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學生和優秀的教師，是大學最大的財富和資本。各大學千方百計地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和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是大學競爭的常態。斯坦福大學教授馬丁·卡諾依在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發表演講時說，這麼多年來，他之所以願意呆在斯坦福大學，就是因為這裡有非常優秀的學生，教他們是非常大的樂趣。很顯然，優秀的教師和優秀的學生，是互相吸引的兩個磁極，他們之間的教學相長，構成了大學校園最動人的風景線。

除了一流的設備，一流的師資，獎學金制度也是西方大學爭取優秀學生的一個重要手段。卡洛依教授有一個實際的例子：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學教育系，從大學排名上看，位居第一，哈佛大學名列第三。可是哈佛大學還是搶走了斯坦福大學不少好學生，因為哈佛給這些學生提供5000美元的獎學金。斯坦福大學90％的學生也都可以得到各種類型的資助或獎學金。據悉，在美國，衡量一個好大學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給學生獎學生的數量。普林斯頓在這方面最富有，甚至取消了學生貸款，全部代之以獎學金，並因此在大學排名中頻頻領先，給哈佛、耶魯巨大的壓力。獎學金的覆蓋面和數量多少，成為衡量一個好大學的重要標準之一，是有其內在的道理的。至少在同類學校中，不同的獎學金影響甚至左右着優秀學子特別是貧寒學子的選擇。

雖然有證據表明，近一百年來，頂尖大學的排名順序差不多。卡洛依教授說，像哈佛、劍橋這樣的大學是不怕排名的，也不怕沒有領導地位。“只要能吸引到最好的學生和優秀的老師，我們就不害怕。”但是一方面，獎學金制度已經成為西方大學教育的基本傳統，大學被視為實現社會公平、公正、拓展和疏通普通民眾上升渠道、實現社會各階層自由順暢流動的最重要手段，各大學特別是那些最優秀的大學，早已實現了對這種社會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流大學，也是百舸爭流，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形成壟斷地位，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力量相當，競爭激烈，誰要是放棄對學生的責任，特別是放棄對優秀貧寒學子的“扶弱助貧”責任，無形中就等於把最優秀的大學資本拱手讓給了別人。在傳統和現實的雙重壓力下，誰要是放棄大學獎學金這個責任擔當，誰就會在大學這個江湖中失去社會的尊重，也失去其應有的地位。不僅如此，着重考慮學生的利益，已經成為西方一流大學重要的學術戰略。8月6日上午，牛津大學第一副校長威廉姆.D.克米倫教授以牛津大學為個案，闡述了“21世紀大學的學術戰略”。他提出，制定學術戰略，要着眼於整個牛津大學，並要充分考慮牛津大學學院制的特點。同時，要考慮相關的利益群體，如某些公共部門，包括英格蘭高等教育投資委員會、教育部、財政部等；還要考慮提供研究資助的私有機構和慈善機構的利益；最為重要的，是要考慮學生的利益，而且不能忽視公眾的要求（《中國青年報》8月9日）。

今日國內大學在這方面的責任擔當，可能不及人家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不說獎學金的覆蓋率和額度，即使是基本上由學生個人完全承擔責任的貸學金，大學也不太願意為學生分憂一二。新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出台後，學校要出資建立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專項基金，一些公立大學校長就首先站出來反對（見8月7日《新京報》）。

國內大學為何缺乏獎學金壓力，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它直接關繫到大學的使命。以我的一管之見，我認為它至少和三個方面的原因息息相關：

一是現有大學投資體制形成了極少數高校壟斷優秀生源的局面。國家過度向強校傾斜投資，造成了大學教育的“馬太效應”，這種情況下，即使相關名校內部積弊和腐敗叢生，仍能吸引一流的學生。因為全國範圍內找不到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每年，幾乎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都被清華、北大網羅一空。

二是大學質量與學費不成正比。學費不是市場競爭出來的“市場價”，而是由教育行政部門統一確定收費標準的“計劃價”，國內一流大學和三四流大學的收費標準不相上下，導致三四流大學賺得盆滿缽溢，一流大學卻拿不出足夠的獎學金。不同大學的教育成本是各不相同的。一流大學應該一手多收學費，另一隻手從中拿出更多的贏餘給優秀貧寒學子發放獎學金。而政府則應該少向一流大學撥款，因為他們的自我生存能力比其它學校強。

三是國家壟斷了學位資源，統一分配招生名額，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下的大學自我確定招生名額。更有甚者，民辦大學既不能直接參與第一批院校的錄取，也不能進入統一的大學管理標準（《中國青年報》8月9日），不僅與一流的學生根本無緣，而且基本上與學位也無緣。

即使他們願意開出高額獎學金，也吸引不到第一流的生源，從而不可能對公辦高校形成獎學金方面的競爭壓力。

2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