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在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首次就甘德懷考博事件作出回應，他說，“甘德懷事件”應由北京大學法學院處理，校方行政部門沒有介入的想法。閔維方介紹，博士培養是北京大學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北京大學有199個博士專業，作為一個學校，不可能處理每一個具體事件，而且作為博士考試，法學專家要比行政人員更能決定哪個考生更有水平。他說，筆試與面試同等重要，筆試固不可少，但是不能單純憑藉筆試的成績錄取，有些情況必須當面了解，面試時，導師可以看出學生的口才、性格和情商等。他表示，學院招生屬於學術性的問題，對於專業性很強的法律問題，應由法學院處理，行政管理人員對此不會過多行政干預（《新京報》8月5日）。

這樣的回應，恐怕不能令人滿意。

現在，綜合各方的報道我們基本上可以理清“甘德懷事件”的來龍去脈。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在招收本屆博士生過程中，來自河海大學的甘德懷筆試第一，且惟一一個通過筆試。在這種情況下，北大法學院將面試資格的筆試成績下調，錄取了初試成績第二、第三名的兩位北大畢業生，同時另有一個名額，則未經筆試和面試，直接給了北大法學院副院長龔文東。

如果這種情況屬實，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此次招生就存在明顯的程序不公正。把這樣的程序不公正歸結為“學術性問題”、“專業性很強的法律問題”，是不能服人的。它不僅令人對北大的學術公正抱着懷疑，更讓人清晰地看到，中國大學學位頒發，特別是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學位頒發中的“所有者缺席”問題，已經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

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學位資源是由國家高度壟斷的。大學招生從本科到博士的錄取名額、收費標準乃至學校教職員工的職稱名額，都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統一分配。而民辦大學既不能直接參與第一批院校的錄取，也不能進入統一的大學管理標準，甚至不能給學生直接頒發學位，民辦大學生通常只能通過自考獲得學位。本科、專科階段的錄取還有基本的分數線維持起碼的公正，到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錄取階段，導師的自由裁量權就越來越大，而這種自由裁量權，又絲毫不危及導師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即使其招生的學生素質低劣，什麼成果也不出，那些教授、博導的地位也絲毫不受影響。這種情形，跟國企的“所有者缺席”完全一樣。儘管大學、教授們口口聲聲學術學術，但在過於強大的金錢、美色、權力、關係面前，所有的學術、道德、良知、規則都隨時有轟然坍塌的可能。在這方面，所謂的“學術人”知識人並不比任何人具有道德自律上的優越性。

與國企不同的是，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受到各種各樣的嚴格限制，除了國企的直接監管機構，在企業之外，有紀檢、監察、司法等對國企實行各種各樣的監督和制約；而碩士博士的招生過程和學位授予過程，卻可以不受任何制約和監督！也就是說，在碩士博士的招生和學位授予過程中，所有者幾乎完全徹底地缺席，甚至法律也無從插手監管！以“學院招生屬於學術性的問題”為理由，間接為招生腐敗辯護，等於以國企的“經營自主權”為由，為國企管理人員的監守自盜辯護。可是，在國企，那樣做一定會引來千夫所指，在大學，卻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亦可見大學碩士博士一類的招生，腐敗也許都已經成為“正常”的常態了？君不見，這幾年，全國各大學招收了多少在職碩士、在職博士，因為強調幹部的高學歷，不出幾年，如今想走仕途的青年，哪一個沒有博士學位？而那些頭頂烏紗帽的官員，哪幾個頭上沒有一頂博士帽？原本代表學術水平的博士帽，如今代表了什麼？

北大199個博士專業都監督不過來也不想監督，全國無數博士點碩士點就更無法監督了。因為“學術”的衡量的確很難，不像國企的資產可以量化。因此，破解博士碩士招生腐敗的難題（我不說它是“學術腐敗”，因為在高度壟斷的情形下，許多博士碩士離“學術”早已經十萬八千里，它只是成為了某些職業的“行業准入資格”），我想還是要從打破學位壟斷做起。資源過分集中在國家手上，實際卻是所有者缺席，監控無法進行，腐敗就成為必然。高等教育是不應該由政府包辦的。作為政府，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義務教育上，而高等教育則應該主要交給社會，還給民間。國家設立部分公立學校保護窮人的受教育權利。鼓勵社會和外國投資中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把教授評定、學位授予等等權利都還給大學本身，公立、私立、教會大學一視同仁，權利平等。

20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