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來女婿氣走兒子？

土洋博士漫話“土”“洋”

本報記者 徐玲玲

當“土博士”的工作環境和心理感覺迫使他們不得不考慮出洋鍍金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認真對待了

在採訪另外一個題目時，記者認識了顧君。他是國內某著名高校的博士後，“我是土博士，”他說，“土博士與洋博士是絕不能同日而語的。報紙上總是在歡欣鼓舞地報道某處又從國外引進多少人才，某時期比某時期多引進多少人才。那是社會的注意焦點，單位的領導們也會因此而增加政績。引進人才固然是好事，我們國家確實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全是在國外嗎？過分地厚此薄彼，會傷了國內這批人的心的。”

他說的情況我感覺陌生。不知他所謂的“傷心”，是個體的感覺還是一批人的感覺，抑或是一個群體的感覺？

此後記者通過各種關係採訪了九位博士。其中五“土”四“洋”五位“土博士”，都是我們國家自己培養的博士後；四位“洋博士”，都是教授、博士導師，有的已回國十年，其中不乏中科院“百人計劃”的入選者並國家自然基金會“傑出青年基金”的獲得者。他們的工作單位都是我國著名大學和科研院所。對於記者的採訪，他們欣然作答，但有一點：不願意暴露自己的姓名。於是記者只好以A、B、C、D、E、F、G、H、I君姑且稱之。

土博士A：“我並不嫉妒洋博士。”

“中國別培養博士了，不然乾脆叫‘中國博士’，加上一個定語，並註明中國博士不等同於博士。”溫文爾雅的A君即便在說氣話，也仍然笑容可掬。“我並不是對洋博士心懷嫉妒，對他們個人我無任何偏見。他們中有許多能幹的人，一些真正的人才。問題是，現行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是否就有利於他們的事業長進？最重要的，是否會促進我國的科技發展？以‘百人計劃’為例，‘百人計劃’有一個限定條件：必須在國外待夠兩年現在仍在國外的非本單位人員，才能入圍。於是，我們這些國內的博士們只能望‘計劃’興嘆。但一些在國內讀完博士剛剛去國外待了兩年的人，鍍了一層‘洋’金，就能堂而皇之地入圍‘百人計劃’。30歲出頭，剛才還是別人學生的人，因為這兩年的‘洋’經歷，一回來就成了教授，成了博導，就有200萬的項目資金，就有寬敞的住房，就有了自己的實驗室。這些東西，是我們這些國內的博士後奮鬥了多少年也還不能想的，出了兩年國就能一步到位。您想，這對他們的事業長進有好處嗎？”

“當然了。有資金，有項目，有實驗室。除了你們感覺到的不公平，對他們的事業發展為什麼沒有好處？”

“不，您錯了。做博士生與做博導，中間有一段很長的路，就如同士兵與將軍中間有一段很長的路一樣。博士好做，你可以跟着老闆，你專心地鑽研你的那一門學問就是了。但是做博導，你的知識要全面，你要有思想，你要能給學生以東西。這是一個全面的積累和提高的過程。對於我們土博士，這個過程要十年左右，這也是必須的。而沾了一些‘洋’回來，你立馬就能從博士變為博導，這樣的拔苗助長對誰有好處呢？對人還是事業？”

土博士B：“出國滿兩年就成為衡量人才的標準，你不覺得可笑嗎？”

模樣樸實的B君給我舉了兩個例子：一是他從博士後站剛出來時帶了一個碩士生，這個學生在國內讀完博士出了國，在國外一個實驗室打工。去年他作為引進人才回來了，兩年多的國外生涯使他從“土”變“洋”，馬上成為研究員、博導，有了自己的實驗室，有了寬敞的住房，有了200萬元的項目基金。二是他有一位朋友，本來是洋博士，在德國獲得的博士學位。如果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回國，他就是“引進人才”，就可以馬上成為研究員和博導，可以享受各種優惠待遇。可是他回國讀了博士後，於是就自動從“洋”變成了“土”。他不再能作為“引進人才”，他必須像他們這些“土博士”一樣從副研做起，像他們一樣去自然基金會爭取十萬二十萬元的項目基金。“您不覺得這有些可笑嗎？出國滿兩年能成為衡量人才的一個標準嗎？”他問。

“這條規定是否也有它的合理之處呢？”記者問。

“有吧，就是為了多從國外吸引人才。也許認為國內的你反正已經在國內了，多吸引國外的回來，人才豈不是多多益善？可是，也許招來一個‘女婿’，氣走幾個‘兒子’。”

土博士C：“不過就因為一土一洋，他就能高高在上。”

