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姐坐北樓眼淚汪汪，
想起了二哥哥好不悲傷。

漢章按： 要談季羨林，很奇怪想到了趙本山先生發揚光大的二人轉中王二姐思夫里的一段黃色小調。 

 

    我在1982年大學畢業時，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有一個叫季羨林的，雖然我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學者並不陌生。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偶爾在《讀書》之類我喜愛的讀物上看到季羨林的一些小散文，看慣了文革八股的文章，覺得此類散文清新悅目，名字於是記得住了。爾後季羨林先生的大名越來越大，當然不是學問越來越大，其時如他自己所言早已不務正業了，而是靠中國官方輿論的宣傳。我的朋友說是炒作成名，在季羨林身上有這麼個意思。事實上到他去世前的幾年裡，北京大學已經扶他為國寶了。自然的， 陸續看了他的《留德十年》，《佛教十五講》等，才知道此人來歷不凡：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科學的中心是位於德國一個只有10萬人的小城--哥廷根。學數學的人都知道這個小城是數學王子高斯，20世紀數學的最後王者希爾伯特工作的地方，當時在歐洲有“有志於數學的年輕人，打起背包到哥廷根去”的說法，而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說他在哥廷根呆了十年，並取得博士學位，有次還在書店碰到希爾伯特並交談了幾句，這對當時還在研究生時期的我，着實吃驚不小。所以我常說用唯心主義的觀點看問題， 越看越不明白， 而不明白就會產生盲目崇拜。這好比那時我們崇拜偉大領袖毛主席，可是常在毛主席身邊的江青女士竟然不聽毛主席的話一樣。按照趙本上先生的話說，距離產生美，實際上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距離只能產生神秘，不僅不產生美還產生可怕的無知。 

 

    那麼季羨林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廣義一點講，是梵文, 佛學的學者，而梵文是一種古印度的古典語言。由於印度沒有歷史記載，許多傳說由梵文寫成，所以即使在印度能讀梵文的人都是高人一等的學者，我的一位印度朋友的父親就對梵文情有獨鍾。梵文又是佛教的經典語言，所以對佛教傳播之地的語言，包括漢語也產生過影響，所以從文化的角度講，自然的十分重要。佛典傳播到中國新疆，漢代還是西域三十六國的龜茲，被翻譯成一種叫做吐火羅文的語言，收藏在敦煌等地。 二十世紀初，吐火羅文的佛典殘片在新疆被西方的探險家發現，可是三十六國早已煙消雲散，當時已經沒有人能讀出這種文字。可是身在德國哥廷根的西克教授(Emil Sieg)和Wilham Siegling於1908年把這種文字不僅讀了出來，還搞清楚了語法規則，哥廷根聖地的偉大於此可知。資本主義世界在科學革命的年代裡不僅產生了偉大的自然科學，還產生了偉大的社會科學，這後一點不大有人科普，其實講民主、人權、司法等不講盧梭，孟德斯鳩很難講的清楚。1935年西克退休，恩斯特·瓦爾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在哥廷根接掌梵文講座。瓦爾德施米特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里希·呂德斯(HeinrichL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而季羨林先生正是瓦爾德施米特的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將自己讀通的吐火羅文全部教給了戰時只有一個學生的季羨林。從這個不凡的經歷，我們知道季羨林先生受教於世界級的大師，讀懂吐火羅文的確是他的絕學。 那麼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究竟如何呢？ 對這樣高深險僻的學問自然不敢妄加評論，可是有人是懂得的。1980年代初，季羨林先生在別離40年代後，一個學者40年該做的應該都做完了，帶領中國代表團再赴德國，造訪他自己稱為學術父親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當季羨林畢恭畢敬地將他當年翻譯的印度古典史詩《羅摩衍那》，面對大師他拿出的東西不可能不是最得意的，呈獻給恩師時，不料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臉來，責備他說：“我們是搞佛學研究的，你怎麼弄起這個來了”？由此看出一個偉大的學者和一個中國的國寶之間的差距。八戒先生雖然也去過花果山，但他還是老豬， 不能成為大聖。一個學習語言的學者搞起了翻譯，只能說是浪子無才的最後哀鳴。 

 

