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裡說得到的實際也是我從多年的工作中觀察出來的，而不是教科書上的。我發現有很多非常聰明的科學家，但卻走不遠，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患得患失。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好的科學家不是靠偶然的運氣，沒有道德的力量，沒有人格的力量，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科學家的勇氣和正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們通過幾個例子具體的講一下。

1．敢作科學的少數派和非主流派：

我們做科學就是要敢做少數派，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別。現在中國每年都要開許多國際會議，而且有這樣一個現象：規模要越大越好，人數動輒就是上百，甚至上千，規格也是越高越好，請來的國家領導人越多，諾貝爾獲獎者越多，級別高的領導越多就越好，北大在這方面也有跟風的嫌疑。而國際上恰恰相反，與會的人數越少，研究的問題越高深，而且來開會的人根本就不看你是什麼級別的，而要看speaker是什麼人，只要speaker是在這方面前沿領域領先的人，自然就會有人來，而要是那些幾十年前成名的，就不會來。而中國顯然是一種“唯名論”，為了請所謂的“大家”主辦方甚至不惜一擲千金，比如韋爾奇 。難道跟這些“大家”討論一下，企業就能做大麼？他是從別人手裡接過來的企業，情況和那些創業的人根本不能相比。我記得非常清楚，麻省理工有一個和我們一起做計算機系統工程的教授，他從上海開會回來就問我，中國的系統工程學會會員有上萬人，這些會員的質量怎麼能得到保障？這件事實際上在我國的科學界元老里也是有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可以影響改變一個人的，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華羅庚在我們學校做講演，他十分得意因為在當時中國公認的數學家就只有他和陳省生 ，而他做講演一次來聽得能有3萬人，而陳景升作報告一次來聽的也就十來人，言下之意是說他要比陳景升更受歡迎，但實際上他做的是普及工作，聽的人當然多，而且國際上最後評定下來，華羅庚在三十年代的卻十分前沿，但到了七十年代陳景升就超過他了。當然華羅庚是把自己的知識都獻給了祖國的建設，但作為我們當代人，就沒有這個理由了。在北大的網上我們經常能看見著名經濟學家、著名科學家，但我們有沒有問過他們到底著名在哪？不要因為在他們台下有幾百、幾千的聽眾就自我感覺良好。有幾次我對北大的學生十分惱火，他們在諾貝爾獎得主來北大做講演時並沒有把心思放在提出高水平的問題上，而是蜂擁而上要簽名，我實在是為他們感到難為情。好像北大培養出來的學生是沒有見過世面的追星一樣，如果是中學生就罷了，但作為北大的學生這樣做實在有失全國最高學府的顏面。所以在當今中國走向世界，不同的文化激烈碰撞的時候，我們要明白，什麼是應當繼承的，什麼又是應當摒棄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前幾年在《科學》雜誌是發表了一篇質疑複雜性科學研究的文章，文章中還挖苦了普里高津和哈肯等一批進行複雜性研究的學者。我十分生氣，因為這些人不學無術，拿着政府的資金卻在這裡大肆吹牛，當時就像和他們來一場論戰，結果沒有想到中心裡的其他教授反倒是對此看的十分豁達，因為他們認為在一個競爭的社會裡一個科學研究者的最大悲哀是沒有人關注你的研究工作，而現在有人來挖苦你那就說明你的工作的確實做出了一定的成績。Linda是普里高津研究中心有一個非常勤奮聰明的女教授，好幾本很好的著作，但是由於物理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她為了發表自己的著作只好把自己的名字寫成L.，把自己的性別隱藏起來，她可以說對科學界裡的不平等是最有體會的了，因此她自己也開一門課，講授女科學家的成才之路，以鼓勵女學生們從事科學研究，她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說在科學界裡，爭議是十分重要的，有爭議、有different，科學才有創新的可能性，才有前進的動力。因此如果我聽到大家說對某個人物有爭議，我心裡就會十分高興，有爭議才有進一步認識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個開放競爭的社會裡，我們要敢於當少數，而且要樂於當少數。

