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動亂以前，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提出了一個辦北京大學的方針：繼承太學，學習蘇聯
，參考英美。大動亂開始以後，他的這項方針受到批判，成為他的罪狀之一。當時我也說
過，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我不知道陸平的方針是不是受我的影響，也
很可能是出於他自己的創見，不過，當時的批判，並沒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認為北京大學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因為我看見，西方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
年的歷史，而北京大學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這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
現在講北京大學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它是戊戌變法的產物。這也可
以說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紀念品吧。清朝的京師大學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學大臣
管理。管學大臣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校長。當時的管學大臣換了幾次人，當我進北京大學的
時候，學生們傳說中的管學大臣是張百熙。他可以說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對於北京大學有貢
獻的一位校長。據說，他當了管學大臣以後，就請吳汝綸為總教習。
吳汝綸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當時所謂舊學的一位權威。他也懂得一點當時所謂新學
；嚴復翻譯的書，有幾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隸
（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辦了些新式的學校。張百熙請他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表明
了張的辦學方針。據說張百熙當了管學大臣以後，曾親自到吳汝綸家裡去請他出來，吳汝
綸不見。後來一天，張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吳汝綸的門外（一說是跪在臥房門外）
等候相見，吳汝綸只好答應了他的邀請。但是吳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
察幾個月，回來後才能到任。張百熙答應了。不料吳汝綸從日本回來以後，不久就死了，
竟沒有來得及到京師大學堂就任。吳雖然沒有到任，但是這個經過當時卻傳為美談，我們
學生聽了，都很感於張百熙禮賢下士、為學校聘請名師的精神，和吳汝綸認真負責、虛心
學習的精神。
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以嚴復為第一任校長，不過為時不久，後來又換
過些別人。我於一九一五年進北大的時候，沒有校長，由工科學長胡仁源兼代校長。文科
學長是夏錫祺。當時的學系稱為“門”。各系沒有設系主任，系務由學長直接主持。文科
有四個門，即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英文四個學門。我入的是中國哲學門。在
我們這個年級以前，還有一個年級。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
以後，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從主席台上站起來發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
還是出於辜本人的臨時衝動。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的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
些社會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
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裡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作文章都
不通，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
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
，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後，也沒有別人發言，就散會了。
當時中國文學門的名教授是黃侃（季剛）。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在當時及後
來的北大學生中傳說他的軼聞軼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說，他在堂上講書，講到
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
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
在中國哲學門裡，有一位受同學尊敬的教授，叫陳介石（黼宸），他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
、諸子哲學，還在中國歷史門講中國通史。他講的是溫州那一帶的土話，一般人都聽不懂
，連好多浙江人也聽不懂。他就以筆代口，先把講稿印發出來，上課的時候，登上講台，
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得非常之快，學生們抄都來不及。下堂鈴一響，他把
粉筆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寫的跟講義雖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複，而且在下
課鈴響的時候恰好寫到一個段落。最難得的，是他雖不說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為學生講
課，真有點像莊子所說的“目擊而道存”，說話成為多餘的了。他的課我們上了一年，到
1916年暑假後我再回到北大的時候，聽說他已經病死了，同學們都很悲傷。
1916年春天，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什麼文
告來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通告說：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
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
，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
教育，不是做官。其餘兩條，也是針對着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象而發的。參看上面所說的
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
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
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
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
胸懷洞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
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
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開封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他對我說：“別人都說中學難辦，學生
不講理，最難對付，我說這話不對。其實學生是最通情達理的。當校長的只要能請來好教
師，能夠滿足學生求知識的欲望，他們就滿意了。什麼問題都不會有。”他的這番話，確
實是經驗之談。學校的任務，基本上是傳播知識，大學尤其是如此。一個大學應該是各種
學術權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不管它什麼科，一個大學裡面都應該有
些權威學者，能夠解答這種學科的問題。大學應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
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範圍內有發言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
張百熙、蔡元培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後，第一件事情，
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知道當時的學術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
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合集起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
死得早了，沒有表現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了的。
陳獨秀到北大，專當學長，沒有開課，也沒有開過什麼會，發表過什麼演說，可以說沒有
同學生們正式見過面。只有一個故事，算是我們這一班同學同他有過接觸。在我們畢業的
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個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後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
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隨便，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
前面。相片出來以後，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
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
是豪放的。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碰見沈尹默，談起書法。沈尹默說，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在他
