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阿房宮賦

朱雨心

《阿房宮賦》是唐代著名詩人杜牧創作的一篇散文，遣詞用字無比華美，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古文之一，也是入選中學語文課的古文之一。然而，《阿房宮賦》的膾炙人口與入選中學語文課，主要地還不是因為它的文字的華美與對阿房宮的描述，而是因為它最後一段中表達的政治見解。這也是杜牧寫《阿房宮賦》的主要目的。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然而，杜牧的見解是錯誤的。六國被秦滅，主要是因為秦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並不取決於六國是否“愛其人”。不論六國是否“愛其人”，只要六國的軍隊不能擊敗秦國的軍隊，六國就會被秦滅亡。六國中最先滅亡的韓國，國力更本無法與秦國抗衡，怎麼個“愛其人，則足以拒秦”？杜牧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趙、魏兩國也難以與秦國抗衡。即使三晉（趙、魏、韓）聯合都嫌不足。只有六國聯合，或者至少要三晉聯齊，或者三晉聯楚，才有“足以拒秦”的可能。可是，六國聯合，同心同德，長期維持，那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六國是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等到了秦始皇當政時，六國已經難以抵禦秦國了，不論是否“愛其人”，都一樣難以抵禦秦國。那麼，秦國強大，六國弱小的局面，是不是六國以前不“愛其人”造成的呢？如果六國很早就一直“愛其人”是否就會變得強大到足以拒秦呢？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六國恰恰是因為“愛其人”才沒有象秦國那樣強大起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六國恰恰是因為“愛其人” 才不“足以拒秦“。

秦國由商鞅變法而強。然而，商鞅變法重刑輕賞，以政府高壓，嚴格管制百姓，充分挖掘民力，無所不用其極。百姓的負擔變得更重。百姓的自由被極大地剝奪。商業活動、學術活動、文化娛樂活動都遭到禁止。社會活動也受到限制。老百姓出遠門都必須要政府開證明。簡單地講，商鞅變法就是要求百姓，除了耕戰，其它的事一概都不要做。“入使民盡力，出使民致死”（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對外讓民眾拼死作戰）《商君書·算地》。國家被造就成一座萬眾一心，步調一致的大軍營。秦國固然強大，然而百姓無幸福可言。商鞅變法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反動的。六國沒有效仿秦國的變法，多少是因為商鞅變法，優劣參半，多少是因為六國“愛其人”，不願意將百姓管制、驅使到秦國那樣的程度。三晉儘管長期受秦國襲擾，百姓困苦，但是三晉的百姓並不嚮往秦國。因為，在三晉百姓的眼裡，秦國百姓的生活，毫無令人羨慕之處。

在冷兵器時代，打仗是靠“人力”殺敵。打仗要取勝，除了將領正確指揮外，主要靠士兵拼命。秦國軍事力量之所以強大，除了將領正確指揮外，無非是有了一套驅使士兵拼命的方法，無非是迫之以嚴刑，誘之以厚利，愚之以邪說，與什麼“愛其人”毫不相干。

當然，六國並非沒有拒秦的可能，但是與什麼“愛其人”沒有什麼關係。譬如，六國如果有傑出的軍事將領，就有可能拒秦。這個，首先是要客觀上有那樣的人才，其次，是國君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發掘、培養。也許六國不缺人才，但是國君不會用。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這是國君的能力的問題，與國君的道德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與什麼“愛其人”也沒有什麼關係。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這話說的有點似是而非。當時已經是“六王畢，四海一”，只有秦國了，那麼，“族秦者”，自然只有是“秦也”，而秦就是天下。當然，杜牧這裡的“秦”，是狹義的“秦”，指的是：皇帝，朝廷，政府，或老秦國。在秦與天下這兩者之間，秦是居主導地位的一方，所以，秦的滅亡只能歸咎於秦。杜牧的話有點廢話。至於客觀上秦是否本來就難以維持，現在無法推斷。我們只能假設：倘若秦庭的措施都得當，那麼“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一個難度非常之大的事，絕不是靠抽象的“復愛六國之人”就能夠辦到的。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能辦到。

