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爾和哥本哈根學派

下面來講一下科學學派的意義。我為什麼要強調科學學派呢？因為科學是一個非常系統化的東西。你們會發現，早期的科學發展基本是個人起作用，包括哥白尼也好，牛頓也好，都是個人，你不會聽說牛頓手下有一大批學生。但是你會發現，在20世紀初，學派開始興起，真正的學派興起是20世紀的現象，19世紀沒有什麼學派。如果你要說到德國的化學學派，好像有點萌芽。最最有名的學派，我這裡提幾個學派的名字，像你們知道的物理裡面最重要的是波爾和哥本哈根學派。我自己去過丹麥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哥本哈根研究所房子的面積遠遠比不上我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中國人一搞科學發展，象中關村一條街，馬上請段永基②，然後就搞房地產。中國人搞科學好像就是搞房地產。其實，最重要是要有指導思想，其次是人才。我看過波爾的研究所。實際上它的討論會議廳大概只能有30來人坐在裡面討論，很小的地方。北大有很多很多研究所，可以和波爾研究所比大，而且大的多，但在世界上的影響，我覺得沒辦法和它相比。然後劍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我前面已經講過，在物理學上起過非常大的作用。

我順便還講一講科學家的佳話。英國曾經參與封鎖蘇聯，而且出動軍隊進行干涉。但當斯大林把卡皮查扣下來，不讓他回去以後，盧瑟福非常傷心，他象嫁女兒一樣，把卡皮查建起來的最好的全套高壓實驗物理設備拆下來，當嫁妝送給斯大林。斯大林也很講義氣，給盧瑟福寄去了一大筆錢，建了一套設備。但盧瑟福在得意門生走了以後，精神馬上萎靡不振，卡文迪爾實驗室也再沒出什麼大人才。所以說，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有時候勝過父子。

*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

最有意思的是，奧地利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但在20世紀上半葉，奧地利出了很多人才，包括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和語言學等。當時奧地利的沙龍文化氣氛非常重要。而且在這種沙龍文化氛圍中，Intelligent的women——有才智的女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後來芝加哥學派在某種程度上滿受奧地利學派的影響，他們很多重要的成果都不是很正式地、象德國那種gentle地討論，而是有時候是好多人聚在一起在咖啡館裡聊天。要知道，德國、奧地利人比較好客，不象英國人比較conservative。象普里高津，經常會舉行家庭宴會，一班人就在那高談闊論。師母都是非常喜歡那些才子才女的。這很重要，要是師母看見人就妒忌，那就麻煩了。這種文化氣氛是滿重要的。北大到目前為之，好像還沒有這種文化氣氛。不知是學者家裡地方太小，還是教課負擔很重，壓得起不來。曾經有清華的王江給我建議，能不能在北京搞個俱樂部。這個事情我也挺喜歡，但沒有精神，搞不起來，也沒有地方。北大都沒有像樣的地方，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聽音樂、跳舞。

*Cowels Foundation 與計量經濟學會的創立：結合經濟，數學，與統計

美國經濟學的崛起和占據世界主導地位，實際上得益於一個私人基金會，叫Cowels Foundation。那時，由於大蕭條的緣故，他們感到經濟的研究非常落後，於是出了一些錢來研究經濟學。他們有一個想法，想結合三個領域：經濟學，數學，還有統計學（statistics），因為經濟學有很多數字統計。後來，幾乎前二三十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大部分都發給這些人了，包括弗里德曼③和庫茲列茲。但後來Cowels Foundation從芝加哥搬到紐約，後又搬到耶魯去了，就不怎麼行了。當然這個學派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原因是什麼呢？它裡面沒有搞物理學的，都是統計學家。統計學家有一個非常大的偏見，即把數據假設成一定服從高斯分布，正態分布，一個隨機變量，甭管裡面有沒有波，統統處理為隨機變量。所以現在這個詞是叫計量經濟學，依我來看，是一種誤導。實際上經濟學非常象生物學的系統，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假設，事先定好工具——數學加統計的話，視線就會非常窄。

所以你就知道，一個科學的興起，跟它的創始人非常有關係。生物學一開始就是物理學家做的，它從來就沒有這個問題。但是計量經濟學上來就是數學家、統計學家在那裡指導，那就會產生非常大的問題。

