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能“大躍進”嗎？

“新華視點”記者張嚴平　　

　　近期發生的北大教授王銘銘“抄襲事件”令全國學術界愕然。

　　“學術腐敗”，生了即打，打了又生，愈生愈旺，連北京大學都不能倖免，根源在哪？

　　在“王銘銘事件”沸沸揚揚之後，中國學術界人士痛定思痛，開始了理性而深刻地思索。記者近日採訪到多位學者，他們一致認為，“學術腐敗”毫無疑問與學術隊伍的本身素質有關，個人道德修養與自我約束的“滑坡”是導致這一腐敗的內在原因。但是，同時不容迴避的是，學術界一段時間以來的浮躁、浮誇的“大躍進”式的風氣，亦是導致“學術腐敗”和不良學風的重要外部原因。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葛劍雄認為，儘管學界和教育界一些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了關於中國學術發展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可能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問題的嚴重性，但大多數人卻沒有正視它。由於浮躁、浮誇的“大躍進”式的主觀願望不僅滿足了現實的需要，也造成了大批既得與將得利益者，所以在明知做不到的情況下也會搞得轟轟烈烈。在這種潮流面前，能不受影響的人不是絕無僅有，也只能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的風氣如何端正得了？

　　近幾年來，眾多大專院校的大門口換牌子算是一道風景了。專科都要升學院，學院都要改大學，改了大學還要辦綜合型，一所大學中又要設置大量的學院、研究院、中心。葛劍雄教授說，本來這些都是教育事業發展的自然結果，現在卻恨不得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麼，只要換塊牌子。短期內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標準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虛作假就在所難免了。博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授予點、博士生和碩士生導師的資格評定，曾是國務院學科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的專利，以後逐步下放，如今除了博士學位授予點外，其餘都能由重點大學或地方教委自行評定了。葛教授認為，這些本來都是研究生教學事業發展的正常趨勢，授予點和導師資格也只是一種工作安排，但實際上早已成為一個單位、一個地區水平高低、實力強弱的指標，成為一種新的職稱，連學科評議組成員的身份也成了招聘人才時的一項條件。於是“實現博士點、碩士點零的突破”、增加多少博士點的目標進入了黨政領導的計劃和人大、政協的提案。我們還是一個高等教育相當落後的國家，但這些年來我們的教授數量增長之快卻是許多發達國家望塵莫及的。葛劍雄分析道，由於實際上已成為終身制的職稱亦是各種待遇的同義詞，一旦教授到手，工資、住房、津貼、醫療、甚至各種領導崗位都可以隨之而來，職稱自然成為大學教師資歷的標準，並成為校外各種各樣的人等追逐的目標，上至省部級黨政要人、大企業經理廠長，下至鄉鎮官員、青年職員，無不爭過學歷的獨木橋，學術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職稱評定，使職稱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地位貶值，也助長了不良學風的蔓延。

　　據說是為了提高科研水平，目前無論何種高校晉升職稱時一律強調要有論文和研究著作，受此推導，甚至已有幼兒園要求老師評職稱時必須提交學術論文之事，令人啼笑皆非。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提出，學界同樣存在“生態平衡”問題，必須“退耕還林（草）”。學校的主要功能是傳授知識，能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當然更好，但不能成為硬性指標。研究型大學的教授必須有專業著作，至於社區學院或專科學校的教師，則應該主要考核其教學效果。不同類型的學校分流發展，對於教師也應該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部要求論文及著述，是不合適的。楊玉聖說，這種“全民搞學術”的做法違背了科學的發展規律，最後結果只能像50年代大煉鋼鐵那樣，出一堆廢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普遍急於求成，追求短期效應；學術評價中的量化管理等等，都已經在學術界凸顯出越來越深的弊端。

　　許多學界人士感到，面對學術界的不良學風和腐敗現象，大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時，往往會感到無能為力，或者言行不一，剛才還在斥責某種行為為學術腐敗，現在卻要如法炮製。葛劍雄說，如果我們能實事求是地估價我們的學術界和教育界現有的水平和發展潛力，去掉浮躁浮誇的心態，不要急於求成，不搞學術“大躍進”，講求實效，至少能為學風的端正和學術腐敗的消除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剛剛卸任的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系教授何芳川認為，我們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文精神和人文學養，知識經濟在沒有人文精神和學養底蘊的時候，很容易出很多毛病，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整個社會來關心。中國有句老話，欲速則不達。事物的發展是有其自身規律的，特別是學術的發展和學術人才的培養，它們有一個積累漸進的過程，絕不是靠大干快上而能“大躍進”的。相反，只有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不尚虛名、埋頭苦幹，才最終能把中國的學術引向真正的發展與繁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