“基礎研究中的大一些的課題，往往不是一個人單槍匹馬能夠做的，”C君這樣對記者開頭，據他周圍的人介紹，C君很能幹，出的論文和成果都多，是他同期博士後中的佼佼者：“它需要一個團隊，一個集體。現在的一些引進政策，我認為其實是把引進的人放進了一個花瓶里，反而讓他失去了必要的泥土與養分，因而倒難成大氣候了。從國外一回來，一次性地就得到了所有的東西，這很自然地就把他同國內這些人隔離了開來。從另一個角度說，比如一個人，獲得博士學位的時間比我晚五、六年，SCI上的文章我比他多出不止一倍（註：SCI為科學論文索引，美國把國際上主要學術刊物上刊登的文章編輯索引。SCI上的論文數量是公認的衡量一個科研人員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記者在採訪時經常聽到人們提起它），科研水平等各方面衡量起來，我們不在一個水平線上，我要比他高出一截。不過就因為一‘洋’一‘土’，他能夠高高在上。你想，我會去他手下幹嗎？即便我會去，他會請我去他手下幹嗎？”

“如果您不去想‘公平’不‘公平’這回事，而只考慮這個項目你是不是很想干，或者您會去他手下干。”我說。“您能這麼純粹嗎？”他笑問我，“您能嗎？”

我無言。沒有親身體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大概我不能。

土博士D：“不管是外來和尚還是本地和尚，你要給他們公平競爭的機會。”

“我知道‘百人計劃’‘長江學者’，除此之外，還有些什麼吸引國外人才的優惠政策？”

“據我所知，大概1996、1997年之前，還沒有許多特別優厚的吸引條件；但是之後，各個大的系統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吸引政策，就好比水漲船高。這之後回來的人，大多都可歸於名目繁多的引進項目之下，可獲得大量的利

益和機會。我並不是說不該有優惠的吸引條件，必要的條件是應該的。對於特別優秀的人才和學科帶頭人，‘百人計劃’這樣優惠的條件也是應該的。事實上，‘百人計劃’在實行之初還是很有益的，但是後來有些變味了。我想表達的中心意思是：不管是外來和尚還是本地和尚，你要給他們公平競爭的機會。不能把一方看作後娘養的，連競爭的機會都不給人家。”敦敦實實的D君憂心重重地搖着頭：“我擔心這種現行政策會導致一大批30歲上下的人才的流失。完成博士和博士後學業正是30歲上下的年齡，這個年齡正是幹事業出成績的黃金年齡，卻要拿出來貢獻給人家了！其實把洋博士土博士各有所長，放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可以是很好的互補和配合。可是現在，回來的就是人才，就能被高高地捧起來。一個洋博士一年的費用可以是十個土博士一年的費用，你教人家如何不走。即便不想長期留在國外，也要先出去，出國再回國以獲得承認。”

“要害是浮躁，學術界浮躁的空氣，把學術當作政治來做。對‘洋’‘土’的厚此薄彼只是一種表現而已。科學是積累，尤其是基礎科學那需要大量的積累，一個諾貝爾獎後面有無數的墊背的。中國科學要大發展要有後勁要與我們這樣的大國相稱，需要一大批人踏踏實實潛心做學問，需要一個大的科學團隊。這就需要好的用人機制，好的學術氛圍。”

土博士E：“國家把這筆錢用在這事上就是一大進步。”

E君是我採訪的最年輕的土博士，1999年才出博士後站，我是在電話里與他交談的。聽得出來，他很明朗，很樂觀。“百人計劃、長江學者這樣的事，我認為是很好的。國家把這筆錢撥出來用到這件事上，就是進了一大步。當然了，外來的和尚總是好念經些。我們學校引進的長江學者，大部分有較高的科研成績，但是大部分好像是‘兩肩挑’的。就是他還保留在國外大學或研究室的職位，每年回來一些時間，比如放假什麼的。這也難怪，在國外獲得一個這樣的職位並不是很容易。國外的大學是這樣的：如果你獲得副教授的職稱，你就是終身制的，人家不管你今年出不出成果，明年出不出成果，人家既然聘了你，就是認定了你是人才，總有一天會出成果。但是，如果我們多選擇一些能長期在國內工作的學者，是否要更好些？”

洋博士F：“我回來後最在意軟環境。”

F君是我採訪的第一個洋博士，也是我採訪的幾個洋博士中回來最早的一個，1991年回國。問到國內的科研環境與他回國前的預期差距大不大，他說，“挺好的了，有獨立的辦公室，特別是近來，可以方便地進行網絡查詢，到國外有關網站查詢到業內的最新信息，這是自然基金委的同志做的好事。”

“您回國時沒有特殊的優惠條件嗎？”“沒什麼吧，那時真沒什麼。”

