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態與社會秩序]第六章 [1] 

進化論提供的巨大啟示刺激了人類知識的擴展，隨生物學之後勃興的與人類學相關的學科，直接研究有成文記載的文明社會之前的社會狀態，為人類認識自身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早期的體質人類學，就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研究人與其他生物、以及不同人類集團[2]之間的身體形質差異的。但人類學的重心很快轉移到“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上，因為體質人類學甚至不能說明 “未開化”社會中的人類生活樣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對象不是“人種”（race），而是民族集團（ethnic group），它主要在以下兩個領域中確立其地位。[3]一、被稱為“民族學”（ethnology）的知識向我們提示了大量遠離西歐社會、遠離產業社會的“未開化”社會的語言、音樂、藝術、信仰、禮儀及婚姻、制度的現實狀況。二、被稱為“民俗研究”（ethnography）的知識把眼光投向文明社會中存在的尚沒有被文明社會完全同化的現象，如摩爾根（1818—1881年）的《古代社會》、[4]弗雷澤的《金枝篇》（1890年出版），[5]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年）的《未開化人的性生活》，[6]列維·斯特勞斯的《構造人類學》（1958年出版）等，直接對我們認識當今社會提供了參照，促進了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進展。

與進化論研究猿猴等現存的人類先祖形態生活、研究人類本身存在的進化殘留構造的方法相仿，人類學把研究對象集中於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生活，卻沒能提供可與進化論相當的貢獻，沒有構築起關於人類社會進化的動態圖式。這表明人類認識自身遠比認識除人以外的生物更為困難。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裡，進化論的主要對象——生物的進化並沒有什麼奇異的變遷，但人類社會生活，不論是文明社會還是未開化社會，卻發生了有史以來的階段性飛躍。雖然人類學等相關學科學者、冒險家們大概已經跑遍了整個世界的人類生存居住處，但他們既沒有完全解明未開化社會的基本生活構造，[7]更沒有可能觀察到不受文明社會影響的自然、原始進化的發生。達爾文記敘過一些例子：當人們開始認識那些未開化部落時，發現他們由於文明社會的侵入已經沒法在這個（非自然的）社會中生存下去了！當人類開始能動地掌握（改善或侵害）自身命運的起源之初，人就不可能被動地只受自然選擇規律的制約。人類學沒有被普遍認同為一門科學這個事實，部分原因就是由於這個前提條件的制約。

另一方面，至少就國家組織形態的認識來看，人類學的局限主要來源於它自誕生以來的功利性。例如，關於阿拉伯世界的人類學式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研究，開端於伴隨拿破崙遠征埃及（1798—1801年）的上百人的國家考察團，這種研究必然會把西歐產業社會的近代國家意志強加於伊斯蘭社會，加上歷史上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伊斯蘭蘇丹）的恐惡等因素造成至今為止的偏見，深刻地表明了試圖以一條邊界（多半是人為、強權策定的）斷裂不同民族集團之間交流的可變通性的近代國家形態的失敗。[8]這種附屬於殖民政策的性格在今天的人類學研究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例如日本的人類學相關研究，仍然類似於以早期的開發掠奪為目的的研究，幾乎圍繞着美日經濟摩擦以及東南亞等投資地域的知識展開。[9]因為對於政府或經濟財閥而言，人類學相關研究非如此就沒有必要提供財源支持。人類學研究的狀況本身還表明近代國家形態在圍起了一條封閉邊界線後，抹殺了過去的由宗教等更具普遍價值的鬆緩、寬容形態下維繫的多樣性，推進了“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均一性。在很大程度上發祥於法國的民俗研究，剛開始時致力於法蘭西民族（國家）內的多樣性，但由於迅速激盪變遷的以國家形式出現的民族間對抗，使研究者們不得不從關心單個民族內的差異轉到關心多個民族之間的差異，實質上強化了單個民族（國家）的均質性，民俗研究也蛻變為強化國家機能的民族學。[10]

