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學的辦學主體是多元的，學校自主考試，學生可以同時報考幾所大學，最後自己決定上哪所大學。

　　學生為考上好學校而展開的競爭，與學校為錄取到好學生而展開的競爭，匯聚到一起，最終將實現各種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1929年夏天，錢鍾書跟堂弟錢鍾韓高中畢業，一起報考清華大學。入學考試時，錢鍾書拿到數學試卷一看，幾乎全不會做，蒙了幾道題後，就匆匆交卷，最後的成績是15分。按照任何一個學校的規定，這樣的成績都不可能被錄取。但他的國文和英文成績特優，英文還得了滿分，校長羅家倫一看錢鍾書的國文、英文，大為讚賞，立刻決定將其破格錄取。

　　當然，放到現在，大學也是可以錄取特長生的。不過這個故事還沒有完。錢鍾韓也考上了清華大學，而且總分是第二。但是，為了跟堂兄較勁，他沒上清華，而去了交通大學讀書。他同時報考了這兩所學校。

　　錢氏兄弟所經歷的就是民國時代最典型的大學招生錄取制度：學校自主考試，學生可以同時報考幾所大學，最後自己決定上哪所大學。

　　國立、私立、教會大學共存，中國大學出現了一個多元時代

　　這種考試錄取制度是跟當時的大學制度有關的。在民國時代，大學的辦學主體是多元的，既有政府創辦並撥付經費的國立大學(包含省立、市立)，也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國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固然是辦得非常好的大學，但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也辦得極好，它們卻是私立大學。在當年，它們完全可以和國立大學比肩，而且它們都是綜合大學，具有非常優良的人文傳統。

　　至於教會大學，1915年統計，共有36所。基本上最好的醫學院都是教會大學，比如協和醫學院、設在長沙的湘雅醫學院、設在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燕京大學則是教會大學中非常出色的綜合性大學，其校園就是古色古香的燕園，即如今的北京大學所在地，而燕京大學最後一任校長，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比較出色的綜合性教會大學還有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那裡的英美法研究是最好的)、嶺南大學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設想有什麼全國統一的高校錄取考試制度——大多數大學不是政府的，政府怎麼能夠代替大學組織出題考試？在這種辦學主體多元、甚至非國立大學占據主流的制度下，當然只能是各學校完全自主地考試招生，國家教育部僅制定有關招生原則，進行協調。

　　大學獨立招生錄取，也是當時“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原則的必然要求。大學要獨立，當然包括獨立地按照自己對學生的要求考核學生；學術要自由，當然需要在選拔人才方面的自由；而教授治校，當然也包括教授們按照自己的標準錄取學生。

　　政府教育部門也不得不尊重這樣的原則，一般不大干預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曾經對各校招生考試提出過要求：招考預科生，命題須依照中學畢業程度，勿使太過或不及；各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招考新生，除外國語外，其它各學科，應以本國文命題……這樣的規定，其實是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

　　因此，在民國時代、尤其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各校都獨立地組織招生錄取。考試形式與錄取方式是靈活多樣的，一般是先公布招生章程，向社會通告招生人數、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考試的時間、地點和入學相關事宜，然後自行組織命題考試，確定錄取標準，並自行錄取學生。考點的設置往往根據生源情況而定。

　　學校自主出題，學生可參加多次考試，高考成為學校與學生的互相選擇

　　當時的大學也有綜合性大學、學院和高等專科之分，每類學校根據自己的要求出題，如高等專門學校，除國文、外文、數學為必考科目，還根據本校專業設置，考核學生相關科目：法政類的專門學校一般增設歷史、地理，工業類的專門學校增設理化與繪圖，醫學類專門學校加試理化、博物。有的學校還舉辦預科和本科等多層次入學考試。

　　至於考生，當然可以同時報考幾所學校，這些學校的考試時間一般都會錯開，以方便學生進行安排。因此，對於中學畢業生來說，將會渡過一個“考試季節”，而不是兩天三天就考完了。

　　這當然比較麻煩，但卻意味着他有更多的選擇機會，而不是一次定終身。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學校單方面錄取學生，而是學校與學生之間進行雙向選擇。

　　學生由學校自己招收，文憑當然也是由學校自己來頒發。而學校、尤其是名校，顧及自己的聲譽，一般都會奉行寬進嚴出的政策，不會隨便頒發畢業證書。比如，在梅貽琦主掌清華大學的時候，從入學到畢業，物理系的淘汰率一般在50%左右，最高的一屆竟然高達80%。

　　當然，一些比較差的學校，為了獲得生源，難免降格招考。不過，其文憑也不被社會所普遍認可，逐漸也就為社會所淘汰，最終，學生為考上好學校而展開的競爭，與學校為錄取到好學生而展開的競爭，匯聚到一起，由此使好學校的名聲更好，最終實現了各種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當然，文科因所需辦學經費少，而且，畢業生也容易進入仕途，因此，招生規模一直居高不下。1931年，全國高校在校生為44167人，其中，法政、文哲、教育、商科占74.5%，工、理、醫、農科僅占25.5%。這與其說這是高校獨立招生制度造成的，不如說是由社會需求的本身結構造成的。

　　後來，隨着30年代初中期政治統一，經濟快速增長，社會對自然科學和工程類人才需求增長，學生的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各大學這方面的招生人數快速增加，到1937年，全國高校文科生比例降為48.8%，理、工、農、醫實科類學生的比例則增至51.2%。

　　高等教育一元化悖論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出於戰爭目的，試圖加強對教育的控制，蔣介石提出“教育界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諸如課程表、教科書、教授資格審查、教師的聘任和待遇，都要按照教育部的“部頒標準”行事。而在考試錄取方面，就是實行“聯考制度”。教育部先是在國立的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試行“聯合招生”；1938年9月，正式實行國立各院校統一招考。其後，統一招考繼續發展。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聯考，僅僅包括國立大學(包括省立、市立)，也即政府所辦大學，並不包括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因為政府只可能直接指揮自己創辦的大學，而不可能直接干預私立或教會大學的招生事務。當然，即使對於政府所辦大學，政府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比如西南聯大就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

　　50年代初，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地走上高校統一招考之路，台灣自1954年起實行“聯考制度”，大陸則實行全國統考制度。所有大學校系都用一種統一的、也是惟一的考試方式招生，校方只是被動地按照這個統一考試的成績擇優錄取，基本上不考慮考生的專長問題，考生的志願也在其次。

　　這種制度讓高等教育“單向化”，也即按照一套標準，將大學、院校、專科分成一個自上而下的等級體系，把學院降格為“次一級的大學”，專科則淪為“次次一級的大學”，從而使整個高等教育趨於一元化，而取消了學院與專科學校自身的獨特性，他們只能招收大學篩選後的學生，其生命力日漸衰微。從80年代後期以來，不管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出現了專科、學院競相升格為綜合性大學的熱潮。結果，卻使高等教育與社會需求更加嚴重地脫節。

　　更糟的是，這種聯考和統考制度把經歷20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教育理念的衝擊而逐漸被人遺忘的科舉考試觀念，又復活了過來，並且以平等、公平等好聽的現代字眼加以修飾，從而扭曲了整個社會有關教育、考試的觀念。這樣的錯誤觀念，始終是趨向於擴大學校、教師和學生的自由和獨立性的教育改革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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