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無論是做科學的,做藝術的, 凡是做任何事有成就的人, 我認為, 就和當年那些烈士或者宗教的教徒一樣, 有堅定的信念,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成功, 但你知道你是對的.想一想當年的哥白尼,開普勒,居里夫人 , 和他們所做的事. 你也可以像他們一樣,但關鍵是—你敢不敢跟進去做. 所以這是我們北大同學第二個缺的東西. 有些人並不是沒有科學的遠見,他知道這件實事重要的, 但是不敢做. 我認識好幾個北大出來的學者, 小至研究生, 大至科學院院士, 他們明白什麼事情值得做, 但就是不敢做, 說, 這種事只有拿到tenure了才行,甚至拿到tenure還不夠, 除非拿到諾貝爾獎才可以做.(這樣以後做得不是白做了麼?). 後來我發現, 科學上有成就的人都不是最聰明的, 而是最執著的,聰明的人反被聰明誤,算計得太清楚了.像愛因斯坦和普利高津做的事,實際上是沒有人相信他們能幹成的.愛因斯坦後來本可以拿四個諾貝爾獎,但是只拿了一個,諾貝爾委員會都不好意思發獎了,因為狹義相對論被理解太晚了,要是在發獎就違諾貝爾當年的遺囑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從後面看這些人多偉大，當他們剛開始做的時候也是非常艱苦的。我的第一個老師赫曼，他是研究社會經濟學複雜性的，而且做得非常好，當我剛開始師從他的時候，中心就有老教授警告過我說，如果我要做這種工作，將來是會找不到工作的。當時我想得比較簡單，考慮到可能做完後就會回國，於是就抱着試試看的心理，結果一做下去就在美國待了這麼久。我上周才知道，以他這樣大的成就，仍然在普里高津研究中心、在布魯塞爾當了18年博士後。普里高津有幾個最得意的助手，他們最開始來的時候都是沒名額的，於是就不拿工資自願為他工作，證明自己的能力後再被留下來，而並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那裡薪水高就往哪裡去。所以說普里高津學派能成為一支隊伍，就像當年上井岡山一樣，雖然沒有當時那種白色恐怖的氛圍，但都是一樣的自願。他能在別人都掙大錢的時候，跟着普里高津的信念，不是簡簡單單的幾年如一日，而是十幾年如一日。所以我對他也是非常的佩服。現在我並不怎麼佩服台灣人，因為台灣人太像大陸人了，多少有點市儈風氣。比較而言，在科學研究領域裡我最佩服的還是日本人、韓國人，他們身上充滿了鬥志。前幾年普里高津研究中心裡還是中國留學生最多，可現在卻是少之又少，現在那裡做得最好的是韓國人、日本人還有拉丁美洲的留學生，中國人只剩我一個了。這件事對我來說，令我十分憂慮。中國能有今天是靠老一代幾十年如一日，歷經艱苦打拼下來的，但如果我們培養的下一代是急功近利的，那我就完全有理由懷疑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持續下去。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印度人。在國外幾乎所有的科學研究領域印度人都要勝過中國人一籌，做經濟的、做物理的，很多方面都勝過我們；他們只有一條不如我們了，那就是印度的政府沒有中國的政府那麼有力，我們現在還在享受着共產黨的遺產，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繼承這筆遺產，印度很快就會超過我們的。我剛剛還問了一個為我管理設備的印度研究生，他來自印度南部，我就問他他們那裡上大學的比例有多少？答案令我吃驚，他說達到了80%，但是我知道，在工程系裡做計算機的印度學生比中國學生還多，而且在美國公司和聯合國的各個部門中印度學者也要比中國的多。他們只有一條，在歷史上沒有像中國這樣強大的政府。而也正是這個原因，使我老一代的老師，比如嚴濟慈等——他們都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對共產黨佩服的五體投地。留學回來的人並沒能救中國，真正讓中國人自強獨立起來的是這些土生土長的共產黨人。

所以就我自己來說，我前面說的那些科學方法即重要又不重要——如果你沒有元件、沒有勇氣去嘗試，去try的話，再多的科學方法對你來說也是沒用的。這就好比練兵打仗，將軍把槍和跑交給士兵，但如果士兵不敢開槍，那他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贏得勝利的。我認為大家最需要克服的問題是淺嘗輒止和急功近利，要有遠見，敢冒大的風險，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