普里高津去世的時候，歐洲媒體對他的評價就和美國完全不一樣，美國和中國有些相似要把他的全部頭銜都寫在卜告上，而歐洲就不同，法國人把他評為動力學裡的詩人，德國人則說他是物理學裡的汪洋大盜，因為他把愛因斯坦的幾何學觀甚至是現代基本粒子理論都要改變。普里高津晚年的時候很多人都為他不平，而他自己卻很高興：因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走到了自己所能走到的最遠距離，不能為全部人所認可也是正常的。他的這種樂觀里就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那種憤世嫉俗，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崇拜的是屈原和他那種孤高的“眾人皆醉我獨醒”，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很深。我發現，真正好的科學家第一要堅持自己的信念，第二就是他與社會進行客觀和建設性的對話的能力。這就讓我想起了北大最有名的對馬寅初的人口論的爭論，當時馬寅初敗了下來，但現在看，一個錯誤讓中國蒙受了多大的損失，不過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值得商榷，因為今天中國人口眾多到底是經濟的正面因素還是負面因素還很難說，中國的獨立解放依靠的就是人口眾多，把這一點當作優勢而不是包袱甩掉，這是毛主席成功的地方，但到了經濟建設的時候，一味的搞人海戰術，而不進行人力資源投資又是不可取的，從這一點來說馬寅初也是對的，但是兩個人沒能真正的對話。

為什麼在科學領域裡更多的不是包容，吸收他人的理論充實自己的觀點，而一定要爭一個高低呢？從這一點出發，在中國很多為國家建設進行的科學爭論最後就會變成一個政治鬥爭，我認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觀的狹隘，一件很小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個人的榮辱，而不是自己可以從對手或是合作者中學到什麼，而且後人也不善於從前人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經驗，而是重複前人的錯誤，這對於推動社會的進步是毫無作用的。

2．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我認為做一個知識分子做一個科學家，最難的就是問問題。在我做學生的時候，我是最讓老師頭疼的一個學生，因為我總是又問不完的問題，老師們都很奇怪我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問題，我在中國只遇見過兩個人敢承認自己不知道，這一個就是嚴濟慈，另一個就是何祚麻 ，他們對於我提出的問題都給予了肯定，他們把這當作是對自己認知的一種檢驗和提升。對於大多數老師我都不敢深問，生怕他們把我的提問當作是一種刁難，其實這只是我的好奇心太重，另一方面者也反映出中國人好面子的特點，但真正好的科學家是不會怕你提問的，他們反倒是怕你提不出問題或是提出的問題太簡單，太淺，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另一方面中國人喜歡講交情，喜歡托人找關係，而在美國你這樣做的話是會被別人看不起的。我還記得地一次見到普里高津，當時我當然很像做他的學生，但是做他的學生並不容易，在他的眼中，一個好學生不是要從老師那裡學到什麼東西，而是要你教給老師知識，否則科學就沒有進步了。他一見面就會問你“你要幹什麼？”，如果你提出的問題已經有他的學生在做了，他就讓你去找他的學生，除非你能提出具有特別重大意義且是全新的問題，他才會讓你留下來。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學生來說通常是求學大師的通行證，而那些恭維話則不會有什麼收效。

還有一個人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費正清，在美國華人的學術界裡，費正清就相當於一個godfather，任何一個去美國留學的華人還有他們的子孫，都把費正清認作宗師，其原因就在於他有一個一般美國老師所不具備的特點，就是他的每一代弟子都會為老師挑毛病，而如果費正清覺得他們說的有道理，就會把他們的文章放到自己新版的書裡，比如他的《美國與中國》就有許多版，每版都有很大差別，越是新的版本書裡他吸收的弟子的批評也越多。當時我見到費正清時，還有打算要到他那裡學歷史，而費正清那時也讀過了我的文章，他認為我研究的問題很重要，但也很大，在美國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很清楚我的難處，但仍勸我堅持下去，但只能我自己能做，沒有人能幫助我。現在回顧一下，我發現他說的話非常有遠見，從那時起已經有20年的時間了，但在這個學術領域上我還是孤家寡人，只有少數幾個支持者。對於他這樣一個大師，確實只有他才能給出如此中肯的指點，同時又敢於承認自己不知道，幫不上忙。這不僅是一個科學家的勇氣，更是他的一種正直、一種誠實的品質。在歷史上我知道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科學和哲學是不同的兩個問題，科學上的爭論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並不是它在為自己爭名次。在19世紀末諾貝爾獎最初開始頒獎的時候，科學界爭論的最厲害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釋這個社會，一派從牛頓力學和熱力學定律出發認為用“能量”這個概念就可以解釋這個世界，所以不需要有結構，因此從理論上說分子和原子是不必要的假設，而且那時也沒有電子顯微鏡無法證明，這一派人中有一個化學家叫奧斯瓦爾德。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經濟學的基礎至今還是建立在微元論上。

