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回，窗前楊樹的褐裸枝杈，在凜冽寒風中，不屈地伸向天空，搖動苦 撐了一冬後，終於又迎來了春天。在和煦的陽光照撫下，一個月後它又綠覆枝頭， 生機盎然地立在窗前路邊。時光流逝，歲月匆匆，轉眼在清華園裡已度過五十多 個春冬。　　　　　　　

　　五十多年過去了，留在回億中的，既有年輕時的興奮憧憬，和對清華前輩學 人的學識與品德風範的崇敬；也有那將留在清華歷史上，無法擦拭去的斑駁痕跡。 嚴峻的歷史事實，一次次告訴人們，直到今天，做一個求真的知識份子很難。倘 若你要對某件事去求真，真理不僅不會被接受，反過來，你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承受莫須有的指責甚至罪名。倘或你要一輩子求真，等待你的將是坎坷終生，弄 不好甚至會為此失去坐在書桌前和站在講台上的權利。黃萬里先生的坎坷境遇，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黃萬里教授是在清華院系調整，組建水利工程系後，於五三年應邀到清華執 教的，講授水文學。先生於一九三七年畢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獲水利學博士， 是當時國人在這個專業獲博士學位的第一位＊，同年回國為國家服務。先生知識 淵博，數十年業績卓箸，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在黃河三門峽工程規劃討論會上，不 計個人前程的坦誠進言，歷史證明先生是站在真理一邊。

　　一九五七年水利部在京，召開了討論由前蘇聯專家設計的，治理黃河規劃中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三門峽水利工程的會議。當時恰處建國初期，百廢待興，舉國 上下正在實行“一邊倒”，倒向前蘇聯的國策。召開的雖是專業討論會議，但與 會學者和工程專家，當時要對蘇聯專家的設計提出異議，將被認為是政治上的逾 矩，更何況要提出反對興建三門峽工程的建議，在當時必將承受巨大政治壓力。 但黃萬里先生本着知識分子的天職是求真的信念和良心，在會議上坦誠進言，認 為當時修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是一個建立在錯誤設計思想上的工程。它違背 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若在三門峽修建攔河高壩，泥沙必將淤積 在水庫上游，使黃河上游水位逐年抬高，並預言水庫蓄水後，潼關以上必將出現 大淤，因河床抬高，不斷向上游發展，使黃河下游的災情轉到中游，渭河那裡人 民也將修起生產大堤，因此三門峽壩是修不得的。會上無人同意他的意見。會議 一共開了十天，黃先生參加了七天，為此他也在會上爭辯了七天。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好提出，如果一定要修，要求將壩底六個施工期泄水洞不要堵死，但前蘇聯 專家仍堅持按原方案施工，在攔洪蓄水前將泄水洞堵死。

　　一九五七年對知識分子是一個磨難之年，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 舞下，許多知識分子出於樸實願望，就其關心的事，和周圍熟悉的人，或進言， 或寫文章發表自己意見，以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在這種情況下，黃萬里先生也 就當年春季，由城內平安里至清華園的三十一路公共汽車，因五道口以西路段路 面翻漿，只能通車到成府路東口，到清華需再步行兩三公里很不方便，據此寫了 “花叢小語”一文。文章以道路路床設計錯誤為主幹提出批評，並要求將問題原 因公開向人民公示，對有關人員進行問責。此外文章也對當時已開始出現的好大 喜功，不實事求是，甚至奉承上級等不良傾向，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批評和譏諷。 但囿於當時對政治形勢估計的需要，“花叢小語”被定為大毒草，登在了人民日 報“什麼話”專欄上。反右運動中，先生因此文獲罪被定為右派，從此步入坎坷 人生。

　　歷史是嚴肅的，它總是讓人們付出沉重代價後，才會用事實回答你，是誰堅 持了真理，誰選擇了謬誤。一九六O年九月，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建成蓄水運用， 次年上游泥沙就開始淤積形成災害。至一九六二年三月潼關河床已淤高四點六米， 渭河也大淤。河水壅高后，不斷向兩岸沖刷淤積，使沿河兩岸損失耕田八十萬畝， 一個縣城也被迫搬走。一九六六年水庫建成後僅六年，庫內已淤積泥沙三十四億 立方米，其體積已占水庫總庫容的百分之四十四，顯然若不改建，任泥沙繼續淤 積，用不了多少年，三門峽水庫必將變成死庫一座。一切令人痛心的後果，均為 時已定為右派的黃萬里先生在五七年討論會上的坦誠進言所言中。面對事實教訓， 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開始重新動工改建，其中包括要將已 堵死的壩下部六個施工泄水洞，以每個一千萬元的代價逐年重新打開。