雖然，人類學等相關學科沒能直接提示出關於近代政治生活組織（國家）的啟示，[11]卻從另一方面提示出需要以新的形態出現的民族已經成為近代政治組織樣式的載體。很顯然，能夠產生、發展出關注（與自身民族不同的別的）民族特性的人類學研究、並且同時又是進化論發祥地的英國正是最早確立適合近代政治組織方式的民族國家，甚至賦予了民族以新的、無法脫離國家的政治含義（nation而不是ethnic集團）。這個近代國家形態的特徵可以歸結為：在民族內由於推行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獲得了相當於過去世界性帝國（如羅馬）或世界性宗教（如羅馬正統教會）的權能，這個過程一旦確立就成為歐洲各民族鬥爭的典範，推動各民族都以民族國家的形態參與近代歷史。本來，東羅馬帝國的滅亡（1453年土耳其伊斯蘭教徒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後，歐洲各民族正是在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抗爭（如十字軍東征）中逐漸形成不同於舊帝國形態的民族自決、民族獨立的近代國家觀念。正好在東端的奧斯曼帝國開始衰落之際，西端興起的英國提示出：除了民族載體與世界性宗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都具世界性指向）形式外，民族內部的（後來被明確定義的）民主主義與基本人權保障正是新國家形態不可缺欠的政治原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1789年7月）更徹底地印證了近代國家成立的原理和規格，也產生了帶有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意義的愛國主義概念，成為主導近代國家歷史的線索。

近代國家以民族的同質性為強勁動力登上歷史舞台，同時也必然地強化民族內的均一而加劇（帶有人為區分的）民族間的排他性，因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避免與外部鄰接民族的抗爭歷程。實際上，國家制度的全權性（即所謂主權）不僅必然地排除了同一地域上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政治制度的施行，而且必然地要求居於從屬地位的民族放棄、喪失其自律性，這就帶來了近代史以來的最大災難甚至世界性戰爭。[12]那些先天不足地成為民族國家主權原則犧牲品的民族還必須被迫以民族為單位參與國家形態的競爭，比他們更可憐的是那些一開始就被排除在競爭（即近代歷史）之外的部落種族，如印地安人，吉普賽人和庫爾特人。他們提供了近代拒絕國家這樣的強權組織形態的例子。

從某種意義上講，吉普賽人的際遇是檢測人類社會以國家方式生存的功過的晴雨計。大致自五世紀流浪樂師們由印度向波斯移動以來，開始形成了吉普賽人集團，他們不斷向西北發展的歷史表明至十五、十六世紀為止，舊的國家權力（各種帝國）對他們的阻礙並不很強暴，正是西歐的步入近代國家制度的普魯士、法蘭西等政府明文以火與劍消滅吉普賽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在二戰中受到相當於猶太人所受的迫害卻至今沒法獲得正義的申訴。所謂民族國家，並不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平等、自由地組織國家以從事社會生活，而是強大民族壓迫弱小民族推動民族統一的有效手段。今天，社會的進步已經取消了明顯的侵害人權的法令，但統治民族更巧妙、複雜地通過一系列法律、經濟等方式把別的民族置於社會生活的底層，如六十年代為止的美國黑人、直至今日的日本大和民族以外的民族，都經受着民族歧視的壓迫。那些處於優越地位的民族甚至在某些進步社會活動領域也無意識地以其統治地位要求其它民族的同化，例如德國的動物保護熱心人士們指責吉普賽人虐待動物。[13]實際上，任何環境保護等自然問題都是離不開國家權力的社會問題，僅僅片面強調問題的某一個側面並不能推進社會的進步。

近代民族國家一旦確立了在人類生活中的統治地位方式，就迅速地改變了民族的觀念，賦與它遠遠超出自然的形體人種式的區分意義。受國家形態的制約，所謂民族，也必須面臨以下幾種因素的區分：第一、地域性，第二、文化特徵，第三、經濟差異。地域性主要是指物理性制約，如美國的獨立就表明同一民族因地域不同而發生變遷導致不同國家的建樹，在新的國家裡又會形成新的民族認同。美國獨立的意義在於它表明國家統治不適於設置較多間接層次，應該保障涉及國民自身直接利益的事務儘可能由自身（或其直接代表）決定，大英聯邦內那些由英國移民占統治地位的殖民地域的獨立大多體現了這一原則。東巴基斯坦的分離也基於同理。[14]另一方面，同一地域上的不同民族也有可能設立超越“民族國家”觀念的排他性權力的政治制度，所以，最近人們注意到在一定時期內一定地域上形成的被稱為“文化特徵”的因素可以成為國家統合的考量。