“那麼您知道現在吸引學者回國的優惠政策嗎？”

“知道一些吧。但我認為這並無太大的作用。事實上，國外的人決定回國不回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孩子等等，很複雜。回來的，不見得就是衝着你這錢回來的。200萬等等的條件，如果真能吸引回來高手，也讓人口服心服，問題是吸引回來的並不常常是高手。過猶不及，有些做法無形中是把人從國內往國外轟。應該一視同仁。”他特別鄭重地說。

“那麼您決定回國的因素是什麼呢？”“要聽面上的話還是聽真話？”“當然是真話。”“還是認為在國內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吧。你在國外就要認同國外的價值標準，而國外的社會關係非常簡單，心裡常常有孤家寡人的感覺。不管怎麼說，看《紅樓夢》長大的與看《紅與黑》長大的總有許多難於溝通之處。”

“其實我回來後最在意的不是硬件，而是軟環境。國內外軟環境上的差距對科研影響很大。你每天都很忙，忙完後卻不知都忙了些什麼。我的太太比我晚回來幾年，她就去了民營企業，去了中關村科技園區。我覺得以後回國人員去民營企業或許會是一個趨勢。國營單位因體制上的原因缺乏競爭力，真想吸引人才，最需要往這方面着手。”

洋博士G：“回不回來是很個人的問題。”

G先生1998年回國，他的專業是我國較薄弱的，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差很大的專業。“回國是為了個人的成就感吧，國內這個專業人才缺乏。國外做同樣的事，人家並不會特別看重，而在國內，也許對整個國家都有意義。”談到吸引國外人才的優惠政策，他說：“回不回來是很個人的問題，有方方面面的考慮。對於原來想回來的，有促進的作用，對於原本並不想回來的，就沒有什麼作用了。”

洋博士H：“關鍵在於你這個人的能力怎麼樣。”

H君1996年回國，他獲得的成就、榮譽和待遇，即便在歸國的洋博士中，也算得是佼佼者。他說，“對於國內的科技界，認為作為整體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是重要的。百人計劃是我熟悉的，總的來說應該肯定多一些。獲得了很多成果，還是相當不錯的，有一大部分項目都是卓有成效的。”

“那麼你怎麼看‘土博士’不能入圍‘百人計劃’這一點呢？”

“並不是‘土博士’不能入圍，”他糾正我，“真正‘洋博士’承擔項目的並不多，還是在國內完成博士學業，也即你說的‘土博士’，又在國外待過兩年或兩年以上的承擔的多一些。對於這一條，我也不太贊成，我認為國內的人也可以做，關鍵並不在於你是否去國外待過兩年，關鍵在於你這個人能力怎麼樣，你幹得怎麼樣。”

“當然拿這個錢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對這個我這樣說過，我說你記的都是正的，不記負的；走的人你就不算了，來了又走的你也不算了。來了又走的其實也不少，真正能幹的他在乎的是好不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總之我認為，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上面制定政策時，先聽下面多一些要好一點。”

洋博士I：“洋博士與土博士應該說是各有優勢。”

I君是知情人隆重地推薦給我的，據介紹他在國外的時候就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現在也是有關學術界知名人才。“在國外讀完博士，博士後，1993年回國。”他自我介紹。“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實際上給大家的感覺從國外回來的人確實有優越條件。我對我的學生就不諱言，我對他們說，將來想在國內好好工作，一定要先出國，一是長見識，鍛煉做事的方式方法；二是鍍鍍金，不公平確實是存在的。”“其實在競爭的基礎上，在國內與在國外就不能平等，或者說相等。在國外有好的實驗室，好的工作條件，做起事來要容易得多，相對發文章也更容易。同樣一個工作，如果你在國外，你的論文就能發到更好的刊物上去，這個我們有親身體會，在國外發文章確實比較容易。或者這樣說，付出同樣的努力，在國外的人好像獲得的成就要更多一些。”“但是在外面鍛煉過的人見識會多一些。就比如農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你能說誰的能力更強？你無法說。但你能說城市的孩子要見多識廣一些。”“我認為，洋博士與土博士應該說是各有優勢，應當讓他們處在平等的競爭條件下。活不是一個人干成的，重要的是一個隊伍。”“百人計劃我聽到過一些說法。據說前期進行得比較嚴格，後來有些偏。這涉及到單位的利益，如果你引進十個人，就有2000萬的進項，於是有的也就不管引進的人是否適合了。”“我也不太同意一回來就給個教授、博導。人家送你的，也沒有成就感，自己奮鬥得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你可能吸引來一個人，但你可能就氣跑了一班人。人才的重要性是越來越被認識了，這是好事。但是怎樣吸引人才？怎樣讓人才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制定的政策應該有一個連續性和整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