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萬卷書，游千里路

去年我請張五常給我寫了一個幅字。中國人常說的“讀萬卷書，行千里路。”但是我改了兩個字，為“翻萬卷書，游千里路”。書是不能讀的，現在信息爆炸，讀萬卷書的話不就讀死了嗎？我覺得中國學校最大的一個錯誤是認為學校是傳授知識的場所，培根講的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只對了一半，因為知識也是負擔。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學校都在找那些年輕的能夠提問題的學生？因為他有新的想法。卻不願意找那些學富五車的人，他們腦袋裡根本就沒有空間了。而知識是不斷新陳代謝不斷重組的，你們到了工作崗位上以後你就會明白在學校裡面學到的知識，90%都是沒有用的。90%裡面的50%可能是起負面影響的，你所學的東西有用的是很少的。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見識，方法和能力。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科學家帶你的話，就像我，一個中學生，初中二年級就開始參與華羅庚搞的研究。大學我們一二年級都是做的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最重要的是知道什麼是好的問題，知道什麼是前沿的問題。做學問真正需要的東西是好奇心，想象力，還有勇氣和毅力。你沒有勇氣和毅力根本就抓不住新穎的研究課題。我認識許多北大出去的學生，基礎知識非常好，考試成績都比別人強，但是最後有成就的人屈指可數，原因就是北大學生太愛追名家，太急功近利，所以你追名家的時候就已經趕在尾巴上了。熱門是昨天的機會，對你來說這機會已經不存在了，如果你不敢做pioneer的話，在世界上是沒有機會的。做學術是這樣，做市場也是這樣。

我把“讀”改成了“翻”。你們知道書是要翻的，只有翻了以後你才知道什麼書值得讀。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受了嚴濟慈很大的影響，學物理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讀過一本物理的教科書，老師的教科書我從來不買。學一門課就去圖書館借幾本這一類的書，一字排開來看，一看就知道哪章誰寫的好，誰寫的更有特色，哪些書大部分都是抄的，有的很厚的一本書真正有特色的就那麼十幾頁，大部分書看一下前言和結尾就不值得讀了。假如你不會翻書的話，跟着哪個老師就學哪個老師的東西，是不會有出息的。況且同學們大部分讀的書還都是一個專業的，而我們讀的書都是跨了行業跨了領域的。現在科學發展的非常快，大部分新的學科都是從邊緣學科里產生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工匠式的學習方法，就會被淘汰。基本上我們國內學科的開制還是二十年前的體制，所以你出去以後會被重新洗腦。現在北大學生出去之所以受歡迎，人家認可的是北大這個牌子，覺得你考進北大起碼是個聰明人，但是並不是認可你的競爭能力。我在中心已經連續幾年給奧斯汀推薦研究生，沒有一個錄取的。這恰恰是因為我本人的例子，使我推薦的經濟學的學生都不被錄取，最後他們錄取的全是科大的數學物理的學生。因為在奧斯汀有一個做基本粒子的美國學生，受了我的影響轉學到經濟系去，成了最卓越的博士生。他們對傳統的經濟學上來的學生根本就不要，哪怕我們ccer教的課程都是照哈佛的課程教的，但真正前沿競爭性的大學，
並不看重你的知識，看中你做什麼，而是你科學研究的方法。

為什麼我講要“游千里路”呢？不是“行千里路”呢？中國很多人把履歷作為一種驕傲的資本，作為一種資歷。覺得“本人到此一游”，覺得自己見過了很多東西，可是你真正看見了什麼？其實什麼也沒有發現。所以“游”的意思就是要沒有功利心，而有好奇心，去玩，就會看到很多反常的事情，然後才會有發現。很多科學發明，都不是從功利出發，不是在想“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真正好的科學家，不記名利，不記得失。沒有一個人是為了得諾貝爾獎才做科學的。我碰到的真正好的科學家，都是游千里路。