    當然季羨林先生不這樣認為。他把這一切歸罪於毛主席，歸罪於“老佛爺”，北京大學文革的造反派聶元梓女士的迫害。可是聶元梓後來回憶說她當時根本沒有注意過季羨林，因為他還不夠格， 何談迫害？可見季羨林先生實在是高抬了自己。雖然季羨林先生一再在各種版本的訪談，文章中說自己就是一個俗人，但庸俗的地步還是超過了我們的想象。1976年，其時文革已經結束，他卻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衊》，可是轉眼在改革開放後，他老人家卻寫下了《牛棚雜憶》哭哭啼啼。當然， 政治上的幼稚本是知識分子的通病，強求可能有點難為了。還是回到他青年時期的日記， 看看他的志向如何： 

【季羨林日記：（六月）十七日 前兩天下了點雨，天氣好極了。 今天看了一部舊小說，《石點頭》，短篇的，描寫並不怎樣穢褻，但不知為什麼，總容易引起我的性慾。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

與季羨林這種奇妙志向有一比的大概是胡耀邦先生在中南海參觀毛主席書房時的一段故事了： 

【胡耀邦同志愛散步，當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邊一般要走一萬步。1984年至1986年期間，因中南海部分區域開放參觀，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豐澤園故居院內。我記得，耀邦同志第一次與我交談時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回答說：“我是給晚年的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圖書服務員。”耀邦同志說：“那我問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這是耀邦同志與我交談時向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我說：“說真話，毛主席晚年沒有看過《金瓶梅》。我們是從1966年5月開始為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麼書我們都有登記，直到他老人家逝世，這10多年的時間裡，毛主席沒有向我們要過《金瓶梅》，我們也沒有發現他老人家看過《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說，毛主席生前看過《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匯報了毛主席先後三次對《金瓶梅》的評論】

嗚呼，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就產生了他媽的這樣堪稱“國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回憶季羨林先生是為了引出他老人家當了一輩子中西文化學者對文化的看法：

【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那麼究竟什麼是中國文化呢？ 一般人認為這種文化起源於《周易》，成熟於孔子，老子之手。不是現在又開始了孔子學院了嗎？北京師範大學的於丹女士在現代化的今天，不是宣講她所在的傳媒學系的新文化理念，而是叫全國人民跟她一起再理解理解《論語》，這和季羨林先生是一個意思，雖然她理解《論語》恐怕給顧炎武提鞋都不配，甚至比起季羨林也差得不是一星半點，但無知者總是無畏的。這種思潮在科學界也泛濫開來，晚年的錢學森先生好像多少有點這個意思，只不過錢先生博大精深，一時還真不易理解他的真實思想。例如1958年錢先生在中國青年報放衛星說糧食畝產不止2萬斤，應該是20萬斤。他在國外的科學家朋友不理解，可是他在1993年回信說，他當初算的有點小錯，真實的畝產是40萬斤左右（葉永烈：《錢學森“萬斤畝”公案始末》）。 科學的說法說中國文化，應該說是一種“智慧”的文化，或者再深一步是“天人合一”，“整體論”等不一而足的現代提法。的確，看孔子，老子的書，會讓人感到一種生活的“智慧“。有次在國外的機場，翻看一本英文的《孫子兵法》，導讀上講了一個故事，主要是想說明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說的是一位有名的醫生談起他的祖先， 中國文化有一種崇拜祖先， 老人的副產品。這位仁兄說他祖父雖然精通醫道， 但並不給人看病，只是在街頭路口碰見行人，在寒暄閒聊之中告訴沒有任何症狀的路人該注意什麼，結果是方圓百里沒有病人，可是他的祖父一生並無名氣。到他的父親時，祖父已經去世，就有人來求醫，大概是祖父去世，沒有了忠告，所以有人真病了起來。好在祖父的餘威尚沒有完全消失，問題都不是太大，只是一些不舒服之類的主觀訴求， 他父親總能化解，名氣比起他祖父來，就稍微大了一些。到他自己的時侯，已經公開掛牌行醫，來的都是危重病人，他自然救活不少，結果祖孫三代，他名氣最大。可是他自己總結說，三代之中他的醫術其實最差，因為他的最高目標是祖父的水平，可是一輩子連他父親也沒有超過。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副產品，總認為後人不如前人。拿老子的話說，就是“大道無形，上善若水”。當然中國這樣智慧的例子很多， 例如孫子幫助“齊王賽馬”直到今天還是中國人有趣的話題。晉元帝在都城建康把剛幾歲的兒子司馬紹，就是後來的明帝，放在膝上抱着，有人從長安來，元帝隨便問兒子說“你認為長安遠還是太陽遠？”司馬紹回答說：“太陽遠，因為常聽有人從長安來，但沒聽說有誰從太陽那兒來”。元帝聽了，大為驚奇，便想讓群臣知道兒子的聰明。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宴會，突然又問兒子說“你認為長安遠還是太陽遠”？司馬紹這次的回答是：“長安遠＂。元帝以為兒子故意出他的洋相，驚慌得變了臉色，說：“你今天的回答怎麼跟昨天不一樣呢”？ 司馬紹回答道：舉頭就可看見太陽，但卻看不見長安，因此長安更遠。元帝驚為神奇。舉凡此類，數不甚數。所以余秋雨先生說我們的古人生活的不必我們差着實是有幾分道理的。