*普里高津和布魯塞爾-奧斯汀學派

普里高津學派，我們已經非常了解，前面講的比較多。有同學給我提意見，說我提普里高津的次數太多。我的回答是這樣，普里高津學派的東西我可以講的很具體，而其他學派的則是道聽途說。你們是願意我講道聽途說的，還是親身經歷的。你們大家可以舉手表決。多少人願意，贊成我講普里高津的故事？（笑）ok。我來給你們講講他的故事。原來我還以為，普里高津的上台是什麼人的遠見，最近才知道，是出於完全偶然的原因。索爾維（SOLVAY）國際物理化學研究所在歷史上非常有名。因為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愛因斯坦與波爾有個大辯論，幾次都是在梭維會議上開的。梭維是什麼人呢？他是和諾貝爾齊名的一個比利時商人。他發明了蘇打，諾貝爾發明了炸藥。要知道炸藥和蘇打的銷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們的家族都變得非常富裕。富裕以後，都想要支持科學。第一代諾貝爾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舉辦量子力學討論會。如果你看物理學史的話，當時最好的物理學家，包括居里夫人、愛因斯坦，都在那個會議上辯論。辯論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結束，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矛盾到現在都還在繼續。中間誰當研究所所長，我就不記得了。二次大戰以後，出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美國做成原子彈。原子彈之父是奧本海默④，他是一位留學歐洲的美國物理學家。這個人在學問上對歐洲非常崇拜，但他又有美國人的自大。戰後有一次，奧本海默到比利時訪問。比利時給他很高的待遇，國王和王后邀請他赴宴。這對比利時來說，是給了最高榮譽。結果，歐本海默不把國王放在眼裡，根本沒去。比利時全國上下大怒，認為這是對民族自尊心的一次很大的羞辱。結果就問，是誰請來歐本海默的。原來是梭維研究所所長。馬上，梭維研究所所長就引咎辭職。那有什麼人可以替代呢？沒什麼人可以，於是就請了普里高津。普里高津那時候還很年輕，才四十歲左右。普里高津是我知道的執政時間最久，好像比周恩來執政還久的科學家，直到去年才去世。