所以我建議同學們儘量的放棄北大培養的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的作風。我現在很難扭轉北大的校風。如果明天要考試美國學生今天會開舞會，從下午開到晚上。北大學生別說開舞會，開討論會都不敢。要狠命的背東西準備考試。所以大家的得失心要放掉，要知道生活是很快樂的。

（二）關於科學研究的文化

上大學時，嚴濟慈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上課時規模比我還要大，完全是法國式教學，教學是開放的，旁邊還有幾個助教，做實驗時就現場表演，然後學生就在那討論提問，學生成績好壞，根本不按考試排，就是看你能不能提出有原創性的問題。他教導我們：要學任何一門學問，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加入一個沙龍，法國有拉丁區，詩人在一個沙龍裡面，科學家在一個沙龍裡面，政治家也在一個沙龍裡面，在北大我想搞一個沙龍，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搞起來，沒有地方，也沒有氣氛，每一個系都有很多人才互相封建割據，一個大院套一個大院，互相之間不來往。像當年蘇聯的試驗物理之父Kapitza9在劍橋的開文迪許試驗室組織了Kapitza俱樂部，裡面有很多後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像弗蘭克這些人，都是Kapitza俱樂部的成員。我希望你們在上我這課的同時，在下面自我組織各種各樣的討論小組，自己組織文化沙龍。所以我就說，會百家才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學到科學研究的方法，完全是在科學流派的交鋒裡面學到的，因此要是不看武林高手打架，只曉得一家之言，要麼就是產權學派，要麼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互相間不交鋒，做不出什麼名堂來，要在各派對話的交鋒裡面尋找成長點。信念的衝撞不是災難，而是創造的機會，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對我有一個理解和原諒，我在這個課上會批評很多人，很多學派，但請大家明白，可以讓我批評的人是我尊敬的人，因為如果你做的東西沒有point的話，根本不值得我去批評，所以我批評你就是表示我尊重你，而且我在批評你的時候很可能吸收你裡面的好的成分和思想到我的理論裡面去，所以我們做科學的人是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樣，要把牛頓的理論做為special theory包括進去，而不是要把它打倒。有個同學講的非常有意思，他說以前毛主席寫那個湖南農民的調查報告，要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然後他就問，是把敵人打翻在地，站在他肚子上好呢，還是像牛頓一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呢？站在巨人肩膀上還是要比站在肚子上看得遠一點。所以對前面那些人的批評，我請大家寬容和理解，我們是建設性的批評，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狂妄自大，而是在批評你的同時就承認你有些道理，但是還不足，還要改進，因為我講科學是開放的東西。

（三）中國科學研究的問題：從模仿趕超到獨立創新

從九七年到現在，我基本上是每年春天在北大教書，秋天回奧斯汀研究，然後直接趕到歐洲去做研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不回美國或者歐洲的話，我就會停留在我那個水平上。我們現在回來很多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知識水平和研究能力還是他回來時候博士水平那個能力。但現在世界上科學發展得非常好，在北大有個非常大的問題是：對外自卑，對內稱大。我希望我們同學要從這兒開始改。你要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是追蹤前沿。另外，我覺得北大現在有非常好的老師，但是被行政的瑣事綁在那裡。北大隻要一出名，所有的事就來了，防範不了。記者訪問啊，開會啊，然後就什麼也沒有了。在中國做的很多非常先進的工作，一個很大的部分是分散的業餘的工作，科學成了業餘的勞動，沒有系統的工作，沒有學派。而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學派。要有系統的工作源源不斷地出來，讓全世界別人來追你，不是你在那兒趕超。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裡的同學，絕對要克服那種模仿趕超的心理，否則北大作為中國最好的學校，如果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模仿趕超人家二三十年前的東西，那中國還有什麼希望？中國現在經濟發展得非常快，但這是苦力錢，附加價值高的東西都在人家手裡頭。你要明白這一條。所以無論是科技，文化，一定要有自己的idea，idea是最值錢的。