 

    可是“智慧”這個東西卻不能產生“知識”。例如老子說了半天，到書的結尾了才說出他自己對理想社會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小國寡民，是絕智棄聖，是民雞犬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想想今天去國外遊學的人，包括季羨林先生遠赴哥廷根而變成國寶顯然與老子的思想並不相符。孔子的結論不用說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幾千年了，即使於丹女士對她的女兒恐怕也很難做的到。於是人心不古，就成了世道日下的標準中國語言。從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到嚴新先生一發功，大興安嶺的火就停止了，再到李連杰先生“王府“上拜“王林”，中國人在雲山霧海中自在的活了幾千年，一句“天人合一”，“整體”論， 把中醫變成了能看到人內臟的扁鵲。《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就記載神扁鵲本來對人的五臟六腑的毛病看的清清楚楚，但還是假裝給人家“號脈”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這實在有點奇怪，看來號脈只是中醫裝神弄鬼的幌子而已？ 齊王問扁鵲到底人有多少病？扁鵲列出了24種, 除去一種由蛔蟲引起的外, 其餘的23種是: 

1. 成的病是酗酒後行房事得的。

2. 這種病是因為內心憂鬱，常常厭食的緣故。

3. 這是內心悲傷所得的病，病得之於憂鬱。

4. 他的病是因房事造成的。

5. 得這種病，是天氣嚴寒時曾在流水中洗浴，洗浴後身體就發熱了。

6. 病是脫掉衣服而汗被吹乾得的。

7. 山跗的病，是因為大怒後行房事得的。

8. 他的病是因酗酒後行房而得。

9. 病因酗酒而生。

10. 他的病是因出汗時伏臥地上而得。

11. 她的病，是因為想解小便又不能解，然後行房事才得的。

12. 她的病是因為喝酒大醉而得。

13. 她的病是因流汗引起，

14. 他的病得自風氣，以及睡覺時張口，食後不漱口。

15. 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受火烤後又在外面受了風邪而得。

16. 他的病是因洗完頭髮，沒擦乾去睡覺引起的。

17. 他的病是因喜好舉重物引起。

18. 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卻不能夠引起的。

19. 得這種病的原因，是吃過飽飯就跑的緣故。

20.  他的病是房事不當而得。

21. 他的病是多次喝酒之後受了風邪引起的。

22. 是因行房事不節制而得。

23. 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

    理解了上述中醫的理論，我們就大概明白了中國文化所謂的“整體”究竟是怎回事了。 由於不能理解五臟六腑的細枝末節，只好籠統的將人的病全部化為了生活不當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李時珍先生一句“根狀如人形者神！”就說明了人參為啥有神奇的醫療效果，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生活中的“智慧”， 而這也許是還有不少人推崇中醫的原因。  