3. 客觀公正，知錯就改

我做歷史深深地感到，科學區別於政治最大的地方就是科學家的辯論不是哲學辯論，也不是意識形態的辯論，如果這個科學家純粹是為了科學而不是地位名譽等虛榮的東西的話。因為專業的緣故我知道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很早的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化學家奧斯瓦爾德。20世紀末，科學界最大的一個爭論是怎麼解釋這個世界。當時有兩派意見。由於熱力學兩大定律和牛頓力學能量守恆定律的成功，以奧斯瓦爾德 為代表的一派堅持認為用能量就足以解釋世界上的一切了，不需要結構，分子原子是理論上的不必要的假設，再加上當時也沒有電子顯微鏡。我想這個例子很重要，到現在為止經濟學主流的理論還是唯能論。你們看看最近的辯論，宏觀是不是過熱啦，資本投放是不是太多啦，通貨膨脹有沒有起來啦。怎麼解決?要麼是結構調整，要麼是體制改革，要麼就是踩剎車，提高利率或是收減信貸。所以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到中國來的經濟學基本上就是唯能論。這東西辯論了幾十年都沒有結果。愛因斯坦當時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從一個普通的工科大學畢業後，在專利局裡當小職員。他的第一篇文章寫的就是布朗運動 。這個布朗運動在經濟學領域裡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功勞。經濟學講股票市場的價格像布朗運動一樣。但為什麼股票市場的價格會像布朗運動一樣呢？沒有任何理由。有沒有從股票市場布朗運動的裡面揭示出金融市場背後有什麼結構機制？沒有！你根據有效市場理論能揭示中國市場是有效還是沒效？中國金融怎麼改革？美國會不會出金融危機？什麼也說不清。但愛因斯坦的布朗運動卻完全不一樣。他解釋一個花粉運動，就想像分子原子跟這個花粉碰撞，能看到不規則運動，但他同時跟另外一種現象連起來——粘滯性。如果這個布朗運動有擴散過程漂移的話，如果沒有一個力來制衡它，那麼它的加速度就會是常數，粒子就會越跑越快，但你看到的布朗運動不是越跑越快的，那就說明一定是有一種力在制衡它，這就是粘滯力，而且粘滯係數是可以用流體實驗測出來的。愛因斯坦就把粘滯性與布朗運動聯繫起來，倒推分子原子的大小和分子的數目。用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阿伏加德羅常數跟使用別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完全相同的。這是第一次不用實驗觀察而是理論推算證明了分子的存在。這個工作能夠在德國最重要的物理學雜誌上發表也是個奇蹟。你們大家不要崇美，這個工作在美國肯定發表不了。人家會看你是什麼單位。專利局？沒聽說過！根本不可能發表的！但當時在德國，愛因斯坦的論文不僅順利發表，而且像奧斯瓦爾德這樣成名的科學家，看到之後立刻宣布自己是錯誤的，放棄了自己堅持了多年的理論，還提出要打倒自己，與龐家樂一起提名愛因斯坦諾貝爾物理學獎。你們想想看，這個奧斯瓦爾德有多大的胸懷！