我發現，普里高津就任時做的幾件事，是和所有的科學家都不一樣的。第一，他有非常明確的科學目標，前面我已經講過，那就是，想要挑戰物理學裡最基本的東西，即力學是時間對稱的，可逆的，牛頓力學和量子力學，但看到的生物演化是不可能的。他一輩子都在研究這個問題。第二，他有非常廣泛的科學興趣。他的用人比韓信還要高明。韓信就“帶兵，多多益善”。普里高津還不是多多益善。我認為，普里高津是一個下圍棋的高手，所有的科學布局，他都希望有他的學生去占領陣地。所以，他做科學的方法就像是開拓殖民地一樣。在普里高津手下做的人，很少，很少有重複建設，象中國那樣。你要跟他做，你就得攻堅。所以真正跟普里高津做不可逆性的人，就我所知，一共換了四代。幾乎每一代人都會發現一些數學攻關的辦法，解決一個問題，上了一個台階，然後就走不動了。普里高津又用同樣的方式找一批新的人，又換一代。他的核心隊伍是換了四代人，而他自己還永遠在前沿上走。這點讓我佩服的不得了。後來，我也跟不上他了，他的數學研究，方向我是知道的，但已經搞不懂了。科學家得了諾貝爾獎還不斷往前走的，我是再沒看過的。第三，我覺得他是個非常好的政治家。我講兩件和我自己有關的事情。一個是，普里高津有那麼多的研究領域，你看他手下的幾個學生，最開始，最得意的一個學生是做非線性、混沌的，做的非常好，是個希臘人。後面有一個做統計物理、等離子物理的，非常好，羅馬尼亞人。還有一個女的，做癌症，神經里的混沌，是個伊朗人。然後有一個做螞蟻勞動分工的，是個地質學家。底下還有人類科學家，做哲學。在我們那邊有一個印度人。在我之前，他算是在那呆了最久的，博士畢業後呆了七年，是個駝背和雞胸,非常非常矮。那個人非常聰明，後來解決了一個問題：在化學反應裡面，你們知道，大部分生物分子的左旋和右旋是不對稱的，他從理論上和實驗上都可以證明，為什麼左旋會占據主導地位，做的非常漂亮。上次我講了，有個英國人，做生態學演化，做到經濟學，做到城市的發展，做到學習行為，在他那當了18年的博士後。世界上沒有這樣強的人。北大在討論這類問題時，通常很極端。如果近親繁殖不許留下來，那這個18年的博士後就很慘了。我也在普里高津那呆了23年，比我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呆得都久。而且你要知道我是最喜歡變的，呆在他那兒，就不想變了。為什麼？但它不封閉。全世界只要和它的研究有關，都會被請去。所以我到歐洲去的時候，發現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你看布魯塞爾大學的圖書館，比北大、科學院、科大的都要差，很多雜誌是沒有的，因為定不起。但是他們的世界前沿科學信息比我們中國任何科研單位的都多。原因是什麼？原因是普里高津花錢買idea的大方程度遠遠超過定雜誌。他只要聽說你有一個好的想法，好的idea，他知道我搞多峰分布，我搞了半天，量子力學裡面找不到多峰分布，後來就猜，心理學裡面應該右多峰分布吧。他馬上就說，你可以到瑞士去一趟，找人談，問有沒有數據。我就跑到歐洲去一趟。他每一個禮拜，奧斯汀也好，布魯塞爾也好，都會請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科學家來講演，而且講演的工作都是沒有正式發表的。他們的信息非常靈通。你會知道，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科學家，只要他想得到世界上其他科學家的承認，首先就會自告奮勇的把他的文章送給普里高津學派的人看。如果得到誇獎，請他飛過來做講演的話，就感到是非常大的榮譽。象我們做經濟混沌，第一次報告是85年在布魯塞爾做的。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但主流派一直壓着我們，我們文章的正式發表是在1988年。但是你能壓得住嗎？如果我在北大就被壓住了，誰知道你在幹什麼。但在布魯塞爾，根本壓不住，因為全世界都有他的關係。然後你想，普里高津學派付的錢不比美國人多，所以美國學派講高薪吸引人，對他的學派是不成立的。很多人願意追隨普里高津，原因是，第一，普里高津這個人非常慷慨。他去世時，發表了上千篇文章。象我這種人，根本沒有可能給他聯名文章，只能寫一些紀念性的文章。如果沒有奉獻，他是不會承擔責任的。但他想到的idea，整天都會在那講有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只要底下有學生願意做，他就非常高興。你只要能作出成果來。全世界一天到晚都請他講課，飛來飛去。他到一個地方，首先講的是他學生的最新成果。上哪去找比普里高津更好的超級推銷員？而且普里高津推銷成果的時候，從來不像中國的學者那樣倚老賣老。我當他研究生的時候，他報告我的學術成果，介紹my friend Ping Chen做了什麼事情。我剛拿到PH.D時，他說my college Ping Chen——我的同事陳平，非常非常平等。中國老師，只要上過他的課，我不佩服他，他走哪都吹牛，“我的學生陳平怎麼怎麼樣”。（笑）所以現在你們叫我陳老師，我都已經很慚愧了。如果我對你們沒有貢獻的話，我怎麼能當“老師”呢想想在普里高津那，說我是他的friend，一點沒有擺老師的架子。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普里高津學派里工作，競爭非常厲害。我現在的胃被切了三分之二。這個病是在困難時期餓出來的。那時沒有飯吃，還要下鄉勞動。但整個文化革命，我的病都沒有爆發過。在普里高津那幹活，都搶着干。要知道，世界上的科學家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頭一次胃出血，在醫院住了三天，回來，我就碰見普里高津。我說我已經回來工作了。我心裡想，普里高津一定說，好好休息吧。結果他說：“Very good”。他說very good，我可不又得去加班。加班完第二次又出血了，這回出來，他看見我，也沒說好壞，就說：“明年的錢有了”。這是生死存亡的事，right？你們在北大當學生這麼快活，哪有一年不知道下一年的錢在哪。他度假的時候也會打電話問學生有什麼進步，問what’s new, what’s the program?只要在前沿研究的學生，一旦抓到課題，所有的考試作業統統都扔掉。實際上我做混沌的時候，我的PH.D論文已經快弄好了，馬上都扔掉，從頭開始。沒有人會討價還價。因為你會發現，這就是你一生的機會。但在北大做事情就完全沒辦法。招來很好的學生做世界上最前沿性的工作。一招進來後，考試啊，作業啊，一堆莫名其妙的東西，人都被那些東西給捆住了。所以這點是我對北大最大的意見，北大整個學校沒有一個臨戰體制，完全不像科學院、科大那些做原子彈的，就跟打戰一樣；北大文人的那種散漫的風氣太重。北大學生去我們那的很多，但能夠survive的人好像沒有。他們受不了，就走了。