   可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從畢達哥拉斯（最早發現勾股定理的人）到公元後四世紀的阿基米德的古希臘先哲們卻開創了另一種文化。最近看盧海昌先生的科普《太陽的故事》開篇就是“重返古希臘”，一句也沒有提到中國人，雖然中國人觀測天文有幾千年的歷史了。這種文化， 把任何複雜的物理形體進行簡化，首先在數學上給以實現。當然這種文化在歷史上也遭遇了興盛衰竭，在歐洲中世紀黑暗的一千年裡無人問津。從這一點上說， 中國人連綿不斷的文化的確有自豪的理由。13世紀時，不知道啥的原因，歐洲人突然從阿拉伯人的手中看到了這種文化，因為古希臘人早已不在，其辛苦留下的著作被阿拉伯人鎖在了圖書館裡 （所以阿拉伯人也不省油），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文藝復興”，其實也是“復古”的運動，這一點和中國人還有點相像。但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人類再也不走回頭的路了。前面提到的盧海昌先生的《太陽的故事》，就把太陽的內部結構，能量釋放， 甚至原始起源到最後的滅亡說了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不同的是，每一步既有邏輯的推理，又有直接和間接的觀測證據，與“王林”大師靈魂出竅，深山逮蛇完全不是一個東西。於是我們知道了：無限好的夕陽和早上的一輪紅日並無不同，長安離開南京的距離比起太陽的距離來說根本不值一談。這種由“知識”產生的“智慧”才達到了真的“智慧”。我們看到的心臟跳動固然重要，但指揮我們行動的卻是表面上一動也不動的大腦神經，這在號脈中根本體現不出來。於是“心主神明”的中醫不僅不智慧了，還成了方舟子先生嘲笑的對象。當杜甫先生寫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時候，他只是作詩而已，子美先生做夢也沒有想到，廣廈千萬間如今早成了小菜一碟。關雲長得到呂布的一匹赤兔馬，高興的說可以一日千里，可是現而今一天一萬里也不用鞍馬勞頓，還有漂亮小姐端茶遞水。當然我們也知道了所謂的“齊王賽馬”其實是一個二人零和對策的簡單特例。可以肯定的，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雖然這是一段恥辱的歷史，中國人再過5千年也還是扁鵲倉公，關公赤兔。當然了， 在床前明月光里想象家鄉的梅花開了沒有也許比一個短信過去說家鄉其實啥也沒變來的更有詩情畫意。  

 

     現在我們大概清楚了，和由知識產生的智慧是真智慧一樣，經過“還原”的整體， 才是真正的“整體”，而從整體到整體的整體始終是糊塗的“整體”。記得早先看方舟子先生的科普，說的是生物上原來認為不能還原的整體性質許多後來都還原了。自然了，科學還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清代有兩人因為對紅樓夢的不同看法而老拳相向的故事，極有可能的是紅樓故事對各自的神經系統刺激的不同所致。 最近看到方舟子先生談宗教一文， 說：

【有多項研究表明，顳葉癲癇患者比一般人更具有宗教情懷。例如，一般人對與性有關的詞彙（例如“性愛”）非常敏感，聽到後會出現皮膚出汗等反應；而顳葉癲癇患者卻對這類詞彙毫無感覺，比中性詞彙（例如“桌子”）還不如，相反地，聽到宗教詞彙（例如“上帝”）卻會讓他們非常激動。有的顳葉癲癇患者，在患病之前是很世俗的人，發病之後突然變得超凡脫俗，從此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乃至見桌子不是桌子，見椅子不是椅子，見到的是這些東西上面一些常人不會注意的美麗細節，為此感到造物主的偉大和神奇，虔誠無比，到處訴說】

