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是不倫不類的話，那麼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實在是讓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識創新工程”的名稱雖然荒謬，但在這個名稱的下面還是有些內容的。更為難得的是，這個工程是由中國科學院自己主動提出來的，說明他們多少還是有些“創意”的。可“985工程”上馬的唯一根據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一句話：“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於是乎，中國的“若干所”大學，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腳一樣，迷迷登登地拔腿就開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後，他們才發現，自己追趕的“世界一流大學”就如同水中月，鏡中花，看得見，但摸不着。也就是說，中國頂尖大學的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口出狂言：北大和清華先後宣布要在“985工程”實施後15-18年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大學才能夠稱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呢？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之後，歸納出了九個基本特徵。根據對一些“量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他們認為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間，“預計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可能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劉念才等：我國名牌大學離世界一流有多遠)。

其實，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劉念才等人自己實際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學分成了兩類，一類是20所“世界頂尖大學”，其餘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學”。所以說，這個“世界一流大學”實際上應該叫做“世界二流大學”。即使按照劉念才等人的說法，100所學校算一個等級，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學，他們憑什麼能夠在不到20年的時間超過目前在他們前面的100多所大學，進入前100名呢？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別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別人發展得快。顯然，指望別人倒退不僅沒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的大學想要進入一流，就必須自己有比別人發展得快的絕活兒。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在這方面是一無所有。劉念才等人做出那個“預計”的主要依據就是，“國家對大學的直接投入和競爭性的基金投入將不斷提高”。而金錢對大學發展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非常不確定的，在中國，可以說它的壞處比好處要大得多。前面討論到的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學”研究雖然幼稚，但其作學問的態度還算是認真的。如果與北大清華的校長和書記們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壯語相比，還可以說有相當濃郁的學術氣息。看看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華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的：“要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科學研究中要正確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研究關係；師資隊伍建設中處理好尖子人才與團隊關係；以及學校管理體制上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等等。總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正確處理共性與個性問題，那種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與辦學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適的。”(左春明、周月紅：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學跨越)。我曾評論說，“這哪是在辦世界一流大學，倒象是在辦中國一流黨校。”(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也許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怎麼就行不通呢？有什麼不合適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呢？王院士難道沒有發現其中邏輯的荒謬嗎？所以，清華大學心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完全是自製的，因此實際上是根本就沒有標準。

與清華大學的“中國特色”相比，北京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具有明顯的“鄉土氣息”，你甚至可以說它是土得掉渣兒。根據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世界一流大學”不過如此而已：“如果我們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國家集中的、高強度的支持下，採取正確的學科發展戰略，把81個國家級重點學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進到世界前沿，那就應基本實現了目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頓也好，也不是什麼學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學科是居於世界一流的。……這就是我們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的核心”。(閔維方：在2003年北京大學校友工作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我不知道北京大學總共有多少個學科，也不知道閔書記所謂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麼，更不知道是誰把卡耐基·梅隆大學封為世界一流大學。但我知道，這樣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實際上，這樣的“辦學思想”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有“思想”，這樣的“辦學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麼“理念”。(關於大學理念，下面有詳細討論)。

也許是對中國高教界“創建一流”的愚昧、混亂局面不滿，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前校長、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監楊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的說法。“大樓”、“大師”之說，早已有之，它們來自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大學者，乃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而“大愛”之說，據稱是楊院士的首創。那麼，什麼是“大愛”呢？“讓人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營造一個以人為本的氛圍，這就是大愛”。為了具體說明“大愛”的含義，楊院士還舉出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國數學家納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經是“大師”級的學者了。後來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頓大學仍舊寬容地讓他在那裡生活了30年，給予他巨大的愛護。最後，納什恢復了健康，並且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成了超級大師。(鄧琮琮：楊福家：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