今天各現代“民主”國家，長的也不過就是二、三百年歷史，短的不過就是百把年歷史，眼看都在走向沒落，能再挺過一百年就不錯了，並不會比中國古代的帝制王朝強多少。有一點也是可以肯定：最後國家的滅亡，一定不是因為不“愛其人”。象美國這樣，哪一天印鈔票不靈了，只怕立刻就要滅亡。我推測：這些“民主”國家恰恰會是因為“愛其人”而滅亡。正是因為“愛其人”，使得社會垃圾、人類渣滓無法清除，越積越多，一方面使得國家競爭能力下降，社會產生衰退，另一方面使得國家的負擔越來越重，等過了那個臨界點，社會失去平衡，非人力所再能挽回，直至滅亡。

只有日本可以說是差不多辦到了。日本所謂“萬世一系”，從來就沒有改朝換代。日本的國歌《君之代》，出自一千年前的一首古詩，歌中唱道：“君王的時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砂礫變成岩石，岩石上長滿青苔”。然而，日本的 “萬世一系”，主要是因為“不生不滅”。因為君王不起什麼作用，幾乎等於沒有君王，所以也就沒有君王之滅。與什麼“愛其人”不相干。

杜牧應該也讀了不少書了，不會不知道這個歷史，為什麼還會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呢？因為，識字分子有道德追求，所以很容易墮入偽道德的陷阱。長期以來，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什麼“君輕民重”之類的偽道德教條對中國的識字分子毒害很深。所以，長期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了一個非常壞的習慣：以道德判斷取代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不是認真、嚴格地去分析問題，從而提出具體可操作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閉着眼睛念經：得民心者得天下。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杜牧說是因為“寶曆（皇帝）大起宮室, 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當時的國家面臨很多問題，包括：政治腐敗，藩鎮跋扈，吐蕃（西藏）、南詔（雲南）、回鶻（河西）軍等外軍入侵。那麼，假如皇帝不蓋房子，不玩女人，是否就因此而能解決當時的國家面臨很多問題呢？還是不能的呀。這是兩碼子幾乎不相關的事。治理國家，是個技術問題，不是個道德問題。不是統治者有了美好的願望，就能保證治理好國家。不是什麼“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追究統治者的主觀願望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統治者都是希望國泰民安的，統治者都是愛民的 （或許有個別神經不正常或心理變態的除外）。象杜牧那樣的說法，基本上是一種偽道德的高調，既沒有理論上的說服力，也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不但對國家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是擾亂視聽，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分析、和解決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從歷史的經驗看，國家的滅亡，幾乎都不是因為皇帝蓋房子，玩女人造成的。秦國的滅亡，也不是因為阿房宮。

許多人，尤其是文人，思想方法往往容易犯一個錯誤，那就是：以自己的審美觀來代替客觀規律。簡單的講，就是不自覺地認為：“好”的，是應該發生的；“壞”的，是不應該發生的。他們常常把這種主觀願望當作客觀規律。這是非常錯誤的。客觀規律不是跟着我們的審美觀走的。一個國家不是有了“好”政府、“好”皇帝，就能夠長存不滅的。我們必須不受我們的審美觀的誤導，事實求是地分析歷史事件，是什麼結論就是什麼結論。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審美觀建立在事實與客觀規律的基礎上，而不是歪曲事實來適應我們的審美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歷史經驗中增長知識。杜牧的《阿房宮賦》，不顧歷史事實，僅憑自己的審美觀憑空臆想，這種學風、文風，非常不可取。我們應該引以為戒，而不是效仿。

我們比杜牧多一千一百餘年的歷史經驗。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認識，應該遠遠超過杜牧。我們不應該被《阿房宮賦》所局限。我們不應該再重複杜牧的錯誤。《阿房宮賦》與《曹劌論戰》從語文上講，都是很好的文章， 但是，從思想意識上講，都是非常不好的，是自古以來毒害中國知識分子的兩株大毒草。《阿房宮賦》與《曹劌論戰》入選中學語文課，本身是無可厚非的。“然而，語文範圍之外的東西並不值得我們欣賞。許多超出語文範圍的讚美，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我們不能要求：文章沒有錯誤，才能入選中學語文課。若那樣的話，那就不是中學語文課本，而是教徒的經書了。但是，我們不應該重複古人的錯誤，不能把錯誤的東西，當作正確的東西來讚美，從而誤導學生。應該向學生指出錯誤，並解釋清楚。倘若有些錯誤，不適合、或難以向中學生解釋清楚的，那麼，那些文章就不要入選中學語文課。”（《論曹劌論戰》）。

朱雨心   12/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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