還有一些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對我個人來說，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們的工作，主流派壓制的那麼厲害，還是能立刻在世界打起來？我覺得跟普里高津是一個科學政治家非常有關係。一件事情是，德克薩斯為了把普里高津拉去，是跟芝加哥大學競爭的。芝加哥的名氣要比德克薩斯大很多。拿什麼請普里高津呢？芝加哥offer一個講座教授，奧斯汀也是講座教授，那有什麼稀罕的。奧斯汀說，你要來的話，以你的名字命名建立一個研究所。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所以活人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伊立亞.普里高津研究所。第二，普里高津到去世都是比利時公民，沒有拿美國國籍。他每次到美國去都還要拿簽證，跟我們中國學生一樣。但普里高津在奧斯汀有絕對的人事、財政大權。我想在中國這是不可能，建一個研究所，所長是外國人，每年只來三個月。象教皇一樣，所有的人事提拔、解僱權都掌握在他一個人手裡，就他一個人說了算。他只需要一個代理所長，在他不在的時候簽字。實際上掌握日常全部運作的就是一個半秘書，這個秘書也就是所長助理，所有開國際會議，聯繫世界上的科學家，掌握錢，就是一個secretary。普里高津的辦公室，與秘書的連在一塊，外面就是放辦公用品的房間。我當研究生時，一去，只要是他的研究生，給你一把鑰匙，任何時候都可以打開普里高津辦公室的門，去拿一些辦公用品。可見，美國人對人的信任到什麼程度。你說北大現在，我是教授，給我一把鑰匙，隨時打開我們主任辦公室的門，不可思議，right？（笑）然後你可以知道為什麼中國的效率那麼低，就是人對人的不信任。北大外面有院牆，院牆裡面還有牆，牆裡面還有鎖。

你的學習需要的不斷擴張，所以當初學校給你的基金肯定不夠。任何一個學生作出成績，真正在世界上的一個領域站住腳，普里高津都會想辦法讓他自立門戶。我印象非常清楚的兩件事，一件是我的經濟學研究作出成績以後，沒有錢了（因為物理學的錢是不給經濟學的），然後普里高津親自去跟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的寡婦，她是熊伯格——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後勤供應商的太太。創始人先生不在了，錢歸太太管。後來我拿到她捐的款。那時候我才知道，文化的重要。我專門請她吃飯，送她一本畫集。現在我才知道那畫是達利的畫集。當時說是替陳平送的。我不知道達利是誰，當時我想，我以前還學過畫呢。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達利是誰。我知道，我那時的知識就到畢加索為止，後面的東西中國國內都不介紹了。達利最有名的一副畫是一個鍾，是變形的，是一個軟的鐘。這個代表普里高津的思想，就是，鍾是象生物一樣，是演變的。如果是個圓的、機械鐘的話，就是均勻的。所以普里高津會把藝術和他的哲學結合到一塊，送給她。所以這是普里高津迷倒那些有教養，有文化的貴夫人的本事。他要是沒這個本事，研究也是做不下去的。

我剛剛把混沌做完。普里高津研究所差不多每兩年開一次國際科研研討會，而且每年都會變換主題，選一個世界上最重要的，然後把全世界的科學家請來。但會議的規模都不是很大，重要的演講人就十幾個人。能夠得到邀請，都變成一種榮譽，就是說被普里高津學派承認，是這個領域世界上的領先人物。所以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打破頭，爭取得到普里高津學派的邀請。開這種國際會議，我後來發現，是普里高津最好的組織全世界統一戰線來推進他的指導思想的一個辦法。我是87年拿到博士學位的，當時，我們正籌備一個非線性動力學和演化經濟學的國際研討會。誰組織呢？就交給我組織。我就找了一個聯盟人，Richard Gay，後來是南加州最早做混沌的人。我們就算，哪些人會支持我們，哪些人會和我們辯論，象MIT的系統工程、心理學的，還有社會學的沃倫斯坦，這些人來了。我現在的朋友都是在那一次結成的，那時我還只是個博士後，還包括去年得諾貝爾獎的實驗經濟學家Vernon L. Smith，我們都是在那次的會上認識的。一開會就形成一個新的聯誼。那時正值美國股票市場垮台，我們的這次會議很時髦了一陣。按照中國的傳統或美國的傳統，我們當時就非常有可能立刻擴張，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所，或者一個新的研究機構，就做這個經濟混沌。而普里高津和我討論說，成立一個研究所對你並不有利。實際上普里高津非常明白，做經濟混沌的只有我一個人，但要成立一個研究所的話，就會派一個senior的人來做所長，你就會被管住，所以實際上對你並沒有好處。後來我一想，這是對的。我又是一個中國人，而且當時美國人對“紅色中國”非常恐懼。後來普里高津想一個辦法，他說：“可以這樣，把我們中心改名字。”當時，普里高津研究所已經辦了十幾年，一直叫“伊立亞.普里高津熱力學與統計力學研究中心”，然後為了讓我的工作合法化，就給學校校長打報告，改名為“伊立亞.普里高津統計力學和複雜系統研究中心”，我這個研究的就是複雜系統。我想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能的，一個老師為了一個學生的工作合法化和持續，而改名。由此，你可以知道，為什麼普里高津學派有大的影響，不僅在物理、化學、生物、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後來到經濟學和哲學都有很大影響，完全是和普里高津的個人風格和他的遠見有關係。我在他那學的最困難的是，普里高津做宣傳的本事，可以和列寧、毛澤東相比。為什麼呢？開始時有記者採訪我，問我什麼叫經濟混沌，我根本不說不出來：他們根本不懂數學，我怎麼跟他們講這些東西？！但你要問普里高津，他可以和任何凡夫走卒、資本家、政治家談物理學問題，講的頭頭是道，而且還會把自己做的事情講給別人聽。

