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又一次地目睹昏庸無能的官員和喪盡天良的學者上演的種種醜劇後，我覺得我腸胃的忍耐力應該是到達一種超然的境界了，然而中國教育部的副部長張大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教育部從來都反對教育產業化！”，還是使我把那天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連同我的胃液一起吐了出來，我試着忍耐，但經過腸胃一陣劇烈的扭動之後，還是禁不住噴薄而出，擊落了一隻在清風中自由飛舞的大蒼蠅。可張大人的話卻還有下文：“堅決反對讓學生住單人宿舍！電話和電視不應該進宿舍！”（經此浩劫，原話已不詳，大意如此），我頓時喉頭一甜，眼前一黑。

夠了，夠了，你們何苦扯着紅褲衩站在高牆上冒充神聖？！你們真的以為在你們的“教育下”我們就如你們一般的白痴？！

教育產業化，在中國就不是一個能夠被混淆和模糊的詞（除非有人故意想混淆和模糊），至少中國點着花花綠綠鈔票的高校校長們是決不含糊的，用老百姓的血汗錢享受了公費教育卻昧了良心的湯敏之流也不會含糊，而從口袋裡掏出皺巴巴血汗錢的我們這些小老百姓也沒有含糊過，別拿紅褲衩遮遮掩掩，一句話，不就是讀大學要多收錢嘛！在中國，教育產業化，不就是讓教育成為一個賺錢的產業嘛？！

而張大人們及其衙門據說也是一貫反對教育產業化的，就在他的反對中，大學的學費水平卻節節上生，從幾百元到現在的平均5000-6000元，以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10倍在增長！學費水平已經達到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60%以上，更是遠遠超過了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這就是張大人們反對的結果。當農村的父母們為子女上學四處告貸無門的時候，當一個又一個家長因為供不起孩子的學費羞憤自盡的時候，當貧困生在人跡漸空的食堂遊蕩企圖尋找殘羹冷炙的時候，張大人說：中國高等教育的學費水平是基本適當的。張大人們反對教育產業化，於是要堅決不允許學生住單間，不允許學生宿舍有電視和電話，莫非這就是張大人的教育產業化？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你不僅是在侮辱你自己的智慧，也在侮辱我們老百姓的智慧！

吹鼓手如湯敏之流，揮舞着紅褲衩，為高校高收費義正詞言地辯護說，高等教育是個人的事，個人為之買單，天公地道。倘若中國的高等教育只培養湯敏之流的禍國害民的東西，個人全部為高教買單倒也罷了，但中國的教育不幸還沒有淪喪到如此地步，還能夠為社會帶來些許經濟學家們稱之為“正的外部性”的東西。因此，即使是高等教育，也應該是個人和社會（國家）共同承擔費用。個人該承擔多少費用呢？據說教育部有規定，個人承擔的教育費用不能夠超過全部教育費用的25%。25%的比例不能夠算高，但關鍵是教育成本如何核算，數着花花綠綠鈔票的校長們，估計對此又是一筆糊塗帳了（當然不糊塗不能夠致富）。對於箇中奧妙，自非我等局外之人可以推測，但是每當我們看着高校中日漸豪華的辦公樓和小汽車，日漸壯大的行政隊伍和後勤隊伍的時候，每當我們看見依舊清苦的教授、簡陋的教研設施的時候，就該明白這些費用的真正來源。

除了高收費，教育產業化的另一個特徵是高校的大肆擴招，既然要產業化，便要有產業化的規模的。教育部及其吹鼓手們手中揮舞的紅褲衩上寫着：普及高等教育，讓更多的人有大學上。如同前面的條條紅褲衩一樣，這頂紅褲衩遠看起來似乎也很美，然而一但走近，卻依然散發着陣真惡臭！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幌子下，儘管學費一年高比一年，然而教學和研究的該善卻無絲毫長進，只見到越來越擁擠的教室，只見到實驗室課變成觀摩課，只見到幾十年前的老教材還在一遍有一遍地被重複，只見到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上述種種，只說明了一個事實，高等教育的真正普及恐非衙門和高校所關心，唯一的目的在於“產業化”和錢。聯想到1998年，一班天才的中國經濟學家們認為可以憑教育來“拉動內需”，或者用我們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變着法兒讓你花錢”，兩相印證，竟是那麼的赤裸裸！

夠了，翻飛的紅褲衩，一百瓶香奈爾都掩飾不了你的惡臭！扯下你臉上自作聰明的紅褲衩，再有一千條也遮不住你的嘴臉。我憤憤地詛咒。

可那紅褲衩還在空中得意的飄揚，我發現有人把它舉得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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