今天在北大，我們搞經濟的人大概有好幾千，領導不一定是一樣的。但同在北大，大家能坐在一張桌子上討論的可能性都不大。而當年的奧斯瓦爾德，根本不知道愛因斯坦是誰就馬上宣布自己是錯誤的，這是多大的胸懷與氣魄!這就是科學家的勇氣與正直！沒有這種勇氣，科學怎麼能走得遠？我就發現在國外討論科學問題比較肆無忌憚，沒有那麼多中國人情的約束；如果我在北大討論問題就非常謹慎了，先要看看誰在場，他的老師是誰，他的師兄是誰，是不是說話又得罪誰了。不過我的牌子已經闖出來了，人家都知道我這個人說話就這樣，反正拿我也沒辦法，再說我也沒有什麼惡意，用中國話講，我這人就這德性，就這風格！（笑）我從小就當中隊長大隊長書記啊，非常得重視人際關係，一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上頭。我現在最頭疼的事情是記不住人名，但當時做幹部的時候每個人名都記得非常清楚，經常到同學家去做家訪，跟老師同學關係好得很，選舉時總是我得票最多，但最後我懷疑這麼做有什麼意義。我有一個同輩的人歐元凱，大學三年級學了三門外語發表了兩篇論文。相形見絀啊！我一直在那裡搞人際關係。你們要知道，做科學，要有所不為而後才能有所為！

4．推薦競爭對手的氣量

我再講一個我的親身經歷，而且這個經歷我說出來之後很多人都不信，因為很多人會認為我是討好芝加哥學派，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做研究之初，其實我們並沒有什麼立場；但後來在芝加哥學派和凱恩斯學派 的競爭中，我們做的東西其實越來越反對芝加哥學派。但你越反對芝加哥學派，跟你討論越認真的人卻是芝加哥學派的人；討論完之後，能夠對我的成果肯定到實質上的還是芝加哥學派的人。歐威斯諾加諾維奇，是芝加哥商學院做經濟波動的權威，七八十歲了，我從來沒跟他交往過。一次，他竟專門打電話給普利高津說想來奧斯汀見見我，普利高津很高興，並建議Let’s make a deal!我請你來，你們芝加哥請陳平去講演。他很高興地答應後就來了。我向他請教我們碰到的問題，就是時間序列到底怎麼分離趨勢和波動，要麼時間超過太短要麼時間超過太長，中間的這個階段在什麼地方？數學變換有無窮多，但經濟領域裡該如何解？他說你為什麼不試一下HP濾波器?結果一試就管事兒，幾乎在所有的宏觀數據里都發現了混沌 。最最關鍵的一個數學變換，做物理的人都不知道，經濟學家是知道的，但沒有人提起過，是斯達諾維奇告訴了我。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打擊最致命的就是現在的政治經濟波動學派，因為他們的兩個理論基礎——微觀基礎和噪聲驅動，都被我給推翻了。政治經濟波動學派的兩個創始人之一奧德萊是被奧斯汀挖過來的，在奧斯汀講課，大概沒有幾個人能聽得懂他在講什麼，我去聽他的課，跟他討論，最後他跟我討論得

比他自己的學生還起勁兒。因為我對他的研究很尊重，他就非常願意看看我做的東西。看過之後他說：你做的東西原來是“持續的波動”啊，他們成天說的是“持續的衝擊”。所以後來我就改了關鍵詞了，不再叫“混沌”了，因為人家不知道混沌是什麼東西。由這個例子說明，真正好的科學家是沒有意識形態的門戶之見的，他關心的就是一個問題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對於政治經濟波動學派來說，我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是他們學派的掘墓人，而他們卻來肯定我的工作。我認為這種道德勇氣和科學家的誠實是非常可貴的!我在這兒立下軍令狀，如果在座的各位發現我什麼地方做錯了，我會非常高興，還會引在我的文章裡面，絕對不會惱羞成怒或壓制你。你要知道，科學就是這麼進步的，如果後一代不能超過前一代的話，科學就不能前進了！我覺得在這方面北大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北大有非常好的老師，各個學科的人才也非常齊，但北大有一個不足，就是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同一學科不同門派之間的交流非常弱，而且學生之間還有避諱的嫌疑，好像我是這個老師的學生而跑到那個老師那兒聽課會有悖祖之嫌，就像武俠小說里說的那樣。這不是做科學的態度！

今天我講的這些很容易懂吧，但是不是能夠做到就看你們的了，當然你們現在很容易做到，因為你們還沒有名氣，等到以後你們有名氣了，如果還能做到我就非常佩服你們了！當學生還要非常有勇氣，要能跟老師坦率得說出自己的看法，與不同的老師交流，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