文化特徵對國家形成的影響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自法國以來，歐洲的各民族都朝着民族國家的設立方向胎動，但直到1860年，才在意大利半島上出現自羅馬帝國滅亡十三個世紀以來的統一國家，這表明僅僅由民族性不足以主導意大利的統一，因為意大利的民族均質性不高，[15]而且備受羅馬教會與相鄰各國（法國、西班牙等）的干涉。最終奠定意大利統一的共同基礎的不是馬基雅維里的政治權術論（包括後來勃里波利、馬志尼的國際性活動），而是文藝復興運動的自然歸結，[16]《神曲》就是用地方語言而不是具有世界指向的拉丁文寫作的。由純粹人種學“民族”意義起始的nation一詞，轉換成包含文化特徵的“國民”含義，超越了“單一民族”國家樣式，為後起的多民族國家的設立突破了概念的框架。

緊接着意大利，但比意大利更強固地達成統一的德意志國家的成立（1871年），除了機遇（主要是法國的失敗）和才智（俾斯麥、毛奇等政治、軍事領袖）外，主要有賴於德意志各領地城邦之間的文化與經濟的共同性。路德改革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德意志民族精神文化的獨立，他為了徹底擺脫羅馬教皇的指令，翻譯《聖經》為德語以便確立宗教的民族地位。直到1972年，德國西部具有國家宗教性格的福音教會（EKD，它的80%收入通過政府的宗教稅獲得）還鄭重宣布它不是一個“宗教團體”，而是一個（與羅馬教會、英國聖公會相當的）教會。當然，德意志文化的集大成是以德文寫成的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哲學著作，它標誌着德意志啟蒙文化對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超越。不過，如果僅僅是如此發達的文化特徵而不伴隨關稅同盟、金融貨幣流通等經濟體制，仍然不足以構成穩固的近代國家條件。注意到今天歐洲的統合，甚至南北朝鮮、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差距，都可以看到經濟特徵是必不可少的。

畢竟，在人類歷史上，如島國日本那樣比較高度地符合地域性、文化性、經濟性共同特徵的民族國家原理要求的情況是少有的，但歷史並不會由此排擠那些較強的一般眾民族的參與。俄羅斯就首先突破舊的民族國家的限制，成立了新型的近代國家，一方面是對既存國家權力的反動（或抗議），同時也包含着期待，提示出某種超越民族區分的統治方式。如果我們注意到托洛茨基的猶太血種、斯大林的格魯吉亞出身、捷爾任斯基的波蘭出身，以及由憲法規定的蘇聯性質——“自由的民族自決與各同權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自由意志結合而形成的統一的多民族聯邦國家”、“構成聯邦的各共和國，保留從蘇聯自由的退出的權利”，和被重複多次的列寧、甚至斯大林的關於民族平等的語言，就會認同共產主義的國家組織形式。但事實完全出賣了人類的良心祈求，蘇維埃政權演變成最專制的國家權力的一種，並人為地編造“單一蘇維埃民族”以維護上層統治集團的利益。正如當一些猴子為利益爭執時，一頭獅子趕來聲稱它可以為猴子們帶來平等，因為它占取了猴子們的所有利益。

我們再略為提及與蘇聯相關的中國的情況，可以認識到“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在國家形態壓力下產生的，[17]它在漢族和那些與漢族同化程度很強的少數民族中得以接受，主要是萌發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候”——日本軍隊侵略的時候。當外來侵略成為主要矛盾時，抓住主要矛盾可以緩解主要危機，[18]但並不可能解決暫時被壓制為次要矛盾的危機，如中共在建國後就不得不拋棄過去的“民族自決”的政策而改為“民族自治”的虛設。與許多民族主義的現象一樣，“中華民族”抗擊外敵的積極價值並不能掩消它壓迫藏族等弱小民族的消極作用，在今天的外敵入侵威脅消失的背景下，它的解釋更多地表現為無視現居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域內的漢族以外的弱小原住民族的獨特性。[19]

僅僅從近代國家的民族性格來看，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強權的實踐具有兩重性：（一）它們沒有或沒法貫徹當初的理論政策，（二）馬克思主義等反抗正統國家理論的社會主義思想本身也帶有歐洲的偏見傳統而有待克服，那麼新的帶有普遍意義的國家形態應該具備哪些性格才是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