己的意願辦學撐起了“保護傘”。自此以後，大學可按發展的需要制定章程，也可憑相對獨立的司法權保護自己的教師和學生，還可獲得物資供應或稅 收等方面的好處。總之，此時的大學已不是社會上不管哪一級機關、哪一種社會勢力或哪一個人想表示自己的權威性存在就能得逞的地方。此種傳統延續至今，這或 許是西方大學綿延近千年且不斷發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基因”。

　　2.學術自由。我們一提到中世紀便會聯想到天主教會的專斷、腐敗和墮落，人們生活於黑暗之中。此時的大學卻是另一番景象。為了考察歐洲 中世紀大學的學術自由狀況，有人“翻閱了巴黎檔案館所有13世紀的文獻”，結果發現當時大學的“自由空間很大”，極少數人的“麻煩幾乎完全來自於那些被認 為是神學異端的東西”。這一事實說明，學術自由始終是西方大學的“命脈”之一，僅有的例外或許是法西斯對德國大學學術自由的踐踏和二戰後麥卡錫對美國大學 學術自由的挑釁。學術自由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標誌之一，無學術自由，多麼富麗堂皇的所謂大學也只不過是內無靈魂徒具外表的“擺設”。

　　3.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這一原則發揮作用於西方大學歷史的始終。最早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只是靠了羅馬法和教會法的教學與研究才成其 為大學。沒有以科研為前提的教學流於既有知識的傳授但了無新意，知識創新的功能發揮不出來；與教學脫節的科研冷落教學，就偏離了錢老所說“培養傑出人才” 的正道。

　　4.校內民主。這種民主制度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學校領導人的產生、基本制度與重大決策的出台，以及辦學績效的監督，均依靠全體師生的智慧。從運行體制角度看，唯有校內民主制度才是使大學良性運轉和不斷發展的根本性保障。

　　5.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固有傳統，最早的大學之一巴黎大學為這一傳統的確立作出了獨特貢獻。如果追溯這一傳統的緣起 時間，便是巴黎大學剛剛產生的12世紀初。這一原則主要體現於如下幾個方面：重要動議的提出、學術性事務的決策和主導、學校重大決策的根本性參與和對辦學 績效（包括校領導才能、績效與品行）的監督是教授的“天然”權利。大學不是官府，也非軍隊或公司，它是學術組織。教授治校是這一組織的根本性特點。

　　6.大學人（包括教師、學生、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員）靠自身的價值獲得地位和尊重。歐洲中世紀的大學身處多種評價體系並存的環境中。官 府中位階高低是官員價值大小的評價標準；貴族靠血統獲得自身的價值評價；教會中的人士，以意識形態剛性和在教會中的地位作為評價其價值大小的標準；商人可 以通過論斤稱兩的金銀數量來衡量其價值大小。獨有大學人以自身價值特別是學問大小獲得地位和尊重。具體說，教師的教學和科研成就，學生學習知識的態度和成 績，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績效，是評價其價值大小的標準。現代西方的大學不也是如此嗎？

　　7.學問的神聖化。西方近代的培根首倡學問的實用化傾向，自此後這一傾向用花樣翻新的藉口，不斷地攪擾大學對學問的追求過程。但是，歐 洲中世紀大學產生時便發揮根本性作用的學問觀源自亞里士多德，即出於驚異和好奇的為學問而學問。這種學問觀在歐洲中世紀大學甚至到牛頓時代的特殊表現形式 是為上帝而學問。牛頓曾堅定地表示，研究物理學和揭示自然規律的目的是證明上帝的偉大。上帝何謂？除是能讓人賦予多種含義和情感的概念外，什麼也不是。這 種學問觀貌似無理，實則確認了學問的神聖性。

　　8.文化知識的多樣性。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對所接觸到的知識，總是認真地學習、研究和吸取，如對阿拉伯世界的數學、醫學和天文學等方面知 識的態度便是如此。更明顯的例子是對語言的態度。除拉丁語作為通用的學術交流語言外，此時的大學還對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有濃厚興趣且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地學習和研究。語言是世界的家，了解一種語言便是了解這種語言所表徵的世界，實際是這個世界中人們的生活、文化及其歷史。不同知識門類大師的雲集， 恰恰是好大學的標誌之一。這種評價標準說明，文化知識的多樣性是西方任何一個時期大學的“基因”。

　　9.開放性。歐洲中世紀大學的開放程度比現在高，主要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學生和教師的來源沒有嚴格的國家界限，以法學見長的博洛 尼亞大學和以神學與哲學著稱於世的巴黎大學可作例證。僅有的界限是地理性和民族性的，以阿爾卑斯山為界有山南山北之分，以民族屬性為界限組成不同的學生社 團，但這些因素不是進入大學學習和任教的障礙。二是有教無類，農民之子、工商業者的後代和貴族家的少爺，都可到大學沾些文氣或一試身手。三是寬進嚴出的政 策。大學的入學條件很低，避免了因一考定終身而扼殺青年人才華的弊端；至於以碩士或博士身份走出大學，制定的標準卻很嚴格。這樣的辦學理念為大學增加了成 本和麻煩，但對學生和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

　　10.不斷改革的精神。大學是社會中的大學，它能影響社會歷史變遷但不能左右社會歷史變遷。這是對大學的硬性要求，它必須伴隨社會歷史 變遷的腳步不斷地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的首要前提是不斷地改革自身。雖然我們沒有見到研究西方大學改革史的專著問世，但西方社會近千年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大學 始終屹立不倒且不斷成長壯大的事實，足以說明西方大學不斷改革自身的欲望和績效。自歐洲中世紀大學產生以來，這樣的改革主要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面。一是自身 的管理制度；二是課程體系設置；三是課程內容的教學方式；四是服務社會的方式；五是與官府處理關係的方式。與社會處於互動狀態中的大學不斷地改革自身是在 劫難逃的命運，不如此，自身的生存已成問題，更遑論發展和為社會作出貢獻。

　　在以往的時間裡，賀國慶教授不斷有真材實料和真才實學的專著或論文問世，如《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近代歐洲對美國教育的影響》和《大學還原》。筆者堅信，《歐洲中世紀大學》也不會令讀者失望。

　　《歐洲中世紀大學》，賀國慶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2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