楊院士的“大愛”說甫一問世，就受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極大關注。一時間，許多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都紛紛表態，要用“大愛”培養大師，通過培養大師建造世界一流大學。有人高興地說，“如果有了大樓、大師、大愛，那麼我們心儀已久的、‘眾里尋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學，也許就‘驀然回首’，‘正在燈火闌珊處’了。”(陳魯民：教師節隨想：大樓·大師·大愛)。

建立一流大學有這麼容易嗎？這個從大愛到大師到一流大學的公式是可行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在一流大學集中的美國沒有人總結出這條規律？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二流、三流大學，甚至四流、五流大學？實際上，在美國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大愛”。美國大學終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優渥條件，是他們經過幾十年的鬥爭爭取來的。而對那些尚未得到終身教職的大學教師來說，他們面臨的競爭是非常殘酷激烈的，“不發表就發臭”(publish or perish)是他們必須遵守的競爭規律。再者說，“大愛”說實際上是把大學教師放在了需要受學校行政當局眷顧的位置，這也與美國大學的治校原則不符。“大學教授就是大學本身”，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萊比(I. I. Rabi)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的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更何況，即使是在美國學術界，能夠成為大師的人終究是少數，而在學術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國，國家要付出多少“大愛”才能夠換來些許幾個大師呢？退一萬步說，僅僅是希冀自己的教師有朝一日可能成為大師而讓他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大愛”，而恰恰是懷有極大私心的風險投資。古人云，“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荊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洪應明：《菜根譚》)。由此可見，楊院士的“大愛”說仍舊是在中國世俗文化的醬缸中打轉。

事實是，普林斯頓大學根本就沒有給納什什麼“大愛”。1964年，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在納什病情出現了轉機、他並且開始重新進行研究工作之際，給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員(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這裡面，納什的朋友從校園內外施加的影響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遲至1989年，當瑞士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派人與納什面談，要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俱樂部坐坐時，納什還問來人：“我能進去嗎？我不是教授。”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納什在普林斯頓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1994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決定納什為獲獎人之一時，納什的“悲慘人生”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在得到獲獎的消息當天，納什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舉行的小型慶祝會上說了三句話，其中兩句是：他希望獲得這個獎項能夠使他的信用等級上升，從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獲獎者應該說他很高興能夠與別人分享這份獎勵，但他卻想要獨得這份獎金，因為他太需要錢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個在“大愛”中生活的人難道能夠這麼悲慘嗎？當然不會。實際上，納什在獲獎時連普林斯頓大學的正式教職都沒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高教界對“大愛”理論的熱烈反響從側面說明，目前國內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來“世界一流大學”的領導們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發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對自己應該如何發展也根本沒有明確的思路。儘管他們在媒體上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從根兒上講，他們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辦學理念”，就是要國家多多地出錢。有了錢，他們可以蓋大樓，可以聘名師，可以多發表SCI論文，然後學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後就成為“世界一流”了。但是，讓我們假設北大和清華可以有無限的資源，假設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師資全部換成哈佛大學的教授，那麼，這樣的北大清華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嗎？當然不會。因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體制、高教政策不變，只要劣勝優敗的選擇機制不變，只要虛偽狡詐的人文環境不變，只要大學校長繼續拿着校長當官做，絕大多數有創造性的學者在中國的大學內都將會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這一點，任何頭腦清醒的學者都應該明白，也不需要我來證明。

所以說，中國目前這個投資已經超過300億元人民幣的“985工程”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糊塗工程：甲方沒有明確目標和指標，乙方沒有明確資格和手段，雙方都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事實是，中國的大學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他們也根本不知道大學的功能是什麼。

總之，中國學術界的兩個跨世紀工程，“知識創新工程”和“985工程”，從上馬到實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國學術界駭人聽聞的低素質：喪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恥地騙取錢財，不懂裝懂地玩弄學問。這兩個工程的實施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支持國家建設，相反，卻消耗了國力，加重了學術腐敗，不僅使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且使中國目前的學術水平與幾十年前也無法相比。(黃俊偉：說過去的教授和現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國高等教育持續滑坡，8成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不滿；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