我還可以提一件事，我發現經濟混沌是一個偶然，是普里高津個性。一開始我們找經濟混沌，我們直覺猜是，股票市場可能存在經濟混沌，但我們用的數學變換不好，找的數據不好，結果非常糟糕。我們找了半天，一個經濟混沌也找不着。我這個人非常愛好社會活動。我剛去時，台灣人非常猖狂。他們占據了中國學生學會的牌子，雙十節的時候發表國情演說，代表全體中國人，包括大陸人向蔣經國致敬。我非常惱火，就組織一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我這個人是很喜歡搞社會活動的。一搞中國學生聯誼會後，就要比賽，看誰在學校里的勢力範圍大。你開雙十節，我就慶祝國慶。我怎麼來提高我的地位呢？就請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來講話。頭一次，我就請了普里高津和另外一位科學家來參加我們中國學生慶祝十一的聯歡會。因為我當學生會主席，就忙的雞飛狗跳。因為我請了普里高津，還請了一位我去旁聽課的，做微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做的非常好的老師，叫威廉達耐斯，現在據說也在諾貝爾獎提名上頭。當時我並不知道，只曉得他的經濟學做的很好。因為我沒時間照顧這兩位，就把他們兩放一塊，讓他們去聊天好了，我又去維持會場秩序。普里高津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你知道我為什麼反對產權嗎？完全是受普里高津經驗的影響。在美國，一般來說，科學家是非常自私的。為什麼呢？他東西沒有發表以前，唯恐成果被別人搶去，所以絕對不會講他在幹什麼。你要問他，他一定會把他發表過的東西吹的天上地下的，最好你就去引證他的文章。可普里高津這個人願意和任何人share他的idea，他坐在達耐斯旁邊，就說，陳平正在找經濟混沌，我們覺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沒有數據，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找出來達耐斯就說，你沒有數據呀，我有的是數據，叫陳平來問我要數據好了。那時，我們是大海撈針，你曉得問題出在哪裡呀。結果，我找了很多經濟數據都不行，把他的貨幣指數拿來一試，混沌就找到了。兩家都高興的不得了。因為以前在貨幣理論領域，弗里德曼鼓吹貨幣政策應該是常數的發行。那你看哪個指數，不知道，貨幣有好多好多指數。達耐斯做過很多工作，用統計的方法翻來覆去的做，聯邦銀行的指數是不怎麼樣的，他構造了一套理論指數比那個好。然後就分析哪個指數好。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幹什麼的，但在做混沌測量時，發現好的指數跟達耐斯用統計辦法弄的結果是完全一樣。兩家都高興壞了。所以說，很多科學的發現是偶然產生的。但偶然產生的運氣為什麼掉在你頭上，而不是他頭上？後來我發現，為什麼那麼多人當年願意跟隨波爾，和在我那時候那麼多人跟隨普里高津，跟這兩個人的魅力有非常大的關係。普里高津象波爾一樣，從來不怕丟面子，他總坐在第一排問問題。你學生做的東西，數學都比普里高津好，你做了報告，他就會問你，問到後來，你已經不知道你在那裡幹什麼了，然後普里高津告訴你，到底你發現的東西有什麼意義。什麼樣才是一個科學大師的胸懷？我覺得中國將來要是能出幾個這樣的人物，中國科學就會馬上換一個時代。我認為中國現在有這麼大的科學成就，跟當年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這些人非常有關係。我不知道下一代的科學家有沒有老一代科學家那樣的胸懷。我認為，對在座的同學，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知識和技能不是重要的，但遠見、思想的細量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