（四）對北大同學的建議

我對北大的學生的評價是：博聞追星型。博聞，第一，北大學生見識多，什麼都聽過，但是我認為沒有見識。在那些互相矛盾的學派裡面不曉得哪個學派最有生命力，哪個學派已經完蛋了。要變成有前沿開創性，這才是我們對同學們的希望。中國現在的條件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開放，什麼樣的東西都能見識。那麼從眾多的，複雜的學派交鋒裡面，你怎麼能識別什麼是前沿的？那就看你的遠見。所以要在學派交鋒找交點，在交叉領域裡面找方法，不能在裡面固守傳統裡邊去，挖地三尺。普里高津所採用的方法是開天闢地，他每一個學生都要占領一個領域，沒有在一個老的領域裡挖地三尺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人要敢實踐這種開天闢地的方法，要改造，大膽開拓新的領域，現在新的領域多的是。

另外，要把北大喜歡的這種挖苦人，損人的這種辦法，要變成建設性的批評。什麼叫建設性的批評？你說我不行，ok，fine! What’s your better alternative？你是不是有比我更好的東西來替代我？如果沒有更好的東西，你先用這個。我們北大的同學經常是知道什麼東西，就把人家說得一無是處。我就問你，你的貢獻呢？你沒有貢獻。What’s your better idea? 同學們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千萬要想想看，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要不你說你們倆都不對我有第三條辦法，還有一個辦法呢，我說一個更大的理論把你們兩家都包起來，那就變成一個“special case”。在國外學派交鋒裡面，敵人就是你的知音，就是你將來可能的同門，所以我們在做科學裡面是沒有什麼“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東西。

美國人經常講一句話，我很喜歡：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我的翻譯是：打不贏就合夥！不要老想說，“寧當雞頭，不當牛尾”，這種nonsense! 如果我贏，你就搭我這個船，對不對？我能當頭，那我就當，我當不了頭，我加入你們這陣營我封十大元帥也行。也比當戰俘強。

我希望北大的同學們要克服狂妄自大的心態。要知道，美國隨便一個州立大學的歷史都比北大歷史長。中國雖然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但在現代化的，開放的科學教育裡面，還是非常的原始。到現在為止，中國學術界的成就還比不上以色列。雖然中國的飛船上天了，但那是前面的老人，也就是錢三強，錢學森這些人創建的隊伍。現在在我們各個學科裡面，有多少學科在世界上是可以競爭的？我希望在我們這一代裡面要改變這個東西。

（五）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

有個同學問我，她是學醫的，對這個有什麼用處。我說，你可以用醫學辦法改變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比如改進經濟衡量指標。世界各國都用GDP來衡量經濟發展程度，這相當於測算體重作為健康依據。胖子的GDP肯定高。越吸毒，家庭越瓦解，本來由父母看管的孩子放到托兒所，這創造GDP。實際上，誰的GDP越高，誰的勞力成本越高，誰的產業越外移，誰的法製成本越高。中國高呼完善社會保障，完善法制的同時，美國在削減社會保障，削減法制。但由於利益集團的控制很難做到。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是重走西方之路，而是要研究西方的上升和衰落，走出自己的路來。我非常希望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所，專門研究新的經濟測量方法。實際上諾貝爾獎獲得者庫資內10說過：現在經濟學的測量，不能測量轉型成本。農民到城市去，大量的知識是過時的，這裡的代價測算不出來。醫生看你是不是健康，看你的新陳代謝，測量你的進食和排泄，各指標如血壓，有個正常範圍的boundary。經濟學沒有這樣的指標，把中間過程省略掉。所以現在的經濟學體系是個封閉的系統，是烏托邦理論，只能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辯護，不能解釋經濟的周期波動，更不能解釋制度轉型。現在微觀經濟學模型認為所有的產品都有無限周期，而實際上我們發現所有產品都有生滅過程。

我們要發展一個“bioeconophysics”，要用物理和生物學的理論發展之後來重新解釋經濟學的框架。英國皇家協會會長，70年代做了一個評價：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相當於物理學哥白尼以前的時代。經濟學的哥白尼問題：在怎樣的參照系底下觀察經濟現象有可以描寫的數學規律。經濟學認為一切都是布朗運動，謬誤相當於物理的地心參照系。

