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倫不類的“知識創新工程”

從字面上看，“知識創新”這個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這裡，“知識”和“創新”是什麼關係呢？是要把知識創新，還是要利用知識搞創新？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就是學理不通。如果是後者，則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知識可以增加，可以創造，但卻不可以創新。其次，這個“創新”的涵義是什麼？是指原創性的科學發現？還是指具有新意的技術發明？可以說，這兩種“創新”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後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即“增加知識”或“創造知識”，而invention則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據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識創新”這個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國家很少有人把這兩個單詞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識的創新)。所以說，“知識創新”應該是一個技術學概念，是指知識的應用，應該叫“技術創新”。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給這個項目起這麼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呢？顯然，這是為了迎合江總書記的那個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個國家的“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編亂造名詞概念，可見他們的素質處在什麼水平。

其次，“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概念不清，而且名實不符。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解釋，“‘知識創新工程’的總目標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具有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效運行的國家知識創新系統及運行機制，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國家知識創新基地，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形成不斷取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環境，為使我國知識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力爭我國被《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科學論文總數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10名做出貢獻。” (李春芳：知識創新工程百問)。這裡雖然沒有說明“知識創新”的涵義到底是什麼，但很顯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實際上，“中科院在國家研究與開發機構基礎研究經費中的份額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礎研究經費的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而根據前面的分析，基礎研究顯然不應該包含在“知識創新工程”之內的。所以，“知識創新工程”是中國科學院搞的“偷梁換柱”之計。

第三，根據《中國科學院章程》第六條，“中國科學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發揮國家知識創新體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識創新”，“知識創新”是它的本職工作。既然如此，它搞這麼個“知識創新工程”就顯得師出無名了。這就好象是說，國家開辦科學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學研究，而這個科學院卻提出了一個“科學研究工程”一樣那麼荒唐可笑。難道中國的工人也應該搞一個“打工工程” 、農民搞一個“打糧工程” 、軍人搞一個“打仗工程” 不成？

其實，“知識創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錢，要一大筆錢。果然，僅僅是這個工程的三年試點期間，朱鎔基總理就撥給中科院5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國科學院的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為23.5億元，比上年增加近50%。這筆錢，主要是通過這個“工程”得到的。(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在“十五”期間，這個工程又為中科院釣到了10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員”總數不到兩萬五千人，這相當於每人平均“創新”經費超過40萬元人民幣，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經費則是這個數字的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麼，六年之後，“知識創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麼樣呢？2003年，《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評價中科院某所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體制改革情況。該文的作者是這樣評價的：“A 所沒有觸及科技體制的結構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難點、迴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達試圖掩蓋的是改革中必然的衝突，同時失去了科學家職業倫理重建的機遇。改革為了創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傳統的、沒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當權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發的科研組織結構性錯亂、人員行為失范、利益主體驅動、道德弱化、官僚強制，並不能帶來美國式的科研組織，相反它承擔較大的改革風險，所以會發生不斷改革的現象。”(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也就是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國科學院越變越糟。

上面那個中科院“A所”並不是一個孤例。1994年，中科院開始實施所謂的“百人計劃”，其內容是“到20世紀末從國內外吸引百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可是，隨着“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這個“百人計劃”幾乎變成了“千人計劃”，目前入選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階段，把“百人計劃”的規模擴大成“在3年內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傑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識創新工程”全面實施，這個計劃再次調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國內引進30名優秀人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簡介)。他們為什麼要大批從國外引進“人才”呢？因為靠他們自身的力量，中國科學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設定的三個“前十名”目標。引進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們發SCI文章，好對這個工程有個交代。但是，就象中國的院士水平隨着人數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樣，“百人計劃”也隨着“擴招”很快就變了味，很多學術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過人際關係，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就沒有履行“百人計劃”中所規定的義務，但卻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資源。這導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發。(李虎軍 ：“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

面對“百人計劃”的徹底失敗，中國科學院並不在乎。反正他們有花不完的錢，用不盡的時間，和層出不窮的花樣，而他們根本就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不，就在2004年，他們又推出了一個“愛因斯坦計劃”：要培養“科技將帥人才”。(孫自法：培養大師級科學家 中科院啟動“愛因斯坦計劃”)。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後，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餅鋪培養世界一流飯店管理大師一樣荒唐可笑。

總之，“知識創新工程”自始至終都反映出了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的素質問題：知識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以及學術素質都低得到了驚人的程度。用荒謬的理由來爭取政府撥款，這是中國學術界整體素質低下的最明顯標誌。而“百人計劃”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變質又充分說明了學術腐敗與學術水平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中科院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太差，所以他們要花錢請“外人”給他們打工。實際上，我完全可以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它反而使學術腐敗愈演愈烈。“知識創新工程”的唯一創新之處就是，它把中國的學術腐敗傳播到了海外華人學術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