的一個朋友家裡，看見沈尹默寫的字，批評說：“這個人的字，其俗在骨，是無可救藥的
了。”沈尹默說，他聽了這個批評以後，就更加發憤寫字。從“其俗在骨”這四個字，可
以看出陳獨秀對於書法評論的標準，不在於用筆、用墨、布局等技術問題，而在於氣韻的
雅俗。如果氣韻雅，雖然技術方面還有些問題，那是可以救藥的；如果氣韻俗，即使在技
術方面沒有問題，也不是好書法，而且這種弊病是不可救藥的。陳獨秀評論書法，不注重
書法的形態，而注重形態所表現的氣韻，這不僅是他對於書法理論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對
於一切文藝理論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學思想。
以上所說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動亂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學術至上”吧！隨着“學
術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為學術而學術”。“為學術而學術”這個口號當時所針對的是
“為做官而學術”。在清末民初時代，人們還是把學校教育當成為變相的科舉。哪一級的
學校畢業，等於哪一級的科舉功名，人們都有一個算盤。學術成了一種做官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三不主義”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針對着這種思想而發的。他當了
北大校長以後，雖然沒有開會宣傳“不做官”的原則，但從他的用人開課這些措施中間，
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並不等於科舉時代的進士；學術並不是做官向上爬
的梯子，學術就是學術。為什麼研究學術呢？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財，為的是求真
理，這就叫“為學術而學術”。學生們逐漸知道，古今中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人，都是
這樣的一些人。就中國的歷史說，那些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人，都是在做官的餘暇做學問
的。他們都可以說是業餘的學問家，學問的愛好者，雖然是業餘做學問，可是成功以後，
他們的成績對於國家、人民和人類都大有好處。學問這種東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為而
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無所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來了。作為業餘的學術愛好
者，為學術而學術，尚且可以得到成績，有所貢獻。如果有人能夠把為學術而學術作為本
業，那他的成績必定更好，貢獻必定更大。
在十年動亂時期，還批判了所謂“教授治校”。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後所推行的措施之一
。其目的也是調動教授們的積極性，叫他們在大學中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當時的具
體辦法之一，是民主選舉教務長。照當時的制度，校長之下，有兩個長：一個是總務長，
管理學校的一般行政事務；一個是教務長，管理教學科研方面的事務。蔡元培規定，教務
長由教授選舉，每兩年改選一次。我在北大的時候，以學生的地位，還不很了解所謂“教
授治校”究竟是怎麼個治法。後來到了清華，以教授的地位，才進一步了解所謂“教授治
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於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並不在於他在政治
上有什麼主張。譬如辜鴻銘，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這
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後不但沒有改變這個事實，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
人物，就是劉師培（申叔）。劉師培出身於一個講漢學的舊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
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袁世凱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製造輿論，辦
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
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其中學術界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
世凱被推翻以後，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
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
，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
，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
這就是所謂“兼容並包”。所謂“兼容並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
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
路的。因為他的“兼容並包”，固然是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的反動人物保留地盤，但更
多的是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人物開闢道路。
那個時候的北大，用一個褒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自由王國”，用一個貶義的名詞說，是
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國。蔡元培到北大以後，開課並不是先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
着教師去講，而是讓教師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說，
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
課程的內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
成果的機會，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實了他的教學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
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
一起來。說統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開什麼課，這是教師的自
由，至於這個課怎麼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學生們，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課
，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麼課，不上什麼課，沒人管；你上課不上課也沒人管。只到
考試的時候你去參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畢業證書，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於
群眾也是公開的。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
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有時
應該上這門課的人，講義沒有拿到手，不應該上這門課的人倒先把講義拿完了。當時有一
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
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
過入學考試，也未辦旁聽手續，未經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
，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照上邊所說的，北大當時的情況，似乎是亂七八糟，學生的思想，應該是一片混亂，派別
分歧，莫衷一是。其實並不是那個樣子。像上邊所說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言
論行動，同學們都傳為笑談。傳說的人是當成笑話說的，聽的人也當成笑話聽的。所謂“
兼容並包”，不過是為幾個個人保留領薪水的地方，說不上保留他們的影響。除了他們的
業務外，他們也沒有什麼影響之可言。反之，為新事物開闢的道路，卻是越來越寬闊，積
極的影響越來越大。陳獨秀當了文科學長以後，除了引進許多進步教授之外，還把他在上
海舉辦的《青年》雜誌，搬到北京，改名為《新青年》，成為北大進步教授發表言論的園
地。學生們也寫作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在校外報刊上發表。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
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
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
，影響全國的。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沒有武鬥。
上邊所引的那位中學校長說，學生是通情達理的，不僅通情達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
上，他們的判斷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當時已經是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將近達到
高潮，真是人才輩出，百花爭艷，可以說是“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就是這些人，提出
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是這些人，採取了外抗強敵，內除國賊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中，
類似的行動，在太學生中是不乏先例的，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的傳統。五四運動繼承並且發
揮了這個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