在不同文化裡面，女孩子美、男孩子美的標準很奇怪，有的看腳，有的看手，有的看眼睛，有的看胸，而中國這個民族更奇怪，對女孩子的描寫全都是抽象的，從來沒有說過女孩子眼睛大，但要說她眼光流轉。中國人對男性的美的描寫非常的具體，這個案例是違背西方科學的基本假設的，因為西方科學的基本假設說：打獵的社會、游牧的社會是男性為主，種植業是女性為主。中國是農耕的社會，應該是女性崇拜，西方是游牧的社會，應該是男性崇拜，可是事實完全倒過來了，西方游牧民族、打獵民族全是女性崇拜，而中國卻是男性崇拜，（要證明）這個很簡單，看看繪畫就好了，中國的國畫畫出的女人的眼睛全是一樣的，點兩個點就好了，而對男性的描寫，比如五百羅漢，大肚皮的，細腰的，坦胸的，寬肩膀的，金頭髮的，非常的詳細，再去看看中國的小說，什麼赤發鬼劉唐啊，各種各樣的和尚啊，對男性美的描寫是各種各樣的。 然後呢，我還自以為農耕社會的標準都是一樣的，結果有一個學緬甸語的同學告訴我，在緬甸文學的描寫，女孩眼睛大為美，胸高為美，可是中國胸高是為丑的，胸高的女人是不能娶的，因為他們認為胸高的女人淫蕩。

我建議我們做一個統計，第一個統計是要收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看各個民族對女性美的描寫到底是什麼，把描寫摘下來，最好把英文原文和中文譯文都放在那裡。對於中國文學，最好避免現代文學，它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比較大，要找一些純正的文學，中國的《詩經》最好，春秋戰國的還行，到了宋明以後那個變化就大了，要看原始的文化最好，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看男性美；第三個呢，我要看一個動態的轉化：女孩子向男孩子求愛，或者男孩子向女孩子求愛，他從不愛到愛，什麼是最能打動他的？中國人講要考狀元，西方人要在武場上比賽決鬥，看勇力，還有呢看你家有多少頭牛，看財富。然後你就可以從裡面看出他們的價值取向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文化？這就是我們討論的演化文化學。我猜一定和它的生態環境有關係，還跟戰爭的歷史有關係，因為他是搶資源嘛，就要戰爭，就要打啊，打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文打，一種是武打，文打就是考狀元，武打就是決鬥。