更堅定了這樣的看法。情感類的東西雖然暫時有許多不清楚，中醫和中國文化其實更連點影子也摸不到，總有一天我們會知道這是為什麼。 

    數學上有門學科叫黎曼幾何， 是用微積分來研究彎曲空間（稱為流形）的一種幾何，退到三維空間就是曲面的幾何。 這種幾何也稱為“大範圍微分幾何”，追求的是整個流形的“整體”性質，可是要得到整體的性質，必須通過“局部”的坐標計算來實現，因為空間彎曲的緣故，不存在整體上的坐標系。這個學科的偉大之處昭示了我們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描述這個空間彎曲程度的一個指標截面曲率（退到三維的曲面上叫高斯曲率）是僅由距離所決定的量。打個比方說，在平地上行走一小時能走5公里，可是在山坡上行走的話，可能一小時走不到3公里，所以距離也可以決定空間的彎曲程度。數學大約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而高斯可能是數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高斯稱他發現的定理，即高斯曲率僅由距離決定的定理為“絕妙定理”。可見即使偉大如高斯， 不經過複雜的計算，就能發現高斯絕妙定理是不可能的。回到錢學森先生上來，我們大致可以描繪他的心路歷程。一方面錢先生領導過中國的導彈計劃，那是一個上百萬人參加的科學工程，1980年代有為一塊鋼板磨了兩年的工人的事跡報道，所以錢先生對整體論情有獨鍾，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弄清楚導彈生產的全部過程。在這個問題上，他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典型如畝產幾萬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弄錯了。其實在1958年發表的文章里，他說的很清楚，植物之所以高產，與其接受太陽光照有很大的關係，他並沒有說是他發神功讓糧食增長起來，這是他和嚴新，王林之流的故意騙人不同的地方。問題在於如何使得光照能像他說的那樣？ 顯然的錢先生認為現在的技術做不到，不能保證將來的技術做不到。例如牛頓先生用萬有引力提出人造衛星的可能性時，他不大可能想到人類能造出地球衛星，不然牛頓先生首先應該是兩彈一星元勛。另一方面，錢先生把科學縱向的例如劃分為哲學，數學，控制理論，工程應用說明了他還是要至少“還原”一些東西，並沒有完全迷信於完全“整體”的說法。例如他說的哲學，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什麼呢？ 簡單說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舉例來說，中國幾乎所有的史書包括《史記》在內都認為改朝換代乃天道循環：劉邦能為天子，天命的成分遠大於其它的因素。而歷史唯物主義就把社會變革還原為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發生激烈矛盾從而引起無產階級如陳勝、吳廣之流的下層人民起來革命，打破舊的生產關係，社會因此而推向前進。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錘子把自己扎進班房的肖傳國先生。實事求是講，我們很難把肖傳國先生說成王林一類完全故意騙人的騙子，不然他不會到處喊冤到現在。據武警醫院的記小龍醫生講，肖傳國接好的也許是一根神經，可是脊柱神經和大腿的神經好像兩管銅線，即使接對了一根，這可能是肖傳國先生搞清楚或者他認為最重要的一根，可是他不能把其它的也完全對接起來。於是不僅脊柱神經沒有弄好， 連大腿也最後癱瘓了。這也是整體和局部的關係的一個生動科學事例，雖然我們並不認為肖傳國先生認識到了這一點。 

 

    科學帶來的技術固然給人類帶來臭氧層的破壞，但解決這個破壞還是得靠科學。  因為如果不是蒸汽輪船，季羨林先生不過一個山東臨清的農家子弟，做夢也不大可能到達科學的聖地哥廷根。不到哥廷根，不僅國寶做不成，連臭氧層是個啥恐怕也不知道，農業社會的無知對自然造成的破壞實際上一點也不比工業時代少。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衊

 (1976.01.24)〈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教育界颳起了一陣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傾翻案風。這是在新形勢下的一場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決不能等閒視之。他們散布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也包括了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說什麼，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了。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氣憤！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我有解放前後、文化大革命前後新舊對比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說不完的事實來駁斥他們的肆意誣衊。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統治學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語文的，這種語文不能說一點用處也沒有，但當時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這很適合我當時的心情。我尾巴翹得天高，連一點起碼的“自知之明”都沒有了。至於世界觀的改造，對於我來說，“只如秋風過耳邊”了，回想起來，照這樣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麼地步。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也獲得進一步的改造和提高。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大學。學校開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教育革命實踐，在這時候，我的頭腦開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點“自知之明”了。在這時候，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貫徹執行。對於象我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宣傳隊的同志們用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我們提高政治覺悟，可花費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有時候前進兩步，後退一步。然而他們總是耐心等待，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允許有思想反覆。只要一有點進步，就立即予以表揚。就這樣，我終於有了一些進步。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奇談怪論的製造者擺出一副為知識分子“請命”的架勢，實則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導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自己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