　　一九六六年三門峽工程正在改建，黃萬里教授並未因在三門峽工程爭論中歷 史已證明他堅持的是真理，而得到政治上釋壓和社會尊重。恰恰相反，由一九六 六年始，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戴着右派帽子的他，卻迎來了更大厄運，要承受 更多磨難。做為“牛鬼蛇神”的他，由原新林院教授住宅，被趕到了木地板下積 水，常年潮濕的北院小屋。每月靠領二十元生活費過活，監督勞動，隨時接受群 眾批判。一九六九年被派往清華江西農場監督勞動，在鄱陽湖畔圍湖造地，開荒 種田。一九七三年被調到水利系三門峽教育革命基地，監督勞動，打掃廁所，接 受批判。身處逆境，仍心繫黃河，在三門峽監督勞動期間，工余為了撰寫“論治 理黃河的方略”一文，他要求去潼關以上地區，實地考察黃河，渭河河勢與地貌， 落實治理方略，獻策國家。一九七三年春經過基地同意，戴着右派帽子的他，在 監視下去了潼關以上地區進行考察。在黃渭考察途中，他目睹了中遊人民承受了 由下游上移的苦難，先生內心非常痛苦，寫下了“平生積學何曾用，愧對蒼生老 益悲”，茫茫然不知怎樣才能報效人民的悲切詩句。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全國着手甄別過去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 包括在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對被劃為右派的平反工作。一九七八年在全國右派幾 乎已全部平反的情況下，黃萬里先生才摘下了，戴在頭上達二十年之久的右派帽 子，他終於度過那磨難的歲月，時年已六十七歲。

　　九十年代以後先生以耋耄之軀，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水利問題，探討治水 原理。在他的“水經論叢，治水原理”講稿中，就分別對黃河的治理開發，淮河， 長江治理策略等問題，做了詳盡闡述和分析。九十年代初，國家加速籌劃長江三 峽工程開工工作。早在一九八七年，先生就箸文公開發表，不同意修建長江三峽 大壩。他認為基於長江河床造床物質為卵石，高壩建成，水庫蓄水，庫內水深流 緩，不能搬移水中卵石及泥沙，特別當訊期時，水流中挾帶的大量卵石及部分泥 沙，將淤積在水庫壅水末端重慶，阻塞長江航道，並且隨沙石逐年沉積，將向上 游延伸，抬高江津，合川等地洪水水位，甚至造成洪水泛濫。他認為上述阻塞重 慶港，淤積上延至江津合川，洪水淹沒大片耕地及城鎮的事，會發生在三峽大壩 蓄水後十年或二十年，他認為縱使是幾十年後發生，也是貽害無窮的。因此他竭 誠呼籲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並三次上書直陳不可建的理由，但均未予採納， 也未予回覆。對此他晚年曾無奈地對人說，可惜今天議論長江三峽高壩，連當年 議論三門峽大壩時的七天公開辯論也沒有了。聽者悵然無言。二OO一年八月二十 日黃萬里教授在病中度過九秩華誕，一個星期後竟溘然長逝，永遠離開了他為之 奮鬥一生的中國水利事業。他未能看到近在咫尺的二十二個月後，長江三峽大壩 下閘蓄水，庫區環境和河流自然條件改變後的新演繹，更未看到十年二十年，甚 至幾十年後的情景。幾十年後的長江三峽大壩，是宏圖大志，千秋功業，還是如 先生所言，是爭功脅眾，貽害無窮，歷史一定會做出公允評斷。到時又由誰來承 諾，留給炎黃子孫後代的答案，將永遠不會是後者。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先生已離我們而去，在校園內再也 見不到他的身影，但帶有傳奇色彩的他和他的事跡，仍在人們間傳頌。人們敬重 他品德高尚，雖出身名門，父為著名愛國人士黃炎培，但他卻不謀官位，不徇私 利，實難能可貴。先生胸懷坦蕩，處事光明磊落，待人寬厚，特別是對青年人更 期望有加，在師生中深得讚譽。黃萬理教授一生，本着知識分子的天職是求真的 良心，多次坦誠進言，難免觸顏犯上；儘管有的進言已為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但 他能得到的，卻是磨難冷落，坎坷一生。記得已故著名學者鍾敬文先生，就學術 道德問題，曾說過這樣的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我想是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受到社會尊重，原因就在於此。這個尊重與人們對一 個成功的商人開名車住豪宅的羨慕是不同的。前者是出於品德操守高尚，後者是 因為闊綽。如果我們的社會或環境不再要求，甚至不允許知識分子以求真做為天 職做為良心，去評判他們的人品，人們對知識分子，也不再注重他們求真的品德， 我想這樣的社會，終不可免會出現群體素質整體下降，社會職業道德全面滑坡， 想到這裡我感到有責任，寫一篇黃萬里教授事跡的文章記念他。

　　＊　黃萬里文集　　　　　　編輯出版小組　二00一年八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