第二個可以做的統計：在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青史留名嘛。曾經有西方的經濟學家問我：中國怎麼可能經濟發展呢？因為中國沒有宗教，宗法經濟沒有宗教人就無所不為啊！我說中國有宗教，這個宗教不是儒家，而是歷史！青史留名啊！中國人最害怕死後給你翻案。這個宗教就反映在諡號上面，中國皇帝死了以後有一個諡號，一開始諡一個字，後來長到十幾個字，所以我建議你們做兩件事情，一個是把諡號全抄下來，然後做計算機的檢驗分析，關鍵詞是什麼，義啊，孝啊，武啊之類的，然後統計他的頻率，那個詞出現的頻率最高你就知道中國最重視的是什麼，到底是孝呢，還是武呢，還是仁呢。我對中國有一個觀察，越是道德淪喪他就越是要強調道德，越是打仗失敗他就越是要強調武功，所以那個詞出現的頻率越高的時候，並不是他處理的最好的時候，反而這個問題最嚴重的時候，而且政府的財政有問題，給不了物質獎勵，只有給精神獎勵。我的猜測，封號越長，財政危機越嚴重。所以你可以算一個相關係數，還可以根據不同朝代的封號的變化看出中國社會自秦朝以後的演化趨勢：到底是生態危機日益嚴重，還是外敵入侵日益嚴重，還是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因為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辯論：莎士比亞的戲劇到底是莎士比亞寫的還是培根寫的，考證半天還是沒有定論。但是曾經有一個檢測辦法就是統計它的虛詞頻率，因為你寫之乎者也的時候是下意識的，這個習慣是很難改的，統計它的頻率之後就可以判斷，這個作品是培根寫的還是莎士比亞寫的。其實我的這個辦法分析中國皇帝的封號是和它一模一樣的，你說科學和人文有沒有相通之處，有！你們誰把這個事情做出來，我一定把你們的論文拿到國際上最好的雜誌上去發表，中國這麼好的歷史人文素材，沒有人在上面做文章實在太可惜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現在我們一天到晚反腐敗，你們是不是可以給我構造一個指數，不需要派人去監聽，我就根據我可以看到的指標，我就可以判斷一個地方政府是不是腐敗。朱鎔基上台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也有簡單化的問題。他以一個工程師的觀點以為工程學的辦法也可以用到社會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管理經濟更像給病人看病，沒有唯一正確的藥方，你只要認為一劑藥下去就可以給他去根，病治好了，人也死了。我給你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朱鎔基當政的時候，他有兩條考察地方官政績的指標，看起來合理，實際上的效果非常糟糕。一條就是看GDP，現在中國的GDP都不可相信了，因為各個省報上來的總和比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還要高，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中國反通貨膨脹的時候，我去物價局，物價局的局長是我同學的親戚，我就問他你的物價指數是怎麼出來的，他們就笑，局長就和他們說，說真話，說真話.他們說要看領導的臉色，領導說今天形式大好，我就給他那個最低的數據;領導說問題嚴重我就給他一個最高的數據;領導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就給他一個中間的數據。第二條呢，總理說要控制通貨膨脹啊，通貨膨脹怎麼能夠控制呢？只能調整!可是中國官方有辦法控制。物價指數是個籃子，而籃子拿什麼抽樣就是一個人為的事情。比如說現在測量物價指數，我要穿鞋吧，比如當時抽樣的是40碼的男式布鞋，官方就要求40碼的男式布鞋不可以漲價，其他的都可以漲價。他可以用合理合法的對黨交代，通貨膨脹是可以控制住的，可是這個數據顯然是假的。

還有一個政績衡量的標準是財政收入。這個是非常惡劣的指標。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西方經濟學家給中國地方政府起了一個理論，叫helping hand，就是幫助的手，中國地方政府和俄國的地方政府不一樣，說俄國是grabing hand，是搶錢的手。等到朱鎔基把地方的財政收入作為政績的指標之後，而且還下了一個荒唐的措施是政府下令給公務員漲工資，地方政府買單，那次我正好和遼寧省的副省長在一起，遼寧的副省長和大連市的氣壞了，本來我的工資就開不出來了，你還叫我漲工資，我到哪裡找錢去啊！地方政府是財政危機，三分之一的省一級的地方政府有財政危機，大部分的縣政府都快破產，現在大批的農民去當鄉村的地方官，你說鄉村能不窮麼，講了半天三農危機是什麼問題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政績指標問題，是一個地方財政問題。

所以我建議你們，給溫家寶設計一套政績指標，效率指標。中國的地方官真的是按照指揮棒轉的。我給你們說一個啟發，有個人和我說，怎麼測量腐敗，他去調查過，測量非洲國家的政府和中國政府的腐程度對比比，可以看一個很簡單的東西：我申請安裝一個電話要多少天。我說這個指標很好，北京原來壟斷的時候，大概要等一個月吧，還要給多少多少的錢，後來一競爭之後快的不得了了。我說你還可以加一個指標，你申請開一個企業，你要多少個批文，或者你來信上訪要多少天給你答覆。這些指標你是可以定的，但是你要知道每個指標應該定在哪裡，如果這個進入的門檻就太低了，假冒偽劣產品就都可以開張；門檻太高就是壟斷。最好就是設計一系列相互制約的指標，剛才給我提問的那個醫學院的同學你就有用武之地了，因為很多時候可以從醫學的指標中得到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