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招生制度必須改革 ——“我的北大考博經歷”讀後 　　　　　　 　　　　　　　　　　 鄧正來（吉林大學教授）

　 閱讀了北京大學2004年法理學博士考生甘同學就他本人所發表的“對每個字負責”的“我的北大考博經歷”（http://forum.blogchina.com/8324.html）一文以後，感觸頗多。雖說我剛進入體制一年，還不可能徹底地洞見到中國當下推行的文科博士招生制度所依憑的內在邏輯、它與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以及它所具有的合理性，但是這些年來我自己聽到的和我在這一年中見到的情況卻足以使我有理由對中國當下推行的這種文科博士招生制度深表憂慮；而這次我所謂的“考博事件”就更使我覺得應當對中國博士招生制度進行全面而徹底的反思和批判。

甘同學所發表的“對每個字負責”的“我的北大考博經歷”一文，因是一面之詞，而可以使人們針對這一“考博事件”保有足夠的“謹慎”並把持高貴的沉默。但是我以為，我們盡可以對甘同學的一面之詞不予表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和基本的責任對“考博事件”中關鍵的制度安排進行思考和追問的，因為眾所周知，“考博事件”中的制度安排實際上就是中國博士招生的一般性制度安排。的確，我認為，中國博士招生制度中存在着許多亟需我們予以認真反思和批判的因素，但是因論題所限，我在這裡只討論“考博事件”中與中國博士招生的一般性制度安排緊密相關的“複試”制度及“差額”制度。

我認為，“考博事件”中關鍵的制度安排乃是這次複試過程中所採取的“差額制”。按照我的個人理解，之所以複試需要採取“差額制”，其惟一且充分的理由便是此次初試後達到所規定的複試資格線的考生人數超過了所要招的人數。因此，當達到所規定的複試資格線的考生人數只為一人或與所要招的人數相等的情況下，就不應當再讓未達到所規定的複試資格線的考生參與複試以啟動“差額制”，因為顯而易見，這時啟動的“差額制”乃是背離設定此一制度之理據的，甚至是在為了“差額制”而犧牲掉了博士招生基本安排的正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根本就不可能對誰有資格參加複試做出合理確定的預期，進而還在實質上取消了博士招生初試製度的意義。

實際上，當達到所規定的複試資格線的考生人數只為一人或與所要招的人數相等的情況下，複試也不像蘇力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可以免去的制度。在我看來，複試仍是一項必需且必要的制度安排。這裡的關鍵在於我們對複試這一制度的理解。“複試”實際上至少意味着這樣兩層含義：第一，對於博士生考試來說，筆試是基礎性考試，但僅僅筆試是不夠的，因此需要設定基本複試資格線以後再進 行由相關博導主導的面試；第二，對於博士生考試來說，相關博導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因而是至關重要的角色，也因此需要由他主導對考生進行更深入的面試。但是，複試這一制度安排本身無論如何都不意味着參加複試的考生一定能夠通過複試。這即是說，主導複試的博士生導師根據面試的結果既可以同意招收參加複試的考生，也同樣可以不同意招收此一考生！

因此，我們經由上述對“考博事件”中關鍵的制度安排所做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隱含在“考博事件”之中但卻不為人們所意識的核心問題，即究竟是什麼力量迫使我們在決不能採取“差額制”的情形下執意要啟動“差額制”？進一步言，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是政治的？經濟的？指標的？還是我們所謂的與博士招生相符合的學術的？甚或還是某種個人的？它居然能夠迫使我們不得不把一個原本包括“不通過”考生的複試制度變成了一個必須“通過”考生的制度？

當然，無論我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何種回答，我們都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力量雖說無形於博士招生制度安排之中，但是卻無時不刻地宰制着我們招生制度安排的方向——這種力量像某種非正式規則“資源”似的扭曲着甚或歪曲着中國博士招生制度的正義以及我們對這種正義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日常理解”，它實際上是在重重地向知識的神聖性和我們“當下的正義認知”扔出一副象徵着“嚴肅挑戰”的白手套。因此，我認為，只要我們不對這一雖未明確宣告但卻始終宰制着我們的力量做出同樣嚴肅的追問和回應，那麼我們就無力阻止具有各種“學術”名份並且旨在促進學術研究發展的各種制度安排朝着“反學術”甚或破壞學術發展的方向墮落，而且諸如此類的“考博事件”還將繼續背着我們日常的基本正義感而不斷發生。

最後，我呼籲，作為博士生導師的我們，應當本着對那些由衷熱愛知識的年輕學生的責任心、應當本着對建構良性的發展中國學術的制度安排（包括中國的博士招生制度）的責任心、也應當本着對中國學術之品格的責任心，對中國當下採用的博士招生制度進行全面且深刻的反思和重構。 　 　　　　　　　　　　　　　　　　　　　　　　　　　　　 2004年7月14日凌晨 　　　　　　　　　　　　　　　　　　　　　　　　　　 于吉林長春小南湖潛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